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字路口的科学》在英国的反响

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　沃尔斯基（P.G.Werskey）讲师

《十字路口的科学》收录了1931年6月29日至7月4日苏联代表团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的贡献。大会第一天宣布将于周六（7月4日）上午举行特别会议，以介绍苏联人的研究论文，宣布这一决定后，随即又做出了出版这本书的决定。在随后的五天里，参会代表们、翻译官和校对员在苏联大使馆夜以继日地疯狂工作，以完成组委会提议的文集。尽管没有足够的时间将翻译好的文章装订在一起，但仍以单篇的形式供稿给周六的特别会议。十天后，《十字路口的科学》以限量版的形式发行，其不地道的英语短语、错误的排版和行间错位均显现了创作过程的匆忙。[5]

尽管这本书看起来并不专业，但毫无疑问，它是英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在苏联方面，它代表了一群重要的管理者、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大决裂”的关键时期对科学哲学和政治的集体立场。[6]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许多智识观点，不是在他们的祖国而是在英国被少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传播和扩展。其中，自然科学家最为热切地接受了《十字路口的科学》所包含的信息。对他们来说，这本书不仅标志着“对科学史进行新评估的起点”[7]，而且还表明“在混乱的资本主义框架内”[8]利用科学进行社会重建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在英国的政治和哲学反对者后来能够从这些陈述中推断出“参加1931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的苏联代表团首先将反对纯科学和反对科学自由的运动带到了英国”[9]。

恰逢其时

尽管各方都认为，苏联人在这次大会期间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人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鉴于经济萧条，“1931年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种关注推动了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即所有科学进步实际上都是由经济原因决定的”[10]。然而，这种合理化既过于笼统又过于狭隘，因为它既不能解释经历过大萧条的绝大多数英国科学家从未考虑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没有理解早在1931年仲夏会议之前就有一些研究人员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因素。毋庸置疑，左翼科学家们都很清楚后一点。正如海曼·利维后来所说：“这些（苏联）代表一贯采取的立场以非凡的方式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在许多人心中酝酿的想法提炼了出来。”[11]其中一篇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论文是赫森的《牛顿〈原理〉的社会与经济根源》，它试图将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但必须说的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认为苏联人的贡献不仅体现了悠久的哲学传统，也体现了苏联未来科学发展的官方蓝图。最近的学术研究未能证实这些假设中的任何一个。[12]因此，我们的分析必须从考量苏联科学界在大会之前的立场开始。

1929年至1932年这段时期被描述为苏联科学家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大决裂”。在此之前，自然科学家很少受到政治限制，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专家”的服务被认为对革命最初阶段是至关重要的。科学院是最后一个被改革的沙皇机构（1930年），这象征着苏联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大体上保持了机构自治。当然，关于科学的“无产阶级化”及其辩证法转变，当时是有很多争议的。然而，强调当代科学的辩证性质的“德波林派”哲学家（相对论、摩尔根主义遗传学等），最终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眷顾，至少在1930年之前是如此。[13]

然而，随着斯大林在1929年的权力巩固，苏联科学家的黄金期很快就结束了。此后不久，通过选举共产党员和政治上可靠的工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前面向基础研究的院士被排除在外），科学院被“布尔什维克化”了；几个月后，该机构收到了一份新的委令状，使其成为国家官僚机构的正式组成部分。[14]“布尔什维克化”还表现为党内哲学家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新一轮攻击，要求老一辈科学家表达政治忠诚，并招募有才华的农民和工人加入科学精英的行列。因此，学术研究人员第一次被迫详细地为他们的工作辩护，以应对其要么反马克思主义，要么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农业和工业目标的实现无关的指责。这种发展的纯粹效应是加强了官员和科学家对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与国家生活关系的有意识讨论。[15]

