关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之未来发展的一点感想

陶礼天[1]

美丽的祖国，幅员辽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各自不同的文化区域，形成了不同的鲜明的文学地域性特点。今天，我们来到美丽富饶的青海高原，来到祖国西部著名的高等学府青海师范大学，来到美名誉满世界的青海湖边的西宁市，召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对此就有了更加强烈的认识和感知。会议和学会安排，要我代表学会致辞，讲几句话，那么，我首先就在此代表学会向今天莅临会议的青海师范大学和青海省社科联规划办的领导、韩国庆北大学郑羽洛教授、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尤其是辛苦操持这次会议的总主持方丽萍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方老师率领的会务组团队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不畏酷暑，从四面八方赶来出席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既勉为其难要我发言，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就“立足本土，接续传统，放眼世界，开掘创新——关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这个题目说几句，只是一点感想而已。

文学地理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也是我们的重要文化传统，这只要检阅一下中国历代的地方志及其所选录的文学作品，就可以得到说明。文学地理批评，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它也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发生于先秦时期，最初或许仅仅体现为一种有关人地关系的人文地理思想，而这正是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的基础。作为我国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源头《诗经》和《楚辞》的研究，特别是其中历代研究的经典著作，就包含着文学地理思想和文学地理批评内容。

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有“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之说，并以之分析《国风》，直接影响其后郑玄《诗谱》和王逸《楚辞章句》等经典著作。南朝文论家多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首次铸就的评论屈原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论，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文艺理论批评。在六朝以后的中国古代诗话、词话、文话、戏曲与小说理论批评中，文学地理批评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批评意识和批评方法。

祖籍山东琅琊、临沂而生、长于建康（今南京），先在梁朝后又入北齐、北周为官的颜之推（卒于隋初），其对南北方文学的地域差异感受很深，有多方面的论述，在其《音辞》篇中，认识到中国南北方人的声辞音韵不同，与“南方水土和柔”而“北方山川深厚”有关。在《文章》篇提出“文章地理”的概念，他说的文章就是指文学，但他这个“文章地理”的意思，是指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实际地理，他举例批评梁简文帝萧纲《雁门太守行》和梁代诗人萧子晖《陇头水》两首诗歌中的地理书写是不准确的，是错误的。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在《颜氏家训集解》中，认为文学作品这样描写地理是可以的，因为是艺术的想象和夸张，批评颜之推不懂文学的特点。“文学地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包括的。国外在19世纪中叶，欧洲学者率先明确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今天国外尤其欧美和东亚的许多学者，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

文学地理学在今天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中，自1905年梁启超先生提出“文学地理”的学术理念并有初步系统性的论述开始，迄今已经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尤其是我们学会会长曾大兴教授出版的《文学地理学概论》等多部著作，已经初步构建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批评体系。今天在座的许多专家，都是文学地理学和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和学术带头人。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文学研究或直接构建理论与批评角度，对文学地理学和中国文学地理学进行探讨的，已经初步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文学史，包括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研究，要注重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研究，要注重文学的地域性以及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要把地理空间维度与历史的时间维度，共同作为撰写文学史和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

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包括中国古代例如《文心雕龙》这样杰出的著作中丰富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的研究，既要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和研究理念，又要努力回归传统和本土，立足本土，接续传统，这不是复古，也不是简单的走回头路，而是一种必要的“否定之否定”。传统虽然是“回不去”的，但传统一直是在中国文化本土的历史长河中发展着的、开放着的，传统是可以也是应该继承的。

总之，立足本土，接续传统，放眼世界，开掘创新，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之未来发展的瞻望，这将寄希望于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寄希望于参加这次会议硕博论坛的研究生们和更多的有志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青年学子。谢谢大家！祝会议取得预期的成绩！祝各位专家学者与会期间健康愉快！

（本文为笔者在2017年7月底青海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次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发表时略有改动）

[1] 陶礼天，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