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
曾大兴[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蔚然成风。这项研究，不仅仅是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未曾解决的诸多问题，还刷新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初步建构了一个文学地理学学科。早在七年以前，陶礼天就撰文指出：“就当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而言，用一句话概括：已成显学。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框架，确立了文学与地理尤其是与文化地理关系的新的研究视角，‘人地关系’（Man-land Relationship）已经被认可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和立论前提，各种文化地理学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法得以新的综合运用和考量，从而产生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相关研究的各种‘称谓’已趋向于统一到‘文学地理学’的名下。”[2]七年以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又取得了重要进展，“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为接近学科的建成”。[3]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是如何在中国初步建构的？它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是什么？它由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上升为一门学科，原因何在？意义何在？作为一门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新兴学科，它所面临的挑战在哪里？这些都是学术界非常关切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一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
早在1986年，金克木先生就发表了《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指出“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倡导“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他称之为“地域学（Topology）研究”。他为这种研究设想了“四个方面”：一是分布，二是轨迹，三是定点，四是播散。[4]这“四个方面”的设想，虽然彼此之间的层次感和逻辑关联性还有所欠缺，甚至不乏交叉、重复之处，但他所讲的“文艺的地域学”，实际上已包含文学地理学的四大要素：地理环境、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传播，可视为中国学者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最初设想。陈一军指出：“1986年，金克木发表学术随笔《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国大陆学术界从地理空间维度研究文学并谋求建立新学科的实践活动便有意识地展开了。”[5]
在金克木先生发表此文的第二年，袁行霈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此书第三章即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袁先生虽未提及学科方面的设想，但他倡导文学的“地域研究”，并首次归纳了文学地域性的两种表现与文学家地理分布的三种情形，[6]对后来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也是有重要启发的。正如马晶在讲到金、袁二位时所言：“这些学者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要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文学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探究，也就是找出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学本身体现出的地理空间特征。这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思路几乎成为国内对文学地理学学科进行建构的基础。”[7]
一般认为，一门学科的成立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要确定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有学科的基础理论，三是如R.J.约翰斯顿所说的“要有提供该学科专业培训的教育机构”，也就是专业人才的训练平台。[8]其中，第二个条件尤为重要，既是第一个条件的扩充，也是第三个条件的理论准备。30多年来，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主要就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1997年，陶礼天提出了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初步构想。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9]2002年，胡阿祥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构想，他认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文学因子之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可以视作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0]2006年，梅新林也提出了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构想，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1]2008年，邹建军提出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一个新的分支”来建构，指出文学地理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12]2011年，曾大兴提出“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借鉴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各种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描述各种文学现象的地域特点及其差异，揭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13]2012年，杨义提出“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会通之学”，“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14]这些学者的提法和表述虽各有差异，但是已达成三点重要共识：一是主张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构，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视角或方法来运用；二是坚持文学地理学必须以文学为本位，而不是以地理为本位；三是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被确立为文学地理学的科学基础和立论前提，从而明确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2011年11月11日至13日，由夏汉宁、曾大兴发起，在江西南昌召开了“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一届年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广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50余家科研单位及院校的60多位学者一致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议明确了“文学地理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15]。这次会议之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连续召开了六届年会，编辑出版了六辑《文学地理学》年刊，刘扬忠、蒋凡、杨义、朱寿桐、周尚意、戴伟华、曾大兴、刘川鄂、邹建军、杜华平、李仲凡、陈一军等，都曾在该刊发表论文，探讨文学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学科建构问题。与此同时，梅新林、钟仕伦、马晶等人也在国内其他刊物上发文探讨相关问题。[16]