对于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来说，“科学”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事务中发挥突出作用。区分“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恩格斯的科学主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16]当然，列宁不仅对哲学而且对现代科学的应用也有着浓厚的兴趣。[17]20世纪20年代初，秉承着对科学精神的承诺，列宁除了对一个充满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共同体采取包容政策外，还鼓励一些个人和机构从事现在可能被称为“科学学”的工作。直到“大决裂”，甚至包括“大决裂”的前几年，实验室均积极地开展泰勒主义“科学管理”实验、创造力的心理学研究、基于顶尖科学家家谱的优生学研究以及对促进或阻碍科学进步的社会条件的历史调查。事实上，斯大林主义早期的工业举措给科学理论家们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学术事业和技术事业的整合问题。1931年4月，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联盟科学规划会议上科学发展的自我意识达到了顶峰。虽然苏联直到最近才跟进这些举措，但苏联已经在两个重要领域跃居世界前列：“（1）承认科学是一种自然资源并收集有关它的数据；（2）对政府如何帮助科学发展提出合理的质疑。”[18]

这一关注直接推动了自1928年起用于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和人力资源呈指数级增长。

下表概述了几个特定领域的巨大扩张。

另一方面，增加在政治层面的支持可使国家对学术活动产生更多影响。事实上，在一个决心废除等级分工的社会中，科学与政治之间或“科学工作者”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这种区别必然被视为人为的和有害的。然而，将苏联科学家在这一时期的情况解释为类似李森科（Lysenko）在20世纪40年代末对遗传学的镇压是不合时宜的。虽然我们没有对30年代扩展的基础研究路线进行详细研究，但似乎除了遗传学家之外，大多数研究者都享有相当大的研究自由。[19]诸多偶然发生且基本上不可预见的干预事项，持续威胁着整个科学领域的发展。

正是在科学研究的这种空前增长、自我意识高涨和对未来不确定的氛围下，苏联决定派遣一支代表团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但为什么选择这次会议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下的科学成就，原因尚不清楚。虽然已经决定派至少一名代表（扎瓦多夫斯基[Zavadovsky]）去伦敦参加会议一段时间，[20]但似乎直到最后一刻此决定才批准生效。的确，这些安排是如此仓促，以至于苏联代表团领队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时才发现自己把演讲稿留在了莫斯科！[21]

即便我们对苏联参会代表团的缘起一无所知，但我们至少应对八位代表的个人履历有所了解。布哈林显然是代表团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作为列宁在革命初期的挚友，他于1929年被斯大林以“右派”领袖的身份为由逐出政治局。尽管经历了政治挫折（他从未从中恢复过来），布哈林仍能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业研究部主任的岗位上发挥作用。[22]他推动了科学院的改革，并在1929年后成为科学院的首席专家。作为科学院知识史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和全联盟规划会议（All-Union Planning Conference）的主席，布哈林被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理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所吸引。[23]然而，1931年之后，他无法继续活跃在这一领域。在斯大林时代最著名的清洗审判中，布哈林于1938年被处死。[24]

代表团的其他四名成员，即鲍里斯·赫森（Boris Hessen，苏联称Gessen）、恩斯特·科尔曼（Ernst Colman）、扎瓦多夫斯基和米特克维奇（V.F.Mitkevich）[25]，都主要关注科学哲学。除米特克维奇之外，其他人都是“大决裂”之前的德波林派哲学家。赫森关于牛顿的文章在1931年的大会上引起了轰动，他在苏联国内以相对论的拥护者著称。赫森最初在约费（A.F.Joffe，苏联称Ioffe）那里接受物理学习，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史和自然科学哲学系（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得益于德波林派对机械论派的胜利，赫森作为当代科学的权威解释者迅速在官方科学界崭露头角。直至1934年，尽管仍有党内哲学家们对爱因斯坦公式的马克思主义地位提出了零星的挑战，但赫森还是成功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此后，他便销声匿迹了，一般认为他死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次大清洗。另一方面，科尔曼和扎瓦多夫斯基似乎比赫森更擅于放弃那些最终被中央委员会谴责的立场。因此，扎瓦多夫斯基在1926年以“摩尔根主义者”的身份争辩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的事实——获得性特征的遗传问题——要求我放弃达尔文和恩格斯的观点，以及马克思的观点。”[26]十年后，他成为李森科和普雷森特的拉马克式论点的早期支持者。[27]数学家科尔曼的情况相当复杂。作为捷克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囚禁在一个苏联的战俘营里。获释后，科尔曼在莫斯科大学获得了席位，在那里他短暂地支持过“德波林派”物理学家。然而，在“大决裂”期间，他关于相对论的陈述变得越来越隐晦。几年后，科尔曼同时成为李森科[28]的追随者和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自由主义”辩护人。[29]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再次出现，这次是作为控制论的倡导者。在对科尔曼的最后报道中，他似乎被塑造成一个精神分裂的形象，在苏联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在他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则是一位僵化的理论家。[30]与科尔曼的巧妙变换相比，米特克维奇显得相当直率。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电气工程师，1931年因反对当代物理学的“形式主义”倾向而成为年轻的科学“布尔什维克”英雄。[31]为了应对这种趋势，米特克维奇呼吁回归法拉第和其他19世纪理论家所青睐的视觉模型。

