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和1860年的去疆界化
人们常说，欧洲人到中国去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也就是说，是要通过贸易活动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那些中国特有的商品。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这种贸易活动主要由清朝官员和具有垄断经营权的商人们进行管理和控制。从中国输出的是茶叶、生丝、瓷器，输入中国的是新世界的白银，后来则是鸦片。在欧洲方面，拥有贸易、航运、销售专营权的特许公司主导着与东方的商业贸易。到18世纪末，已经在印度确立了强大的商业和政治行政地位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控制着中国与欧洲间的大部分贸易。在清朝方面，清廷试图通过操控中外接触的方式来控制贸易。历史学家所称的“广州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中国商人和欧洲贸易者之间的冲突，同时对这些贸易征收关税。
自1759年开始实施的各种规则创造出一个把贸易活动限定在广州一个口岸的管理制度。尽管欧洲人不能建立居住地，也不能进入广州城，但他们每年都可以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进行商业交易。13家具有垄断权的中国商行负责组织这些交易活动，并且为商品的价格和交付提供担保（Hsü 1990：150-154）。尽管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些代理人经常抱怨这些“限制”，但公司还是变得极其富有。这种制度也使清政府受益匪浅，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帝国的财富，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也很少发生。
这种令人惬意的制度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满足了最基本的要求。随着生产转向经济作物茶叶的种植，随着这一地区的运输网络和流通网络逐渐集中到广州沿海一带的商品集散中心，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面貌开始发生变化。随着茶叶、生丝和瓷器被收集起来运往欧洲和美洲，中国的一部分劳动力和物质生产也被带入一个此前非常陌生的建构之中，这就是以伦敦为中心把英国、印度和中国沿海联结起来的跨区域经济。
商业和鸦片
当英国人主导了对华贸易以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希望以英国制造品取代白银作为交换媒介。然而，使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和英国制造商们感到惊奇的是，中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微乎其微。最终，为了平衡在亚洲的贸易，英国人引进了印度的鸦片。尽管雍正皇帝于1729年禁止鸦片的贩卖和吸食，嘉庆皇帝于1796年禁止鸦片进口，但鸦片不仅在中国找到了现成的市场，而且还被证明是一个去疆界化的特殊机制，彻底重整了中国与欧洲的商业关系。此外，随着鸦片吸食的蔓延，中国沿海一带的鸦片走私和海盗活动日益猖獗，也在破坏着旧的商业模式，制造出新的模式。1800～1820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一直在4000箱左右，每箱装有140～150磅左右的鸦片。这一进口量足以支付欧洲和美国希望购买的所有茶叶与生丝。
然而，这种贸易平衡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原因导致了它的终结：一方面，英国国内要求打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使得这一垄断于1830年被正式取消。另一方面，在中国，由于非法的鸦片消费迅速增长，造成白银开始流回欧洲，使英印帝国和英国的英镑成为主要的受益者。1820～1830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上升到9000箱。在此后的5年里，这一数量增加了一倍。而到英国和清帝国之间发生第一次战争前的1839年，鸦片进口数量再次翻番，超过了4万箱。诚如近来一些学者所论证的，正是鸦片这种产品，使得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Wong 1998；John Richards 2002）。