正是在文学界和文化地理学界众多学者的启发、推动和支持之下，2017年3月，曾大兴出版了《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此书虽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一个总结”，但也多方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李仲凡评论说：“《文学地理学概论》作为一部开创性的文学地理学导论性质的著作，涵盖了文学地理学主要的、基本的研究领域”，“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搭建起了基本的框架”。“该书第一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讨论了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知识体系、意义等文学地理学的核心内容，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为‘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文学扩散与接受’，从不同的侧面对文学各要素的地理规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属于文学地理学最核心的四大研究领域。第六章、第七章的‘文学景观’‘文学区’，则是文学地理学对文化地理学等地理学科概念的移植与借鉴，属于文学地理学中更具地理色彩的部分。具体到文学地理学知识的某一部类，该书也都有相当周全的考虑与安排，会把所有重要的问题都照顾到。如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该书的罗列与分类就是目前笔者见到的学术界对文学地理方法最完备的总结与归纳。”“《文学地理学概论》的问世，使得文学地理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为接近学科的建成。”[17]
诚然，国外也有文学地理研究，但是国外的文学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批评”（文本批评）这一块，并未形成一个体系。马晶指出：“相较国内对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思考，国外在这方面表现似乎并不明显，而是更多地在具体案例分析中探讨地理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18]国外的文学地理研究以法国为最早，成果也相对最多，但是文学地理在法国并未形成一个学科。陶礼天指出：“尽管法国学界提出‘文学地理学’并出版了专著，但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并没有认可‘文学地理学’。”[19]早在1958年，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就曾这样讲：“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也许不应对它提出过高的要求：强调地理学，会迅速滑向地方主义，而从地方主义，又会滑到种族主义。”[20]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学地理学在法国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提高。2009年10月，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文学地理学者米歇尔·柯罗教授来北京师范大学讲学时指出：“文学地理学可能成为文学史的补充，也可能是竞争。现在文学史在法国大学仍是统治性的学科。”[21]这说明文学地理学在法国仍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
随着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明确，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大批青年文学地理学学者的涌现，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成。这个学科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理论架构。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自班固、颜之推以来，即已形成一个“征实”的传统。[22]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较早从事文学地理研究的一批学者又多是古代文学学者，古代文学研究深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而地理学本身又是一门“实学”，因此，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研究就带有比较浓厚的实证色彩。实证研究就是讲求证据，就是“拿证据来”，一切靠证据说话。这种治学风格也影响了后来加入文学地理研究行列的其他学者。
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研究，不仅是对作家的出生成长之地与迁徙之地，作品的产生与刊刻传播之地，作品中的地名、地景（景观）、地理意象等的研究带有比较浓厚的实证色彩，即便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具有实证色彩。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多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再根据大量的结论提炼出一个观点、概念或者理论，最后由这些观点、概念或者理论来建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学者不是从一个观点（概念、理论）推导出另一个观点（概念、理论），不是用演绎法，而是用归纳法。例如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区”这个概念，并不是由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区”这个概念推导出来的，更不是对“文化区”这个概念的套用，它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通过长期酝酿确立的一个概念。最初是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1987）一书中介绍了“邹鲁”“荆楚”等12个文学区，然后是曾大兴在《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995年初版，2013年修订版）一书中对“齐鲁”“荆楚”等12个文学区的作家之分布及其成因做了深入的考察，再后来是胡阿祥在《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2001）一书中考察了“河淮”“河北”等10个文学区，还有刘跃进在《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2012）一书中考察了“三辅”“三楚”等10个文学区。这四本书都没有使用“文学区”这个概念。最早使用“文学区”这个概念的是陈玲和刘运好，但是他们也没有对这个概念予以定义。[23]直到曾大兴写作《文学地理学概论》（2017）这本书时，才根据多位学者的考察结果，同时参考文化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文学区”这个概念予以定义，并概括了“文学区”的六个特征，提出了“文学区”的三种类型和三个划分标准。[24]“文学区”这个概念从酝酿、提出和界定，实际上经历了近30年的实证过程。
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与西方的“实证主义思潮”有某些相通之处，它“沿着预定的路线积累知识”，因此“是一种稳健的过程”。[25]“实证主义思潮的主要诱惑力是数量化：以数学或统计学的形式，即以一种意味着精确、可重复性以及确定性（孔德的确定）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26]如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等，就有大量的统计数据，用具体的、可重复的、确定性的数据来描述文学家的分布格局，总结其分布特点和规律。但是，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与学科建构的同时也避免了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长于事实而短于理论”的弊端，它讲求实证，但同时也非常注重理论的探讨，并未“消除形而上学”。尤其是在分析文本的地理空间时，充分注意到了文学的虚构、想象和形而上的特征。中国学者既提出了“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等概念，[27]也提出了文学地理批评中的“有限还原”原则，强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有写实的一面，也有虚构的一面；有故乡的一面，也有‘非故乡’的一面；有地域的一面，也有‘超地域’的一面。写实的、故乡的、地域的一面是可以还原的，虚构的、‘非故乡’的、‘超地域’的一面是没法还原的，也没必要还原”。[28]