其余三位代表是行政人员或科学家，他们很少参与这一时期的哲学争论。鲁宾斯坦（Modest I.Rubinstein）是一位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供职于共产主义学院。虽然他在技术政策方面的许多兴趣与布哈林重叠，但他有幸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政治动荡中存活下来。自1945年以来，他致力于一般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技术史。[32]亚伯拉罕·费多尔维奇·约费是苏联物理学家的偶像，直到1960年去世，享年八十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指导培训了整整一代物理科学研究人员。[33]作为一名真诚的爱国者，约费于1942年加入共产党，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基本上仅限于通过创造高效和繁荣的经济来实现昌盛和社会公正。[34]最后，我们来看看苏联代表团的最后一名成员，瓦维洛夫（N.I.Vavilov）。甚至在梅德韦杰夫对李森科主义辩论的第一阶段所进行的感人叙述之前，瓦维洛夫就早已对遗传学进行了勇敢辩护，这也导致他于1942年悲惨死去，这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殉道行为之一。[35]而在1931年，瓦维洛夫是一位自信且成功的植物遗传学家。作为列宁农业科学院（Len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的院长，他关于农业历史起源的相关研究已经获得了巨额经费支持并享誉全球，更不用说他收藏的无与伦比的谷物籽苗库了。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说，苏联代表团成员完全有资格谈论大革命以来的科学史和科学方向。与他们最终要在伦敦面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不同，为实现社会主义重建计划，苏联人竭尽所能地贡献了自己的学识，并且该计划高度依赖于自然科学家们的工作。事实上，如果苏联代表团成员是更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党派人士，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大会上的分歧会更大，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断然拒绝当时在西方（以及在苏联）科学家中流行的许多科学理论。碰巧的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布哈林、德波林派还是苏联代表团中的行政官员和其他科学家，都不愿意将当前广泛被接受的范式贴上“资产阶级”或“非辩证”的标签。他们最希望传达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的智识活力、自我意识、社会效用和绝对的繁荣。

视角切换到英国这一边，我们发现，至1931年，包括贝尔纳（J.D.Bernal）、霍尔丹（J.B.S.Haldane）、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海曼·利维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内的一些科学家早已做好被苏联人言论所感动的准备。[36]

在此前十年里，他们都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热情与信心。这些研究者也不同程度地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甚至对许多苏联科学家关心的历史和哲学问题产生过兴趣。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群体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是有限的，而且与他们的职业生涯严格分离。[37]贝尔纳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共产党员身份在当时独树一帜。同样不寻常的是，海曼·利维在1924年至1930年期间长期担任工党科学咨询委员会（Labour Party’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的主席。在历史研究领域，贝尔纳和霍格本早已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业余爱好者，[38]但李约瑟因其对胚胎学史的博学研究而迅速获得了很高的声誉。[39]20世纪20年代末，霍格本和李约瑟也因个人反对霍尔丹和罗素（E.S.Russell）等资深生物学家的新生命主义哲学而声名远播。[40]凭借他们早期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面的工作，霍格本和李约瑟受邀参加1931年的大会，承担着伦敦会议的组织者和“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历史与当代之相互关系”分会的参与者的双重角色。李约瑟作为大会主席查尔斯·辛格的朋友，是大会执行委员会成员；霍格本是理事会成员。

