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约瑟（Joseph Needham），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剑桥大学凯斯学院教师

本文集使以布哈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提交给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的一组论文得以再次面世。当年，苏联外文出版社克尼加（Kniga）以《十字路口的科学》为名将论文结集出版，曾以文集的形式流传了一段时间，但该文集很快就绝版了且长期以来都十分稀少。作为那次大会参加者中为数不多的健在者，我很高兴为这本再版书作序。

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于我而言特别重要。1931年，我的三卷本《化学胚胎学》（Chemical Embryology）出版，书的第一卷包含了从古代到19世纪初的胚胎学史研究。这是我研究生物化学如何影响形态学和发育学的开端。在着手这一历史研究时，我结识了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和多萝西娅·辛格（Dorothea Singer），我和妻子与辛格夫妇保持了长久的友谊，直到前几年他们去世。我们经常一起在伦敦——后来在康沃尔的基尔马斯小镇度过周末或整个星期。

这样，我有幸可以使用查尔斯·辛格那美妙的个人图书馆，图书馆在优美的环境中俯瞰着圣奥斯特尔湾，对此我一直想要答谢他的恩惠，比如把1934年出版的《胚胎学史》（A History of Embryology）单行本献给他。因此，我很自然地参加了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大会；在政治上我已经处于左翼阵营很长时间了，已经准备好了同情地听取苏联代表团的发言，他们都是人们意料之外的重量级人物。我对大多参会人员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历历在目的一个情节是，当苏联人的发言超过了规定的20分钟时，作为会议主席的查尔斯·辛格不断地摇一个大船铃以设法打断他们。他们当然希望可以讲上几个小时。

苏联人的论文中最杰出的一篇恐怕就是鲍里斯·赫森的了，他以艾萨克·牛顿为分析对象，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编史学做出了充分而经典的陈述。传统科学史的范式认为，如此伟大的天才不可能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当然也不可能下意识地迎合17世纪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需要。按照传统的思想，提出这样一种想法几乎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无论如何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然而，赫森通过对牛顿案例的全面研究，发表了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外史论宣言，尽管说错了一些名字，搞错了一些细节。似乎牛顿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已经认识到他所处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需要，那些他所感兴趣的恰恰是应用数学、流体力学、航海、弹道学、力学、冶金等领域里亟须找到解决方案和新开端的地方，不论它们把他带向遥远的天体，还是将他囿于神学思想的桎梏。这篇论文虽略显粗糙生硬，但在随后的40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至今仍未消退，因此它的再版将受到欢迎。我已经记不清楚当赫森演讲时我是否在听众席上，尽管我认为我在场；无论怎样，在他与他的划时代演讲稿扬名之前，他肯定受到了铃声的限制。

毫无疑问，外史论和内史论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外史论觉得他们可以发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对科学和科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与此相反，内史论则仅喜欢按照一种由来源神秘的智力巨人推动的内在逻辑进行思考。随着大量对数学、科学、技术和医学的深入研究出现在伟大的非欧文明中，争论似乎更加尖锐了，因为需要就前14个世纪里一直领先于欧洲的中国和印度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独特的现代科学的问题做出解释。在过去的30年里我本人一直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我认为内史论的教条将遭遇重大挫折，其原因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或者用普通的英语来说，亚洲文明的智识体系、哲学体系、神学体系和文化体系不能承担起给予充分解释的重任。事实上，一些这样的思想体系，如道教和理学，看起来比任何欧洲思想，特别是基督教神学更加适合现代科学。因此研究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所有社会和经济特征，并且看看，比如说禁止商人阶层进入国家权力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伽利略的科学为何诞生在比萨（Pisa）[1]而不是巴特那（Patna）[2]或北京——这个任务将落在外史论的肩头。因此，赫森的号角声或许还具有引导年轻学者进行更丰富的历史分析的巨大价值，并且最终带来一种对东方和西方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和阻碍的更深入的理解，比他自己希望得更加精细和深奥。

除了赫森的论文，还有很多论文值得关注，现在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布哈林的文章[3]也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个经典陈述，伟大的瓦维洛夫的那篇关于古代农业起源的令人难忘的论文依旧引人入胜。扎瓦多夫斯基那篇反对“还原论”，支持非蒙昧主义有机论——将之应用于生物的连续整合层面的论文对30年代的理论生物学家也影响甚大。他写道：“科学研究的真正任务不是对生物因素和物理因素进行粗暴识别，而是发现具有定性特征的控制原则（这些控制原则是描述每个特定现象的主要特征）和找到适合于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的能力。”[4]换言之，复杂体和组织，无论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还是社会的，其每一个层次都必须在相关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并在那里找到适当的规律性——然后只有通过研究这些层次之间的关系，才能将意义引入整体。例如，我们关于孟德尔遗传法则的知识不必等到核蛋白分子机制的阐释，尽管后者会极大地增加我们对整体的理解。最后，科尔曼的讨论也引起了数学家们的广泛兴趣。

在这样的一篇序言中，很难忽略的一个悲惨事实是这些代表中的大多数在会后几年内就销声匿迹了，正如可怕的法则所言的那样：“一切革命都吞噬它们自己的孩子”。且不说著名的政治领袖布哈林，据我们所知，就连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赫森，在伦敦会议之后也几乎再没发表过任何东西，有人猜测他成了斯大林“不法行为”的受害者。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身上，他在李森科主义大行其道时惨遭杀害。因此，当1965年我在华沙和克拉科夫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再一次遇见科尔曼教授时，真是倍感欣喜——他安然无恙，虽然他也经受了多年的危险和监禁。

因此，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向我们今天所有的苏联同事致意，并且深切怀念他们的前辈对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所做的所有贡献，以此来结束我这寥寥数语，并向读者推荐此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