二是初步创建了一套中国式的话语体系。所谓话语体系，就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形式。“话语是统一的陈述（无论怎样表达）体系”，“是一系列共同遵守的规则，它们控制着规则遵守者们的叙述和谈论”。[29]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流行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这些学科的话语体系也是西方式的。文学地理学不一样，它是在中国本土建构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的，它用来表达这个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概念也是中国式的。例如“地理物象”“地理事象”“本籍文化”“客籍文化”“文学家的静态分布”“文学家的动态分布”“瓜藤结构”“虚拟性文学景观”“实体性文学景观”“系地法”[30]“现地研究法”[31]“场景还原”“版图复原”[32]“第三维耦合”“边缘活力”[33]“地理叙事”“地理基因”[34]等一系列概念，在国外的文学地理学论著中是找不到的，都是中国学者的原创。中国学者用这种中国式的概念，表达中国式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并为这种表达建立了一系列的规则，从而创建了一套初具规模的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中国式话语体系。
诚然，个别概念如“文学扩散”“文学源地”“文学区”“文学景观”的创立，确实借鉴了某些西方智慧，但绝不是对西方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扩散”“文化源地”“文化区”“文化景观”等概念的简单套用，而是同时汲取了中国智慧，再根据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根据文学自身的特点和内涵而创立的。以“文学景观”为例。“文学景观”的全称即“文学地理景观”，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最早使用“文学地理景观”这个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予以定义。[35]讲“文学景观”必然联系到“文化景观”。西方研究“文化景观”的成果很多，但西方学者对“文化景观”的界定是很宽泛的，例如美国学者H.J.德伯里就把“文化景观”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物质文化景观”不言而喻，“非物质文化景观”是指什么呢？H.J.德伯里认为，是指那些“不可见的”但是“其他感官也能感觉到”的景观，例如音乐，还有“戏剧、舞蹈、表演和曲艺、艺术（绘画）、饮食习惯、嗜好和禁忌、法律、法律制度以及语言和宗教”等。[36]很显然，H.J.德伯里是把“文化景观”和“文化特征”等同起来了，这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虽然“文化景观”是由各种“文化特征”集合构成的，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文化特征”。有些“文化特征”是可见的，有些是“不可见的”。“不可见的”“文化特征”怎么能称为“景观”呢？在汉语里，“景观”这个词是由作为名词的“景”与作为动词的“观”这两个单词组成的。陶礼天曾对汉语中“景观”一词的来龙去脉做过细致梳理，他指出：“我国‘景观’这个概念，在‘成词’前，是密切与风景的‘景’和观看的‘观’联系在一起的，汉语‘景观’一词，从开始就包含了‘观看’的意思。”[37]“景观”既然包含了“观看”的意思，就表明它必须具有可视性，这是它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因此，“不可见的”“文化特征”是不能称为“文化景观”的。曾大兴在定义“文学景观”这个概念时，就吸收了陶礼天的研究成果，而摒弃了H.J.德伯里的混乱。[38]中国学者在界定“文学景观”这个概念的同时，也为“文学景观”的识别、分类和研究等创建了一套可以共同遵守的规则。
三是形成了以青年学者为骨干的专业人才格局。由于是一门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尚未进入教育部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因此，文学地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尚未纳入国家教育计划。为此，文学地理学学者采取了多种办法来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第一是在高等院校开设文学地理学方面的选修课和专题讲座；第二是利用现有学科平台培养文学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第三是利用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文学地理学硕博论坛”和一年一辑的《文学地理学》年刊来扶持青年学者。其中第三点最具特色。多次出席年会的青年学者杨雄东总结说：“年会最大的亮点，无疑是老中青三代同台亮相，展示学术观点，互相交流、碰撞，激发思想的火花。”“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参与者不以职称、资历论英雄，而以自发的追求与主动的追求为聚合剂。”“青年学者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校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39]据统计，1990年以来在中国发表的文学地理学论文中，有三分之一是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40]如果再加上他们的非学位论文，以及其他青年学者的论文，那么至少有一半的论文是青年学者撰写的。青年学者无疑成了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的骨干力量。学术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学科只有赢得广大青年学者的青睐，它才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二 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的原因和意义
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是20世纪以来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文化现象。陈一军指出：“在世界现代学术史上，一门学科总是由西方人创建，中国学者仅仅是借鉴运用。现在，中国学者试图打破这一魔咒，破天荒由自己创建一门新学科——文学地理学，这实在是颇费思量、发人深省的。”[41]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的原因，学术界是有所思考的，只是还缺乏深入的探讨。不过也有几种观点值得注意。
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与20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和“文化热”的兴起有关。[42]“历史人文地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实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43]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及相关研究成果的陆续问世，启发了许多具有地理意识的文学学者，使得20世纪初期以来的以刘师培、王国维、顾颉刚和汪辟疆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地理研究在中断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被重新拾起。[44]与此同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主要包含两项内容，一是对西方19世纪以来的思想文化理论的译介和出版，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中华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很快就延伸为中西文明的比较和争论。”正是在这种比较和争论中，出现了一股“反传统”的声浪。但是，正如孙丹所言，“在‘反传统’声浪高涨之时，并未淹没思想文化界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这为90年代以后传统文化作为重要文化资源参与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做了思想和学理上的重要准备。”[45]1981年，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发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地区性》一文，首次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区差异。[46]1986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发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一文，分六个时段指陈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又从五个方面指陈中国文化的地区差异。谭先生指出：“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数学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47]任、谭两位先生这两篇文章对后来的“地域文化研究热”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继而推出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多达24册。