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地理学看中国学的构建
刘庆华[1]
学术界构建中国学的呼声由来久。尽管对中国学概念的起源、含义以及如何推进中国学的构建等问题的争议依然颇多，但构建中国本土的学术话语体系却已是学术界的共识。那么，什么是中国学？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学？在构建中国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本文将以近年热门的文学地理学学科为考察对象，看看该学科在努力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做了哪些有益的尝试。
一 何谓中国学？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中，只有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而无“中国学”这一称谓。“中国学”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中叶，是从“汉学”脱胎而来。
16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研究、编纂经典，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形成了汉学研究的雏形。19世纪下半叶，汉学研究主体从传教士转为高等学府的专业人士，汉学研究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20世纪中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传统的汉学研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汉学的研究内容再次发生转向，其标志性事件是1955年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成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成立宗旨中说，“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必须与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对象的‘汉学’有所区别，必须依赖个人学者们的共同努力”。1959年，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成立，“为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和资金保证，从而使中国学研究步入群体化、规范化轨道”，并通过研究新形势下的对华政策，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利益服务。
如果说早期的汉学是一种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书斋式学问的话，那么后来的“中国学”则更注重学术研究对于现实的观照，肩负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任务，甚至可以被称为政府的“智库”。其研究对象也从传统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等古典文明转到了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教育、艺术、军事、外交、文学、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现实性的研究，“汉学”的称谓随即被“中国学”所取代（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学人或研究机构依然习惯称其为“汉学”）。[2]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国学的研究。从名称来看，有海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国际中国文化等等；从地域看，又可分为美国中国学、欧洲中国学、日本中国学、俄国中国学等等。然而，无论其名称如何变化，国外中国学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其研究主体基本上是外国人，其视角是国外的，其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是欧美式的，其目的是为所在国服务的。
二 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学？
了解了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后，我们再来看看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问题。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王朝政治力量的削弱和西方思潮的传入，中国古代的学术话语体系受到严重冲击。20世纪的中国学术经历了三次大的西学输入，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50年代的苏俄学术体系，一次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大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因为传统学人国学学术根底深厚，即使西学大量传入，也未丧失言说和思考的能力，均能较好地融合中学西学，有的甚至最后回到国学上来，如王国维、胡适等；50年代的苏俄理论模式一统中国学术，其影响至今仍在；80年代的西学思潮曾给一度死气沉沉的中国学术带来生机和活力，人们开始重新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年来苏俄化、政治化的学术话语和思维，力图建构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然而在惊喜之余，惶惑也由此而生：由于很多时候对外来概念、术语等拿来即用，生搬硬套，未能很好地与中国学术语境融通，从而出现囫囵吞枣、食洋不化，中国学术如同“皮影戏”般亦步亦趋，一阵风过去，另一阵风又袭来，纷至沓来的术语、概念让学术界似乎得了眩晕症，以至离开了西方话语，就无以解读中国学问，从而出现了“失语症”。
学术界对中国学术“失语症”的批评由来已久。就文学而言，1996年，曹顺庆发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指出当代中国文论患了严重的“失语症”，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曹顺庆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他认为：“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3]不仅文论如此，其他很多学科也是这样。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就一直处于这种“冲击—反应—接受—失语”的模式中。这种被动的接受与应对，使中国学术界躁动、焦虑、迷茫不已。在这一躁动与焦虑中，很多学者沉下心来做实证研究，并期望从踏实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学术自身的规律，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中国学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甚至为此而成立中国学研究中心，出版中国学刊物。如，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组建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为我国学术界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早机构；1997年复旦大学主办《中国学研究》；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海外中国学评论》；2012年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主办、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辑大型学术辑刊《中国学》；2013年1月12日，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举行。
因而，无论是大到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层面，还是小到学术、学科层面；无论是从国外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历程，还是从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问题来看，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学已是历史的必然。
