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情绪工作的两个阶段

与情绪工作从概念上来看有两个阶段：“抵达”和“离开”。第一阶段，抵达来访者的情绪，包括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情绪，接受它们，并把他们的感受用言语表达出来。第二阶段是离开来访者已经抵达的地方，转化和改变核心的痛苦感受。这种转化包括识别与这些情绪相关的看待自我或他人的消极观念；识别核心痛苦情绪中的需要；然后发展出新的、具有更多主体性的情绪和自我组织方式，这些会直接或间接地拆解任何关于自我、世界或其他事物的消极信念。最后，治疗师帮助这个人去接触、体验和依靠替代性的、健康的情绪反应和需求。转变最终被整合进一个崭新的自我叙事中。

感受痛苦情绪，从而疗愈痛苦情绪

尽管有些感觉可能很痛苦，但人们需要先感受自己的情绪，然后才能改变它们。你必须感受它才能治愈它。重要的是要帮助人们明白，想要离开一个地方（痛苦），他们就必须先抵达该处，而摆脱痛苦情绪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历它们、体验它们。在治疗的早期阶段，治疗师需要向来访者说明，只有帮助他们理解如何与情绪开展工作，治疗才会有效果。如此工作能够让来访者得到支持，更好地在治疗中投入和参与合作性治疗工作，在能够突显其个人经历的表述中呈现情感。例如，治疗师可能会说：“你的情绪很重要，它们在告诉你这些事情对你很重要。让我们允许这些感受存在，接收它们传达的信息。”治疗师还帮助来访者开始接近、重视和调节他们的情绪经验。治疗的重点在这个早期阶段就开始建立了。治疗师和来访者齐心协力，一起发展对来访者核心痛苦叙事的理解，并对造成痛苦的潜在原因达成一致。

由此看来，帮助来访者袒露感受，进入主观体验并锁定他们最脆弱和痛苦的情绪体验应该成为治疗的焦点。治疗师与来访者一起工作，帮助他们敞开心扉，谈论充满情绪的个人经验，耐受、接纳和讲述他们最脆弱的痛苦、受伤和愤怒的情绪，以便进一步反思、调节和创造出新的意义。接受这些情绪及其所传达的重要意义（通常是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意图、目标和信念）是觉察工作的第一步。

在这一步中，增加觉察包括帮助来访者关注和接触身体感知——感觉的非言语形式。这种方式的情绪觉察不是对情绪进行理智的、认知层面的理解。不应让来访者觉得自己是从外部观察自己；相反，应该让他们有身体的感知觉——从内部感觉到什么——就像牙痛时感觉到的疼。要鼓励来访者欢迎自己的情绪，停留在感觉上，呼吸，让它们到来。他们需要把感觉作为信息接收下来。这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为了不体验自己的情绪，他们如何干扰或打断这些情绪。询问来访者如何回避感觉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许多心理治疗理论都提出，抑制或“打断”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是心理病理学的一个核心现象，因此是治疗的一个重要焦点（Fosha，2000；Greenberg，Rice，Elliot，1993；Linnahan，1993；McCullough，1999）。在最基本的层面，大多数方法都认为，情绪会向人们发出信号，告诉人们哪些情况需要避开，哪些情况应该接近，而我们则习惯于躲避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情况。某些情绪体验自带令人厌恶的感觉，如羞愧和恐惧，所以人们本能地就想避免感受这些东西。情绪抑制，即回避情感反应，与不良心理状况和心理问题有关（Gross，1998，2002；Gross & John，2003）。这种长年累月对自己不想要的内在体验加以回避的做法被证实与许多不同的心理健康问题和正面情绪的抑制有关（Gross，1998、2002；Gross & John，2003；Kashdan et.al.，2006；Roemer et al.，2005）。因此，长期使用情绪回避作为应对方式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害。虽然人们可以试图通过避免内部刺激和外部刺激来控制情绪的发生（如阻止思考、分心、远离某些环境触发点），但情绪的激活往往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正如我在第7章和第8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化解情绪打断是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目标。