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由此全面展开并不断升温。而地域文化研究本身既包含了部分地域文学研究，更启发了专门的地域文学研究。1995—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率先推出一套由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共10册。中国的地域文学研究也由此全面展开并不断升温。但是，“地域文学”只是文学的一种题材类型或风格类型，“地域文学研究”只是一种研究视角，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门学科。“研究‘地域文学’，应该有一套科学的理论和方法。”[48]“地域文学”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产生的文学，“地域文学研究”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实质上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于是，中国学者关于建立一门以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构想就应运而生了。可以说，正是20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和“文化热”中关于中国文化之地区差异的思考，促成了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正是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热”，带动了中国的“地域文学研究热”；正是这两股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的研究热潮，成为催生文学地理学学科构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有重要关系。陈一军指出：“中国文化是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奉行的是‘实用理性’原则。”这种实用理性“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例如班固的“以诗证地”，朱熹的“以地证诗”等，“都在有意无意把文学作品往现实实在的层面靠拢”。“所以，近些年中国学术界热衷于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表层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有关，深层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的影响。”而西方正好相反。“19世纪，西方在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努力下，也由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兴盛以及围绕这些创作所展开的文学批评的活跃，空前凸显了地理环境在文艺批评中的意义。但是，这一势头并没有持久保持下去。随着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消歇，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20世纪初期，形式主义批评在西方兴起，西方文艺评论界开始着重关注文学的内在形式问题；到了英美新批评流行的阶段，则明确主张文学批评要把文本的内部世界和外在环境区分开来。而结构主义批评一心着力于发掘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西方批评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西方文化中一直强调文学的虚构性，强调文学的‘游戏’性质和表现心灵世界的自由创造功能。20世纪上半叶，当现代主义文学让西方文学更多承担起思考人类命运的哲学重任时，西方文学愈加显示出‘抽象思辨’的特点，可谓‘玄而又玄’。这样的文学实践和与此相关的评论显然与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文学批评渐行渐远。所以，西方人面对着与中国人颇为不同的文学传承，而在西方的大文化传统中，从古希腊开始的注重哲理思辨的特质就一直是其文化的轴心，当20世纪西方文学与现代哲学愈益合流的情况下，指望在西方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产生文学地理学这样的学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49]这个观点大体是正确的，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一如上文所述，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虽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但是并非“长于事实而短于理论”，并未“消除形而上学”，只是不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批评那样“玄而又玄”而已。
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与西方学术的“空间转向”有关。[50]所谓“空间转向”，就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的兴起。有人说：“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发表，在西方学术界吹来一股强劲的东风，开启了文化思想领域令人瞩目的‘空间转向’（Spacial Turn），极大地挑战和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带来了思想范式的重大转型。”[51]这个说法颇具代表性，中国许多学者也是因这本书的初版时间而把“空间转向”的起始时间定在20世纪70代。但是，据法国利摩日大学哲学系教授波特兰·维斯法尔（即《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空间》一书的作者）介绍：“列斐伏尔70年代在法国写作的《空间的生产》是在一个小出版社Anthropos出版的，甚至很长时间很难在书店里找到这本书。是美国人重新发现了列斐伏尔。在美国的影响下，列斐伏尔开始流行起来。美国后现代主义城市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重新解读了列斐伏尔，特别是在他的《第三空间》里，用了列斐伏尔的理论来解读洛杉矶。”[52]朱立元教授也认为：“法国理论包括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基本上都是通过美国的接受再走向世界的，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也是直到1991年才被译成英语先在美国出版，后来才发生世界性的影响的。”[53]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虽然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它在西方发生影响，则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个理论传到中国，则是21世纪以来的事情。例如米歇尔·福柯的《规则与惩罚》、爱德华·索雅的《第三空间——航向洛杉矶以及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等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的代表作，都是2003年以后才有中译本的。[54]西方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比中国学者开始构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时间要晚20年左右，在此之前，包括从事中西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的金克木先生在内，中国提出文学地理学学科构想的学者并未受这个理论的影响。直到2012年以后，也就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一届年会召开（2011），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成为学会的明确目标之后，陈舒颉、刘小新、颜红菲、梅新林等才在相关论文中引述西方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55]也就是说，中国学者最初建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主要是受传统的人文地理学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术的“空间转向”，是指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它“实际上隐含着三个不同的方面：其一是在当代社会批判过程中重视对空间现象的分析，其二是在哲学层面对‘什么是空间’进行重新反思，其三是试图建构关于社会系统的空间（以及时间）构成理论”。[56]因此，这个“空间”与地理学所讲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普遍的，后者是具体的。