根据他们的集体传记得知，一如我们所预料的，伴随经济大萧条爆发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加剧了这群科学家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不仅是因为在1931年经济衰退导致数百万失业者惨遭不幸和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垮台，[41]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开始受到财政限制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政府用于学术和工业研究的资金投入增长减缓，但这一趋势后来被制止并最终逆转。当训练有素的专家们（尤其是化学家）不得不面临失业的现实时，[42]用霍格本的话来说，年轻的科学家能够认识到“他们的面包哪一边没有黄油”。[43]然而，更杰出的社会主义研究者则被政治局势的更大方面所吸引。与他们在实验室的最初几年不同，脱离社会现在似乎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姿势：“我试图留在自己的领域”，李约瑟后来写道，“但政治会不断闯入”。[44]

这些“科学工作者”在经历了大萧条初期的政治动荡后，发现自己缺乏分析工具来了解过去，更谈不上为未来提供指导。[45]他们早先对资本主义英国经济的乐观态度或许是他们后来困难的根源。[46]显然，与他们工作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最完美的替代就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但在1931年之前，他们对苏联事件的兴趣是模糊且零星的。20世纪20年代末，贝尔纳关于在苏联建立一个完全科学体制的可能性的评论，虽有启发但很单薄。[47]事实上，只有霍尔丹1928年在苏联与苏联人见过面，尽管他后来的报告大体上是正面的，但他也对社会主义社会中遗传学的未来发展表达了某种焦虑。[48]因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联科学状况的信息不仅是零碎的，而且早于“大决裂”这个关键事件节点。直到后来的社会危机，贝尔纳、霍格本和海曼·利维等人才被激发去了解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在伦敦，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的苏联代表们为他们提供了答案。

大会的日期和地点是由国际科学史学会（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s，成立于1928年）临时选定的。[49]自然地，这次国际学者开会的时间是在没有考虑到即将来临又不可预见的经济灾难的情况下确定的。对英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开会的结果已经足够明显了。然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从2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苏联人从来没有像1931年春天那样如此充分或以如此高的热情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含义。任何一方延迟一到两年，除了将大会转向繁荣时期或复苏时期的影响之外，都可能导致以下两种可能性之一：苏联人根本不会出现，或者与1931年选择的代表团在人员甚至知识取向方面大不相同。[50]至于选址，选择伦敦至少部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科学促进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将首次在王国首都举行会议，庆祝其百年华诞。因此，毫无疑问，如果苏联人想要给人留下任何印象，那就一定得在英国。

苏联人在伦敦

从他们乘飞机抵达伦敦——这在当时还很新奇——到苏联大使馆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招待会，苏联代表们轻而易举地成为这届国际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群体。《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科学记者克劳瑟（J.G.Crowther）告诉他的读者，“苏联政府正在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发挥重要作用”[51]。但无论代表团享有何种突出地位，都无法说服大会组织者延长预先分配给会议发言人的时间，也无法削减预定社会事务的数量。[52]作为妥协，会务组决定在星期六召开特别会议。

从一开始，苏联代表团就投入大会的几乎所有正式讨论中。例如，在6月30日，历史学家克拉克（G.N.Clark）和生理学家希尔（A.V.Hill）建议扩大历史的主题以涵括对知识进步的记录时，《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记者指出，“苏联代表团五名成员的要求引起了一些兴趣……他们可能会被允许为讨论会贡献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53]。并得出结论，克拉克和希尔的建议只会导致新形式的英雄崇拜，即对牛顿和达尔文的崇拜超过对马尔博罗公爵（Marlborough，指约翰·丘吉尔）和林肯（Lincoln）的崇拜。[54]相反，需要的是摆脱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方法，强调伟人被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塑造的方式。

两天后，在生物学哲学专题讨论会上，苏联发言人扎瓦多夫斯基与霍格本和李约瑟结盟，联手攻击霍尔丹和罗素的立场。[55]在霍格本大声质问对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的反感是否可能不是由于西方民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社会动荡的恐惧之后，扎瓦多夫斯基继续断言，“这些倾向是资产阶级社会在物质文化可能性中普遍幻灭的特点”[56]。这位苏联生物学家补充道，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活力论-机械论造成的两难困境是错误的。承认生物学层面与物理学层面在性质上不同，仅仅意味着需要新的实验工具和更精妙的唯物主义观点。扎瓦多夫斯基认为，整体框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以及在当今列宁的著作中”已经被安排好了。[57]