对如何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学，学术界讨论颇多，其中张耀铭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为更全面了解其观点，下面将对其稍加引述。张耀铭先生认为，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学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第二，要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批判性地反思西方话语、解构种种学术神话，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前提。这就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检验或修正；二是重新回顾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研究，发掘具有新的普遍世界意义、代表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思想资源，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重心。第三，要加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研究。第四，要提高“中国话语”的吸引力。总而言之，本土化的中国学，不应该是艰深晦涩的理论，不应该用曲高和寡去诠释，更不应该将其搁置于暗室尘封当中。本土化的中国学在强调专业性、深刻性、国际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实用性、大众性和可读性。具体来看，要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学的构建。一是要从学科分类概念上来构建中国学，即将中国学作为知识子系统，从而构建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理论与方法；二是从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等角度来构建中国学，而不仅是简单地、分门别类地加强对中国的研究。……从学科分类来看，当今的中国学就应该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具体说来就是主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中国人的特质，中国文明的内涵和特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现代中国的建设，现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于当今世界的地位作用等。中国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交叉性。……它的主要任务是探讨中国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发展特点、发展规律，探讨当代中国崛起之路，发展之路，并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4]
张耀铭先生强调中国学的整体性、综合性与现实性，可以说是高屋建瓴：贯通上下五千年，接续古今；强调整体性，融通各学科；提倡经世致用，服务于现实。这种从大学科观和现实需要出发的提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如何在强调整体性的同时，避免学术研究的笼统性，并兼顾各学科自身的特点。在强调现实性的同时，如何避免学术的功利性。我们知道，中国学虽然是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毕竟是由各个分门别类的学科组成；学术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但过于关注现实的研究也许会伤害到学术自身的规律。而且，目前国内虽然不存在中国学概念的争议问题，却存在学术话语、学术理论怎样中国化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所说的中国化既不是拒绝西方学术、回到故纸堆里的闭门造车，也不是一切为了现实需要而对任何学问做“六经注我”的功利化的图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谈论中国学，除了那些很切近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学科外，对于多数传统人文学科而言，如果过于功利地考虑是否与现实相关，恐怕就会因过于重视学科的现实需要而违背了学科自身的规律，从而牺牲该学科的学术价值。这样的教训，我们古有汉代的“今文经学”，今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学术政治化。所以，笔者以为构建中国学更为具体的目标应该是如何避免落入西学的话语体系中食洋不化，要从中国传统学问及西方学术中吸取有益养料，从而构筑起适应现代中国需求的、符合各学科自身规律的属于中国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的问题。
三 文学地理学建构中国学的努力
在这些争论的声音中，有些学科已经开始行动，积极推进学科的本土化、中国化，就文学而言，如比较文学、文学理论、文学地理学等在这些年都在反思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下面我们将以近几年热门的、在中国本土快速成长的文学地理学为例，探讨该学科为中国学的构建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经验与尝试。
一是要有明确的学科意识，把文学地理学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自古就有。根据曾大兴教授的梳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片段言说阶段（前544—1905），系统研究阶段（1905—2011），学科建设阶段（2011至今）[5]。片段言说阶段虽然时间跨度近2500年，但由于没有学科意识，故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多是直观感悟和实证研究；即使到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中已经提出了“文学地理”的概念，但其时“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任何界定”。到系统研究阶段，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与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以及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堪称中国最早的三篇具有系统性的文学地理学论文，虽然他们的研究本身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文学地理学研究之先河，但他们并没有使用“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更没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甚至在地理认知上还出现某些偏颇。因而，即使走过了100年，文学地理学学科也没有在这些前辈手里建立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重新接续民国先贤们的研究，而进入90年代，“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进入佳境，甚至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并在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之研究、文学作品的地域特征与地域差异之研究、文学与地域文化之关系研究、地域性文学流派、文学群体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6]因而，陶礼天教授认为，1992年以后，“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已渐成显学”[7]。
虽然如此，但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研究视野，还是一种研究方法，抑或一门学科？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有人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有人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种学术方法，也有人认为文学地理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2011年4月19日，曾大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任务和发展目标等，做了一个初步的界定，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学科”，也就是隶属于文学这门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8]正式宣告必须从学科和学科建设的高度来定位文学地理学的研究。
2011年11月11—13日，“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9]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学者就文学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发展前景、研究对象、意义、方法等宏观及诸多微观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一致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并按照有关程序选举产生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组织机构。“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的成功举行，以及“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成立，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100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文学地理学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正式认可，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更为自觉的发展阶段，即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阶段。