地理学的“空间”“不仅有确切的地理坐标，更有该地具体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57]还需要指出的是，受“空间转向”影响而兴起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批评”也不一样，前者所针对的是抽象的空间，并且只分析文本的空间结构，后者针对的是具体的空间，除了分析文本的空间结构，还要联系文本内外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之特点来探讨文本的意义。[58]因此，西方学术的“空间转向”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有限的，今后会有多大的影响尚需观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空间转向”增强了中国学者的信心。因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学科建构本身，就是为了实现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空间转向”，只是文学地理学所讲的“空间”不似西方后现代主义所讲的“空间”那么泛化而已。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和“文化热”的兴起，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作用，乃至西方学术“空间转向”所给予的信心，都只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外因，而外因是需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这个内因就是文学地理研究的自身需要。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晚期“季札观乐”时就有了它的滥觞，后来经过司马迁、班固、刘勰、魏征、朱熹、王世贞、王骥德、厉鹗等古代学者的研究，还有20世纪前期刘师培、王国维、顾颉刚、汪辟疆等现代学者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批当代学者的研究，文学地理的实证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了，[59]但是，实证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也因此而非常迫切。例如：什么是文学地理？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规则、研究方法有哪些？等等，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套用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文学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而这一套理论和方法的创立，又必须有一个关于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构想。也就是说，没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就没有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没有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没有文学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的内因，是文学地理研究在中国蓬勃开展的现实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简要讲三点。
第一，为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理论、方法和规则。杨义讲：文学地理研究，“说到底就是为了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使我们确确实实回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上，体验‘这里’有别于‘那里’的文化遗传和生存形态”；“回到时间在空间中运行和展开的现场，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么样以生存智慧和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是怎么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60]这些话都很精辟，可以说生动地概括了文学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如上所述，文学地理研究自春秋晚期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了，可是，文学地理研究的理论水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应该说，许多人的认知还停留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水准上。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历时2500多年的文学地理研究一直没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规则来支撑。而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构，就为文学地理研究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理论、方法和规则，使“文学地理”的研究真正成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
第二，健全和完善了文学这个一级学科。在现有的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或学科大类中，无论中外，都没有文学地理学这个分支学科。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多数学科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既有描述其时间历程的分支学科，也有描述其空间结构的分支学科，既有“史”，也有“地理”。例如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史，也有语言地理或方言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同样不能例外。因此，没有文学地理学的文学学科是一门不完整的学科。学科不完整，它的知识结构就不合理，它的功能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它所面对的许多问题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正是在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现有的其他二级学科不能解决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产生，一方面解决了别的二级学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又可以健全、完善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推动这个一级学科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可以对文学理论（文艺学）这个二级学科形成某种“倒逼”之势，促使它正视并注意吸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提升自己的实践品质，用杨义的话来讲，就是使文学理论的研究“接上地气”。
第三，为应对全球化、保护和弘扬地域文化、增强人们的地方感与家园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策略。任何一门真正的学科都是世界性的，学科无国界。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它必须立足于解决世界性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侵蚀，并由此而产生的人类文化同质化的危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甚至就是美国化，是美国霸权话语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地域文化的侵蚀。[61]这种认识未免狭隘。事实上，美国的地域文化也在遭受全球化的冲击，美国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冲击。因此，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热爱和珍惜自己的地域文化，更加重视彰显、保护和弘扬自己的地域文化。以文学为例，早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就曾经盛行一种“文学地域主义”（Literary Regionalism），又称“地域文学”（Regional Literature），产生了像亨利·大卫·梭罗、马克·吐温、辛克莱·刘易斯、威廉·福克纳和薇拉·凯瑟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地域主义”作家。