与此同时，清政府继续坚持着鸦片禁令。因此，鸦片的销售就需要一个精心策划的秘密的运输和流通网络。这一网络与“合法”的交易渠道齐头并进，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合二为一。一旦出现问题，就能够通过贿赂清政府官员加以解决。与此同时，白银外流引起通货膨胀，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东南地区的农民生活日渐贫困，社会失序，犯罪猖獗，最终导致了叛乱。这一腐败浪潮——沦为鸦片吸食者的人民，从鸦片利益中收受贿赂的官员，逃避地方管理的交易网络，脱离了日常生产的社会本体——将中国东南地区去疆界化，并且将政治和经济的冲击波传送到清帝国的中心——帝国的都城北京。随着东南地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转向清政府难以施加影响的跨国市场体系，清王朝的权威以及通过经济活动来保障朝廷富有、满足臣民需要的能力，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清政府的反应和其他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做出的反应大体相同：力图制止鸦片走私。正如本书导论所指出的，这项措施的结果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1842～1844年间与英国、美国、法国签订的和平友睦通商条约中那些史无前例的重要内容所引起的再疆界化［Mayers（1877）1966：1-4，49-58，76-83］。由于通过战争和条约的结合建立起了合法的立足点和行动基地，鸦片驱动的去疆界化的第二次大浪潮便经由通商口岸新建立的欧美居住区再次掀起。这些受保护的接触地带逐渐成为许多四处流浪的雇佣兵和大量行为可疑的生意人的寄居之地。这些新来的人有中国人、东南亚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在从事利润丰厚的鸦片走私。尽管鸦片交易活动还处于地下状态，但已经开始沿着长江向内地扩展。它一路铺设下新的关系网络，将腐败传播到更为深入的中国内陆。到1850年，输入到中国的鸦片每年超过了5万箱。在接下来的5年内，这一数目超过了6万箱，而到50年代末，更是增加到8万箱。鸦片销售和鸦片吸食超乎寻常的发展彻底摧垮了清帝国的统治体系，使之失去了对鸦片的控制能力。
混乱的鸦片贸易还引起了其他一些严重后果。尽管表面看来，鸦片走私是向中国渗透最理想的工具，也有利于平衡英国和美国的对华贸易，但是它也给清朝和西方的官员们带来形形色色的治安问题。例如，到19世纪50年代初，海盗活动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英国海军部被迫采用悬赏制度来控制中国沿海的海上航道（Fox 1940：106-128）。但这些努力被证明只是权宜之计，海盗活动仍然与沿海地区的合法贸易以及走私贸易同步增长。据1857年驻广州的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称，犯罪活动增加的首要原因是通商口岸吸引了来自各国的行为卑劣的外国人，他们“和正当商人们争夺商业地盘，把进入口岸从事贸易的特权转换为进行欺诈和暴力活动的工具”。阿礼国认为，治外法权赋予外国人的司法豁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设立一个惩戒体制，以使商业活动能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消除各种弊端，净化通商口岸（CESM 55-60）[1]。
阿礼国的分析切中了问题的要害。鸦片贸易扰乱了条约允许的“合法”商业，并且引发外交上的冲突：走私活动吸引了海盗，海盗又威胁到商船的正常航行，从而导致外国领事与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关系的紧张（Fairbank 1953：335-337；Fox 1940：118-119）。与此同时，通商口岸的特权地位使得一些中国人利用各种符合外国法律的合法手段，来逃避清朝政府的管理权[2]。举例来说，关于商船的所有权和注册问题，船主只需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将一条船在香港注册，挂上英国国旗航行[3]。船主还可以像科布登（Richard Cobden）所说的那样，雇用那些在香港到处游荡的“浪荡子、流浪汉或者无所事事的年轻水手”充当外国船长，利用他们来吓阻清政府官员的盘查。由于被清政府官员扣留而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三桅帆船，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4]。尽管这艘船在中国制造并且由中国人拥有，却是在香港注册，而且当它在广州港被扣押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肯尼迪（Thomas Kennedy）的英国人担任船长。各种迹象表明，肯尼迪正是阿礼国与科布登所说的那类外国人。船上的14名中国水手中，至少有两人据称是海盗，而且这艘船很有可能正在从事鸦片走私活动（Wong 1998：43-66）。