正是因为有了明确的学科意识，使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新的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仅仅是文学史的补充，更不局限于是文化地理学的附庸，而是中国文学中与文学史并立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而将文学地理学上升到学科自觉的高度并对该学科进行全面的探讨，也因此使得文学地理学在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了过去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大发展。[10]
二是要确立学科的研究对象，明确学科的内涵、外延及其原理、方法。
然而，明确的学科意识还只是构建学科的起步阶段。一门学科的构建不仅仅是起个名字或提出个概念，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对该学科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的界定，需要有与该学科相应的原理、理论、研究方法等等，这才是一个学科是否能成熟和发展的关键。那么，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有哪些内涵与外延？其基本的原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又有哪些？
作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重要领军人物，曾大兴教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探讨，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出版）中，专被学术界一致公认为是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书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文学扩散与接受、文学景观、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及知识体系等多个问题。“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文学事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的科学。”“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概括地讲，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简称文地关系）。”“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结构与功能，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地域差异及其效果，文学景观的分布、内涵和价值，文学区的分异、特点和意义，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文学地理批评等。”[11]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过去学术界用得较为纯熟的是文献学的方法、文学史的方法、比较文学的方法、美学的方法、文艺心理学的方法、文艺社会学的方法等，这些方法虽然目前依然适用于文学地理学，但作为一个与文学史并立的学科，文学地理学有没有属于自己学科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为此，曾大兴教授通过认真梳理后认为，文学地理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如“系地法”“现地研究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区域比较法”“地理意象研究法”等，并逐一对这些方法进行了理论阐释和个案分析。[12]
三是理清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个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确定的研究对象，界定学科的内涵与外延，提出该学科的基本原理、理论和研究方法，而且还要弄清楚该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是什么样的关系。
就文学地理学而言，它与文艺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相关学科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曾大兴教授认为：文学（文艺学）应由四个部分组成：即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地理学、文学批评，它们各自的地位和功能都很明确，都是二级学科。文学批评的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它就成了文学史的批评；如果从地理的角度批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它就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也不是具体的文学史或文学地理，而是在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地理学的基础之上，抽象出某些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如果它抽象出来的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属于文学批评方面的，那就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属于文学史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史的理论；属于文学地理学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因此，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学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如图1所示）。[13]
图1 文学（文艺学）的四个组成部分
此外，文学地理学与学术界热衷的生态批评、环境批评、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等等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些产生于西方的抽象的学术概念，曾大兴教授同样做了简洁却令人信服的中国式的论述。他说：
文学地理学批评，简称“地理批评”，是一种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同时兼顾文本创作与传播的地理环境的文学批评实践。文学地理学批评与生态批评、环境批评有联系，也有区别。三者都要涉及环境，但生态批评只涉及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只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环境批评只涉及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只是地理环境的一部分；文学地理学批评则涉及整个的地理环境，既包括整个的自然环境，也包括整个的人文环境。因此，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视野比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要大得多，它实际上涵盖了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
文学地理学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都重视文本的空间分析，但文学地理学所讲的“空间”与后现代主义所讲的“空间”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具体的空间，后者是指抽象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只限于分析文本的空间形式，文学地理学批评除了分析文本的空间形式，还要兼顾文本所产生和传播的地理环境。[14]
四是要立足本土，注重实证，避免虚浮的学风。
当文学地理学的概念被提出来后，一些从事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丹纳、斯达尔夫人、康德早就提出了的吗？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为回答这一问题，曾大兴教授用了洋洋7万言系统地梳理了古今中外文学地理学学术史[15]，认为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时代，人们便已意识到文学是有地方感和地域之别的，并将这种意识自觉地贯穿于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编选之中，其中“十五国风”就是最早的典型的文学地理学的实践。春秋时期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记载季札观周乐时的一番评价，不仅是最早的音乐地理学批评，也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而西方的文学地理学言论较早可上溯到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论法的精神》（1748），该书讲到了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与季札观乐时发表的议论相比，西方（孟德斯鸠）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比中国至少晚出了2292年。所以，陶礼天教授指出：“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和研究，应该是间接受到中国古代有关这一方面的学说和理论文献的影响。因为孟德斯鸠的著作，实际上运用了中国这一方面的丰富文献。”陶氏又说：“梁启超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及其研究理路，当是受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当时日本译介的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而《论法的精神》又受到中国古代相关文献关于文化地理风俗记载和论述的影响。”[16]