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持续，一场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复兴运动正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沉寂了几十年的“文学地域主义”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62]而“文学地域主义研究”热潮的出现，则源于全球化时代人们对经典地域文学的眷念与推崇。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刘英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重读经典地域文学，会对乡土和田园意象有全新的体认：乡土承载了当下现实所匮乏的东西，成了一个思念的美学对象、一种回忆、一个灵魂归宿的符号。于是，‘我的安东尼亚’，一声轻轻的呼唤，不仅代表薇拉·凯瑟对家乡、对自然的深深思念，也同样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宁静、安全、简单、质朴生活的无限怀念。”[63]“我的安东尼亚”这“一声轻轻的呼唤”所流露的，正是全球化时代美国人的乡愁。而美国人之所以“眷念与推崇”经典地域文学，就是因为经典地域文学是可以帮助人们来感受和认识乡愁的。事实上，乡愁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它是需要具体的地理空间来承载、延续的。通过经典地域文学来感受和认识乡愁，既要有时间感，又要有空间感，也就是说，要善于通过作品所描写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如地名、地景（景观）、地理意象等来感受和认识乡愁。而文学地理学正是文学的一门富有地理空间感的学科，它可以运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帮助人们感受和认识文学的地理空间及其结构、要素、功能与意义，感受和认识文学作品中的乡愁，进而达到保护乡愁所赖以承载、赖以延续的地理空间，增强人们的地方感和家园感之目的。[64]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构，可以说是为人类应对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侵蚀、增强人们的地方感与家园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策略。
三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面临的挑战
当然，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只是初步建成，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讲，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要从五个方面来看：“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科学家；二要有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三要应用具有本门学科特点的方法；四要在为国民经济服务中发挥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的作用；五要有大量本门学科的成果资料的积累。”[65]按照这五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只是在第二、三、五方面初步达到了，在第一、四方面还比较欠缺。因此，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还需要继续努力，尤其是在社会服务方面需要加强。事实上，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的各个二级学科中实践性最强的一门学科，它在环境保护、文化生态建设方面，尤其是在文学景观的开发利用与人们的地方感、家园感的提升等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同文学史这个成熟的学科相比，文学地理学还是一门成长中的学科，尚未达到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高度。但是，文学史这个学科自20世纪初期引进到中国，经过了近100年的本土化过程，直到20世纪后期才成熟起来。文学地理学由于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它省略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从始建到成熟，它是不需要100年的。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真正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全球化空间的出现对文学构成的影响。“全球化空间建立在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基础上。由于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发达，人员和货物可以实现快速、大量的全球化移动。建立在卫星、光缆、计算机高速处理和网络化基础上的发达的通信手段，使信息可以瞬间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同时也加速了资金的周转速度。时间的长度已经缩短到几乎感觉不到，所以人们说现代人已经处在一个共时性的世界。”“这种空间存在方式对于人类是一种新的挑战”，[66]对于作为人类的精神存在形式的文学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文学活动包括三个阶段：文学创作、文学扩散（传播）、文学接受。具体来讲，全球化空间的出现对文学创作并未构成大的挑战。因为全球化空间只是一种新的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无论新、旧都只能是从属于自然空间（即地理空间），不可能对应于自然空间，更不可能消灭自然空间。正如冯雷所言：“自然时空不是借助于社会时空才得以成立的，相反，社会时空是依赖于自然时空才得以成立的。”[67]每个作家都携带着他在自己熟稔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地理基因，无论他在什么样的社会空间写作，这种地理基因都会由于相应的地理环境的作用而对他的写作构成一定的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许多作品的地域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诗人西川讲：“无论是赞成全球化的人还是反对全球化的人，实际上都赞成文化的地方性。先说赞成全球化的人：前些年法国做过一个美术展览，这个美术展览的题目很有趣，叫作‘全球共享异国情调’——我享受你的异国情调，你享受我的异国情调。这个东西是全球化的一个产物；那么从反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呢，反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捍卫本地出产，捍卫本地文化，捍卫本地的遗产。那么这又是一种反全球化对于地方性的维护。所以地方性这个说法真是左右逢源。”[68]因此，文学作品的地域性将会长期存在，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将会长期存在，“人地关系”作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立论前提不会动摇。但是，全球化社会空间的文学地域性与传统社会空间的文学地域性还是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环境是否有了变化，而在于作家的视野有了变化，读者的需求也有了变化。这就要求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学科建构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发现和解答新的问题。
全球化空间的出现对文学扩散构成的挑战更大一些。正如有些文学地理学者所言：“在以陆地和海洋交通工具为信息传递工具的文化扩散中，地理环境对文化扩散的影响最为明显。崇山峻岭、无垠的沙漠都是阻碍陆路交通发展的自然环境，而那些信息沟通好的地区往往是自然条件利于大规模人口定居的地方。”[69]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建立在卫星、光缆、计算机高速处理和网络化基础上的发达的通信手段，使信息可以瞬间传遍世界每个角落”，自然环境对文学扩散的阻碍大为降低，文学扩散在时间上大为缩短，在空间上则几乎无远弗届，文学扩散似乎已经没有明确的中心与边缘之分了。这就为文学地理学的文学扩散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但是，由于文学的接受者毕竟是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空间，人的地理基因始终存在，并且要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发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文学扩散的地域差异虽然大为减弱，但文学接受的地域差异仍然明显存在。有一篇名为《中国人的读书地图》的文章清晰表明：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各地读者的阅读取向还是有显著的地域差异的。[70]当然，这篇文章所讲的阅读是指传统的纸质阅读，不是指网上阅读，其所阅读的书籍也不限于文学，因此未能反映全球化时代文学作品的网上阅读现状。在国外，文学阅读的主要形式仍然是传统的纸质阅读，而在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文学阅读的主要形式已为网上阅读所替代，但是关于这种阅读的地域差异问题，学术界尚未展开相关调查和研究。因此，文学地理学的文学接受研究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探索新的调查取证路径和研究方法。