来访者还需要学习，情绪也并不是经过论证的可供行动参考的最终结论或方案。情绪带来有价值的信息，但不是可靠的结论。来访者需要将自己的感受视为需要展开探索而非将其视为真理。任何不好的感觉都不会是一个人最终的感觉，它们是会改变的。情绪不会以事实的形式进入意识的觉察；在它们产生的背景中观察它们才能将它们转化为可以解释和理解的线索。因此，人们能够感受情绪，而不必担心可怕的后果。情绪既不等同于行动，也不等同于结论。人们可能需要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他们不应该试图控制他们的原发内部经验。对那些难以控制情绪的人来说，一开始的任务与其说是允许情绪并欢迎它们，不如说是学习如何调节它们。在帮助人们关注和接受他们的情绪之后，治疗师需要帮助来访者用言语描述他们的情绪。用言语描述情绪，情绪体验就更加能够得到反思。命名情绪是调节情绪的第一步。

当来访者在情绪上抵达了某处，他们需要看看停在这地方是不是对自己有好处。假如他们觉得留在这里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也不能帮助自己与他人更加亲密，那么这里就不是久留之地，来访者需要找到离开的办法。治疗师与来访者要一起探索这样的问题：“这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感受吗？还是可能是基于某种创伤的非适应性的感觉？”如果来访者的核心感受是健康的，他们就应运用这些感受来引导行动。如果来访者的核心感受是不健康的，他们就需要进一步处理这种感觉来促进转变。

在自我内部建立起主体感

只有当一种感觉被完全接受，人们才可能认识到它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矛盾的是，如果这种感觉被判定为不可接受——“非我”——它就无法被转化，因为这个人拒不接受它。只有当这种感觉被接受，它才能得到评估并在必要时被转化。人们的核心非适应性情绪经常围绕三种基本感受：恐惧—焦虑、羞耻和悲伤（Greenberg，2015；Timulak，2015）。它们还涉及对自我的三种基本看法：（1）觉得自己是脆弱的、不安全的，认为自我没有外部支持就不能保持完整——“软弱的自我”；（2）无价值感和失败的——“糟糕的自我”；（3）一种孤独的被遗弃感——“悲伤的自我”。要改变人们的核心脆弱感（这种脆弱感会导致诸多恐惧、悲伤和羞耻感），他们必须先接触这些感受。接下来，他们需要识别导致这些负面自我体验的创伤来源。然后，他们需要治愈基本的脆弱性，开始建立更强的自我意识。这些不适应的感觉几乎总是伴随着对自我、他人或世界的消极看法。人们经常在头脑中体验到这些感觉，这是一种负面的声音——一种刺耳的、内在的声音，通常是因为以前被他人苛待而习得的，对健全的自我有破坏性。一旦表达出来，这些核心的感觉及对自我、世界和他人的看法可以通过获得替代经验来改变。这里的悖论是，靠近和接触非适应性的感觉，识别破坏性的信念，这反而有利于改变，因为那些需要暴露在新体验面前的旧状态被觉察到了，然后通过一种相反的机制和过程，自我更健康的一面被激发出来。

新的、更具主体感的情绪和自我组织方式能够瓦解任何关于自我、世界和他人的消极信念。这一步是“离开”阶段的核心，涉及以情绪转化情绪。治疗师要帮助来访者关注他们健康的需求：在受到苛待时需要保护、安抚和关心，以及有自主性和胜任力，可以将他们从急切需要认可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在治疗中我观察到，人们富有生命力的健康情绪往往是在经历情绪困扰的时候被激活的。特别是在支持性的环境中，人类具备非常强大的心理韧性。每个人都有从逆境中反弹的能力。最终，他们照顾和支持自己的能力使他们能以健康的方式面对困境。当人们遭受苦难时，通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人们知道当受到伤害时需要安抚，也知道感到失控时需要能对当下状况有一定的控制感，而感到害怕时需要安全感。对自身需求的了解能帮助人们获取有效的应对资源。因此，帮助人们与自己痛苦的经验相处能辅助他们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并激发改变。主要的健康情绪似乎是赋予愤怒以力量、哀悼悲伤，以及对自己的慈悲心——这些全都具有一种行动倾向，能调动有机体采取行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获得了适应性的情绪和需求，发展了更健康的内在声音，人们就能创造一个新的叙事，以自己新的情绪体验来转化旧的自我叙事（Angus & Greenberg，2011）。

只有通过体验健康的情绪，情绪困扰才能真正得到治愈。治疗师不能靠理性说服让来访者进入更健康的情绪过程，也不可能靠重构来建立崭新的叙事。然而，他们可以帮助来访者克服有害情绪，识别痛苦的非适应性感受，连接自己的情绪资源，以有益的内在话语打败负面话语，最后建立新的自我叙事来整合自己的转变。治疗师的工作是让人们面对他们害怕的情绪，找到可替代的、健康的情绪，从而转化之前不健康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