经过几天的哲学思辨轰炸，苏联人在大会结束时更详细地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科学史和科学规划的观点。由于本书包含了本次会议上的所有演讲内容，建议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在赫森那篇极具争议的文章上，这对于了解详情可能是有益的。[58]需要仔细分析他关于牛顿的各种论述，不仅因为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还因为它们阐明了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而这正是该时期苏联大量学术研究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牛顿〈原理〉的社会与经济根源》只是赫森能将17世纪到19世纪高度压缩的物理科学史悬挂起来的一枚钉子。对赫森来说，牛顿时代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是对技术的新需求，其次是英国社会内部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和宗教分歧。在列出了与弹道学、流体静力学、磁学、光学和力学有关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赫森断言，“《原理》的‘现实核心’正是由以上所分析的那些技术问题所组成的，并且正是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时期物理学研究的主题”[59]。赫森的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牛顿的分析方法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但在这里，我们被要求考虑哲学理论和宗教信仰等上层建筑，这些理论和信仰引导牛顿沿着某些思路前进。[60]因此，赫森将《原理》切分为唯心主义、机械主义和唯物主义部分，以表明牛顿的伟大作品在哲学上等同于17世纪晚期的社会和政治妥协。然后，他得出结论，牛顿著作中最合理的东西可以与当时的技术需求相关联，而不是与意识形态需求相关联。[61]赫森从这一切中得出的寓意是，科学不能在限制技术进步的社会中前进：“科学的发展来自生产，成为生产力桎梏的社会形式同样也是科学的桎梏。”[62]在演讲结尾处，赫森自信地将英国工业革命和十月革命相提并论，他说：“并且像所有时代一样，我们在重建社会关系的同时也重建着科学。”[63]

当赫森结束他的发言时，会场上漫长而尴尬的沉寂最终被20岁的剑桥大学数学系学生大卫·盖斯特（David Guest）打破。在利维的鼓励下，盖斯特通过将其应用于现代物理理论中的内在“矛盾”来支持赫森的观点。[64]仅有两位英国科学史学家，维瑟姆（Whetham）和沃尔夫（Wolf）表达反对意见。这促使贝尔纳在不久后评论道，苏联人的论文可能对大多数听众影响不大。诉诸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反而可能“使他们不愿聆听随后的论点，觉得如此粗鄙和教条主义的任何东西最好被礼貌地忽略”[65]。

然而，苏联代表团的表现并没有被《自然》杂志的“科学共同体的时代”（The Time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栏目所忽视。[66]在对大会的评论中，托马斯·格林伍德（Thomas Greenwood）将历史唯物主义描述为“对科学发展的共产主义解释，其中群众的综合工作得到高举，以牺牲对天才的赞颂为代价”。他进一步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态度几乎无法解释任何历史，不论他们传达的信息多么令人振奋，也不论他们在自己的教育机构中如何努力将其付诸实践”[67]。三周后，在对《十字路口的科学》的一篇评论中，历史学家马文（F.S.Marvin）的态度则显得大方得多。他赞同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产品，但他怀疑这种洞察力能否解释科学史的所有方面。马文接着谴责了“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自然法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68]在结尾处，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可能对苏联研究方向产生的影响表示忧虑。很明显，尽管苏联人在大会上的表现确实值得《自然》杂志关注，但它并没有标志着该杂志对科学和社会看法的转折。[69]