总之，在全球化的社会空间，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的扩散与接受，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就要求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学科建构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方法。诚如英国当代著名人文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一门学科不能对变化着的环境做出反应，它就会停滞不前。”[71]
其次，即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国际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认可。文学地理学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它虽然省略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但是也面临一个国际化的过程。如上所言，真正的学科是没有国界的。只有国际学术界同行广泛认可这个学科，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才算完成。在此之前，它只能称作“初建”，不能称为“建成”。
笔者认为，一个学科能不能被国际学术界同行所广泛认可，取决于四个条件：一是学科本身的创新品质、理论水平和实践精神；二是该学科是否具有全球视野与国际适用性；三是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是否具有相应的规模、力度和效果；四是学科的故乡（所在国度）在国际上是否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从第二届开始即有韩国、日本的学者参加，后来又有新加坡、美国等国的学者参加，其中第五届年会还是应邀在日本福冈召开的，可以说从学会建立伊始就很重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交流的覆盖面仍然很小，力度仍然不够，影响仍然有限。今后应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为此，笔者提两点建议供国内同行参考。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丰富和完善它的理论体系。一个成熟的学科往往不止一个理论体系，而目前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只有一个初步成型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本身还有待完善。因此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只能加强，不能放松。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还要开展相关的应用研究，发挥它的实践功能，使之较好地为社会服务。只有国内学术界和广大社会普遍认可这个学科，它才有足够的底气走向世界。
第二，要注重学科的国际适用性，要有全球视野。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学科，有的学科已完成本土化的过程，有的历经百年迄今仍未完成。这里面的原因不难寻找，或是某些学科本身缺乏广泛的适应性，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它们不服中国的水土；或是有关领域的中国学者自身存在教条主义倾向，不能较好地联系中国实际、合理吸收西方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学者需要认真总结和汲取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在创建有关理论和方法时，要充分考虑它的国际适用性。要认真听取国际学术界同行的意见，随时纠正自己的偏差，同时注意合理吸收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使这个学科具有广泛的国际适用性。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讲，尤其要有全球视野，要提出和解决全球化空间的出现给文学创作、文学扩散与文学接受带来的新问题。
诚然，文学地理学学科能否为国际学术界同行所广泛接受，既取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自身的水平，也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但是，就文学地理学学者本身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出和解决具有全球性的文学地理问题，使这个学科具有广泛的国际适用性。任何一个学科，不管它产生在哪个国度，如果不能提出和解决具有全球性的相关问题，如果没有广泛的国际适用性，无论它的祖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多大，它仍然是难以被国际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使这门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新兴学科早日成熟起来，早日达到国际化的目标！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地理研究”（14BZW093）的部分成果]
[1] 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
[2] 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49页。
[3] 李仲凡：《从苏轼的〈食荔枝〉到文学地理学》，《博览群书》2017年第10期。
[4]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5] 陈一军：《文学地理学学科创建的原因、意义及关键问题》，曾大兴、夏汉宁、高人雄主编：《文学地理学》（四），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6]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7] 马晶：《学科定位：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8] 钟仕伦：《概念、学科与方法：文学地理学略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英]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李平、叶冰、包森铭等译，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4页。
[9] 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10] 胡阿祥：《魏晋文学地理论纲》，邹逸鳞、张修桂主编：《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11]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2] 刘遥：《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前景——邹建军教授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13] 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9日，第7版。
[14]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路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5] 刘双琴：《文学地理学开拓研究新思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日，第2版。
[16] 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钟仕伦：《概念、学科与方法：文学地理学略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马晶：《学科定位：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7] 李仲凡：《从苏轼的〈食荔枝〉到文学地理学》，《博览群书》2017年第10期。
[18] 马晶：《学科定位：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9] 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陶礼天：《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20]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21] [法]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超星学术视频，http://video.chaoxing.com/serie_400001067.shtml，2009年11月30日。