而丹纳、斯达尔夫人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出现得更晚。法国19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1800）和《论德国》（1813）两本书中，比较西欧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地域差异，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此后，法国另一位更多地涉及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人就是文学社会学的开先河者丹纳。丹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1864—1869）、《艺术哲学》（1865—1869）中一再谈到“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力量”，“环境是包罗万象的名词，泛指文学的外部条件：包括范围，不仅有自然环境（如土壤、气候），而且还有政治和社会条件”。在德国，最早提到文学地理学的应是著名哲学家康德（1724—1804）的《自然地理学》，但他并没有对“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的内涵做任何说明，他所讲的“文学地理学”虽然包含了文学，但远远不止于文学，而是包含了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诸多方面，相当于后来的人文地理学。因而，中国自古就有文学地理学的创作和批评，且早于西方两千多年。对这一基于客观的、可信的学术史的梳理而得出的结论再次说明，在构建中国学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无视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传统，不能只是浮光掠影地照搬西方学术概念。我们要有学术自信，要了解、尊重自己的学术传统。
事实上，这种实证研究贯穿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学术界较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批学者几乎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专业出身，其研究深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讲求证据，不虚浮，所有的观点都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归纳出来的。据李伟煌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国文学地理学论著的数理统计与分析》统计，1905—2011年，有关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论文有1126篇，著作有257种[17]。这些论著95%属于实证研究，即使有5%的理论阐释，也是基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来的。故曾大兴认为：“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是对作家、作品、地名、地理环境、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地理空间等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即便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带有不少实证研究的色彩。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多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再根据大量的结论提炼出一个观点、概念或者理论，因此这个观点、概念或者理论一般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18]
实证研究为文学地理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术基础。“扎根于中国数千年的文学研究传统，其学术体系、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9]这种接地气的学术研究符合中国哲学和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能有效避免中国学术陷入西方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虚浮的陷阱，能有效地避免对文本的“强制阐释”[20]，能有效地解读中国文学现象。文学地理学重视实证研究的成果表明，我们不必迷信西方理论，应有文化自信、文学自信和理论自信。正如陶礼天教授指出：“我们现在研究文学地理学不要也不可能只依靠外国的理论。20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文学的研究总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总是用西方的文学观念、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来切割我们自己的传统。今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到我们的自身，回到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再迷失自己的方向。”[21]
五是要有世界视野，融通中西。
在构建中国学的过程中，我们强调要注重自己的学术传统，要有学术自信，但这并不意味去闭门造车、夜郎自大。就文学地理学而言，它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但这个土生土长的文学地理学，并非自说自话的文学地理学，而是在充分考察古今中外的文学地理现象，充分研究和吸收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新的理论。
以“文学景观”概念为例。
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最早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使用了“文学地理景观”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而美国学者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一书将文化景观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物质文化景观指有形的、可见的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景观指无形的、不可见的但感官能却感受到的文化景观，如音乐、饮食习惯、嗜好等等。但他们把“景观”等同于“地理”，把“文化景观”等同于“文化特征”，却是不尽合理的。在汉语里，“景观”这个词是由“景”和“观”这两个单词组成的。陶礼天教授曾对“景观”一词的来龙去脉做过一番细致的梳理后指出：“我国‘景观’这个概念，在‘成词’前，是密切与风景的‘景’和观看的‘观’联系在一起的，汉语‘景观’一词，从来就包含了‘观看’的意思。”[22]景观既然包含了“观看”的意思，就表明它必须具备可见性，这是它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因此，不可见的文化特征不能称为文化景观。
由此可见，文学地理学讲景观和文化景观，虽然吸收了西方的某些思想成果，但是也包含了中国智慧。第一，文学地理学所讲的景观不同于西方“景观学派”所讲的景观，即不把“窗外所有的事物”都当景观，只把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那些具有形象性或可观赏性的物体当景观；第二，景观具有形象性或可观赏性，H.J.德伯里所谓“不可见的”“非物质文化景观”不能成立。
由此，中国文学地理学学者在汲取国外研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典型中国风格的“文学景观”概念：“具有文学属性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它以历史建筑或自然风景为载体，同时又具有文学的内涵和观赏的价值。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景观，又是文学的一种地理呈现。”[23]
再如对让学术界同人眩晕的“空间”概念的梳理与辨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学地理学的产生是受西方“空间”转向的影响，且不少人对“空间”概念的接受是囫囵的。那么，西方学术界的“空间转向”究竟是怎么回事？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西方学术界也开始了“空间转向”，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纷纷就传统的空间概念提出新的阐释。大致说来，人们对空间的认识呈现两种维度。一种是将空间视为真实而具体的存在，认为空间是可以被标示、分析和解释的。如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名著《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认为，空间是可以感知的、是物质的，可以采用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来直接把握的。我们的家庭、建筑、邻里、村落、城市、地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和全球地理政治等等，便是此一空间认识论的考察对象[24]。美国当代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绝对的地方》一书中也指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分布于三个空间：第一空间，即居住空间；第二空间，即工作空间；第三空间，即购物休闲场所。另一种认为空间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其代表人物就是爱德华·索雅。他在《第三空间：航向洛杉矶以及其他真实与想像地方的旅程》一书中讲到了三个空间。他指出：第一空间是“真实的”，第二空间是“想象的”，第三空间则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爱德华·索雅所提出的第三空间是对真实与想象空间的重构，他将主观性引入空间，将精神空间与社会和物质的关联域进行了整合。因此，第三空间不仅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的维度，而且超越了前两种空间，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25]