但它对以上谈到的英国社会主义科学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在科学和政治上，他们发现自己与苏联人达成了实质性的一致。例如，扎瓦多夫斯基的论文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的结论——与他自己的结论如此相似——显然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公理中得出的。[70]赫森的贡献给人留下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印象。正如霍格本后来回忆的那样，它“增强了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作为一种用于解释的智识工具”[71]。利维突然发现大多数关于科学史的作品都不够充分，因为它们没有“同时说明人类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72]。对于克劳瑟来说，赫森的文章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后来在科学史上所有工作的方向。[73]贝尔纳的观点上文已经讲过（见本文第2页注释②）。但可能最为有趣的转变是李约瑟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在修订其大型著作《化学胚胎学》的第一卷以将其重新出版为《胚胎学史》时，李约瑟认为，科学进步绝不能与技术需求和技术过程相脱节，然后补充道：“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将使我们能为伟大的胚胎学家所做的，一如赫森为艾萨克·牛顿所做的一切。”[74]

然而，无论这些人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带来的新前景多么着迷，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苏联的政治信息。贝尔纳、克劳瑟、霍格本、利维和李约瑟在大会上有充分的机会与苏联代表们，特别是布哈林和赫森讨论苏联的科学状况。[75]当苏联人乘飞机回国时，他们给贝尔纳和他的同伴们留下了以下两难问题：“是成为一个智力自由但在社会方面完全无效的人，还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而将知识和行动结合在一起成为系统的一部分，哪一种更好呢？”[76]

大会的余波

在剩下的篇幅中，我将勾勒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规划中的一些进展，这些内容归功于《十字路口的科学》的出版。[77]

自从赫森的论文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科学史方法（在美国和欧洲）的受欢迎程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这种史学在西方的低谷恰逢冷战时期，我们不能忽视在学术界中运作的微妙的（有时是粗暴的）政治恐吓形式，是它们损害了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78]李森科事件引发的启示加剧了反对苏联共产主义浪潮。但，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两个因素。首先，即使在英国，对科学史感兴趣的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只能在薄弱的制度基础上工作。除了缺乏可能维持这一传统的期刊之外，[79]没有一个关键人物——贝尔纳、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克劳瑟、本杰明·法林顿（Benjamin Farrington）、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霍格本、山姆·利利（Sam Lilley）和李约瑟——能够培养出新一代的专业科学史学家。其次，1945年以后，一群学者强烈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者们忽视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科学，在他们的指导下，科学史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80]直到60年代初，人们才有系统地尝试将科学和技术本身视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和产物。[81]

除了大卫·博姆（David Bohm）和加斯顿·巴切拉德（Gaston Bachelard）的继任者的研究工作，对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哲学的兴趣没有类似的复苏。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高潮时期，对辩证法的追求也从未超出非常一般性讨论的水平。[82]最著名的作品是贝尔纳和霍尔丹关于生命起源的工作。[83]诚然，在1945年至1950年间，一些哲学家和作家在这一领域提出了一些挑衅性的论题，[84]但它们很快就被对李森科主义的愤怒所掩盖。

至于关于科学规划的理论，时至今日贝尔纳一直主导着这一领域。他的经典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成功地预言了战后时期许多最核心的特征，即科学活动在国家生活中的扩展、学术研究中心的协作以及国家科学政策的演变。[85]虽然他的工作是否对英国[86]和美国的政府运作产生了很大的直接影响是存疑的，但它似乎确实在法国[87]和苏联产生了一些影响。当然，这个事实给我们带来一个完整的循环。当我们意识到贝尔纳关于计划科学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自布哈林（直到今天布哈林在苏联都是不受欢迎的人）时，偿还这一智识债务的讽刺意味引人深思。因此，贝尔纳在苏联受到的高度尊重帮助该国的学者迂回地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同胞的工作当中。[88]

在这本书出版四十年后，我们开始意识到，科学再次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之上。作为当权者的工具，在对社会结构和目标应该是什么而产生激烈冲突和争议的时期，各个科学共同体不可避免都将受到一连串的批评。最近，关于现代科学的社会角色的持续辩论中最有趣的特征之一是许多新左派的反技术官僚立场。从马克思主义对科学世界观的长期坚持的角度来看，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目睹激进思想史上的根本分歧可能并不为过。然而，在跨越这一鸿沟之前，有必要接受技术官僚手段和社会主义目的并非水火不容的旧观点。毫无疑问，这次重新评估的关键文献之一将是《十字路口的科学》。

感谢麦克劳德（R.M.MacLeod）博士和杨（R.M.Young）博士对本文初稿的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