[22]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75页。
[23] 参见陈玲、刘运好《浅论“本土”视野下的北朝关陇文学区》，《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陈玲：《浅谈北朝山东文学区文风的嬗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陈玲、刘运好：《论漠北文学区的“本土”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
[24]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5—267页。
[25] [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5页。
[26] [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2页。
[27] 梅新林：《中国古代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8]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48页。
[29] [英]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李平、叶冰、包森铭等译，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6—47页。
[30]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3—307页。
[31] 简锦松：《唐诗现地研究》，台湾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32] 梅新林：《中国古代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33]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03页。
[34] 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134页。
[35]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3页。
[36] [美]H.J.德伯里：《文化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37] 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陶礼天：《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38]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27—237页。
[39] 杨雄东：《文学地理学人才队伍培养模式初探》，《才智》2014年第33期。
[40] 李伟煌、曾大兴：《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1905—2011），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421页。
[41] 陈一军：《文学地理学学科创建的原因、意义及关键问题》，曾大兴、夏汉宁、高人雄主编：《文学地理学》（四），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42] 钟仕伦：《概念、学科与方法：文学地理学略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朱寿桐：《〈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序》，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页。
[43] 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前言》，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44] 参见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10期；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教育世界》1906年第24期；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现代评论》第二周年增刊（1927年2月）；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文艺丛刊》1934年第2期。
[45] 孙丹：《回眸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http://www.cssn.cn/，2017年1月19日。
[46] 任继愈：《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地区性》，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5页。
[47]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
[48] 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9期。
[49] 陈一军：《文学地理学学科创建的原因、意义及关键问题》，曾大兴、夏汉宁、高人雄主编：《文学地理学》（四），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2页。
[50] 颜红菲：《当代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陈一军：《文学地理学学科创建的原因、意义及关键问题》，曾大兴、夏汉宁、高人雄主编：《文学地理学》（四），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51] 蔡晓惠：《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2] 骆燕灵：《关于“地理批评”——朱立元与波特兰·维斯法尔的对话》，《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
[53] 骆燕灵：《关于“地理批评”——朱立元与波特兰·维斯法尔的对话》，《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
[54] [法]米歇尔·福柯：《规则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美]爱德华·索雅：《第三空间——航向洛杉矶以及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王志弘、张华荪、王玥明译，桂冠出版社2004年版；[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5] 陈舒颉、刘小新：《空间理论兴起与文学地理学重构》，《福建论坛》2012年第6期；颜红菲：《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56] 冯雷：《理解空间——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57] 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58]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35—339页。
[59]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7—413页。
[60]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61] 参见蓝爱国《游牧与栖居：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身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1页。
[62] 刘英：《文学地域主义》，《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
[63] 刘英：《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国外文学》2010年第2期。
[64]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乡愁》，《文史知识》2017年第11期。
[65] 引自吴传钧“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66] 冯雷：《理解空间——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67] 冯雷：《理解空间——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68] 西川：《全球化视野中的“诗歌地理”问题》，《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
[69] 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70] 周作鬼：《中国人的读书地图》，《新周刊》2016年11月9日。
[71] [英]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李平、叶冰、包森铭等译，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