那么，这一发轫于西方且主要在哲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的后现代主义空间概念又如何影响文学地理空间概念的构建？曾大兴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所讲的空间是哲学的空间，不是地理的空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空间，不是具体的既有核心区又有过渡带和边界的空间。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只是分析作品中具有普遍性的空间结构，并不探讨作品中的这些空间要素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因此，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概念虽然受西方各种空间概念的影响，吸收了其合理因素，但又明确地从文学本位而不是哲学本位、社会学本位的角度，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而不是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是从通俗明晰的角度而不是玄虚的角度提出了属于文学地理学的三个空间：“第一空间，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第二空间，是指文学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的，以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为基础，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想象、联想与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第三空间，是文学读者根据文学家所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所再创造的文学审美空间。第一空间是真实存在的空间，第二空间是文学创造的空间，第三空间是文学再创造的空间。”[26]这三个空间概念的提出，是受西方空间概念的启发，但其表达方式却是非常中国化的、接地气的，体现了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学派应有的世界视野、创新性和学术自信。
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学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试图在古今中西理论的结合中寻找到契合点和突破口，然而却留下了诸多遗憾。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过于重感悟、重妙喻、欠缺明晰的理论的问题而不太适应现代文学阐释的需要，于是人们转而向西方借用各种理论。然而，因为西方各种文学理论往往源自哲学、社会学等，尤其是多为从概念到概念的哲学之思，加上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这就难免学界用这种舶来的、囫囵吞枣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现象时明显水土不服，总给人以隔膜感。也因此，一种接地气的、“不隔”的、通透的文学理论已是学术界多年的呼吁和期待，而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及其基本原理、理论的提出以及对诸多概念的困惑的阐释，恰好为中国学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种“以中国本土的材料、数据、成果、观点、体系为主体，吸收各国研究中国的不同流派，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才能形成世界范围内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中国学”。[27]
[1] 刘庆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 何一民、高中伟、冯兵：《本土中国学研究：由民族反思至民族复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3]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4] 张耀铭：《中国崛起与“中国学”的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 年6 月26 日第3 版。
[5]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67页。
[6]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9—400页。
[7] 陶礼天：《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陶礼天：《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8] 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9日；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41页。
[9] 按：这次会议后来被学术界称为“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一届年会”。自此，该会每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并出版论文集。截至2017年7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已举办了7次年会，其中一次是在日本福冈国际大学举办的。从第六届年会开始，增加硕博论坛，以发现、奖掖年轻学人。
[10] 参见李伟煌《中国文学地理学论著的数理统计与分析》，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广州大学，2012年。杨波：《大数据时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暨第二届硕博论坛论文（现当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卷），西宁，2017年7月。按：目前曾大兴教授与其研究生正对2012年迄今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做量化和质化统计。
[11]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页。
[12]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14页。
[13]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12页。
[14]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16页。
[15]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7—462页。
[16] 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陶礼天：《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8页。
[17] 李伟煌：《中国文学地理学论著的数理统计与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2012年，第9页。
[18]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48页。
[19] 李永杰：《阐扬文学地理学的中国风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6日第1版。
[20]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1] 陶礼天：《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简要回顾和点滴思考》，《世界文学评论》2016年第10期。
[22] 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陶礼天：《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23]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1—233页。
[24] 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2期。
[25]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35—338页。
[26]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5页。
[27] 徐庆超：《中国学发展趋势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1月14日第B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