从以上简短分析中，可以看出鸦片作为去疆界化的宏大机制所产生的力量。无论是贩运还是吸食，鸦片都会使人上瘾，从而能够制造出像亚罗号那样的不断繁殖的庞大杂交体。鸦片网络已经不再能明显地分成完全中国人的或者完全外国人的了，它把英国官员和清政府官员一起推进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对立与冲突的局面之中。另一方面，把鸦片看做是完全独特的，认为它以某种方式处于合法的或更可接受的商业形式之外，也是一种夸大。就能够产生兴奋和依赖性这点来说，鸦片和造就了以欧洲中心的全球经济的其他那些能使人上瘾的物品——比如蔗糖、可可或者其他含有尼古丁和咖啡因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类令人产生依赖性的“软件”侵入到流通和消费的流动之中，改变了流动方向，从而对人的身体和地理空间进行了重新整理，或者更恰当地说，进行了重新编码。随着这类物质巧妙地潜入到社会机体中，发挥出它们的魔力，就会重新塑造欲求，使之改变方向，从地方经济转向跨国市场。不仅仅在中国是这样，在欧洲也是如此。可以说，这一过程使毒瘾具有了在全世界重建文化疆界和地理疆界的现代属性，同时也创造出打破东西方截然区分的全球性毒瘾的共同历史。
军事技术
与鸦片相比，新的军事技术以更加迅速的速度使清代中国去疆界化。这方面的关键之处不仅仅在于新式武器，还在于组织和运用这些武器的崭新方式。就像鸦片引起了从地方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变那样，武器装备的变化也是印度历史发展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发生在那里的帝国征服和殖民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方面，有两种技术机制尤为突出。第一种是新产生的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地面与海上军事力量，它们的制胜要诀已经不是数量，而是速度和在战略要地运用压倒性军力而形成的威慑作用[5]。在陆地上，配合步兵作战的，还有由归顺英国的印度人——比如锡克人和帕坦人——组成的轻骑兵（Farwell 1989）。而步兵则被训练成为具有高度纪律性并装备有最新式武器的作战单位。这些武器包括最新设计的手提式步枪，它采用了来复线枪管，从而改善了射击精度，射击速度也由于有了独立的弹药筒或子弹而得到提高（Headrick 1981；McNeill 1982）。当这些技术被运用到中国的时候，轻骑兵与步兵并不是用来进行大规模战役或者旷日持久的战事，而是被用作可以快速调动部署的军事力量。这些部队虽然仍然需要依靠运输和补给系统的密切配合，但它们能够迅速地加入到战斗之中，利用优势火力和机动性消灭当地的反抗力量，临时性地占领重要目标[6]。这些军队也可以在持续性炮火轰炸的掩护下或者在持续性炮火轰炸之后立即按计划行动。
而进行炮火轰炸的，是另外一种新技术，或者不如说是几种新技术在一个平台上的组合：炮舰。炮舰吃水浅，蒸汽驱动，机动性强，配载火炮和燃烧火箭。与帆船不同，炮舰可以进入中国沿海的内河，摧毁沿河的炮台，攻打有城墙保护的城池，威吓当地的居民（Headrick 1981：43-57）。1840年和1857～1858年在广州发生的战事，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1857～1858年广州之战中，炮火轰炸还发挥了另外一个作用。对令人痛恨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总督衙门和城内普通民房进行的炮火轰炸，为英国人此前遭受的屈辱报了一箭之仇。
在1860年中国华北进行的战役中，又有一种新武器添加到这一技术组合中，这就是阿姆斯特朗炮。这是一种后装式野战炮，其战斗力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检验（Knollys 1894：161）。该炮不仅被用来轰击位于通向北京的北河河口的大沽炮台，还与高机动性的轻骑兵部队协同配合。1860年在新河和张家湾，这些炮队击溃了与之作战的蒙古骑兵，在海边与北京城墙之间打开了一条畅通无阻的前进道路［Graham 1901：166；Knollys 1875：12；1894，2：139，161，168；M’Ghee 1862：126；Walker 1894：171-172；Wolseley（1862）1972：179］。
这种军事形式的去疆界化，以其海上形态和陆地形态，对鸦片体制进行了补充。迅速的、毁灭性的暴力的目的，是要表明抵抗是徒劳的，并且把反抗迅速地转变为屈服。从这一层面分析，技术驱动的暴力既是工具性的，又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表现技术——一种“可调节的威慑力”[7]，可以熟练地控制它的用量和力度，直至彻底改变敌人的精神世界。这样看来，它的作用不仅是破坏性的，而且是建设性的。一方面，它留下了可以看得见的损失——死者的尸体、被毁坏的财产、被切断或者被封锁了的交通线；另一方面，它也在授课。1860年后，清政府便开始寻求同样的武器，并雇用西方人训练清朝军队来使用这些武器了。作为一种规训，快速战争就这样成为一个再疆界化的因素，一个解码和再编码的工具。
翻译
乍看上去，将翻译与阿姆斯特朗炮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似乎有些不伦不类。然而，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时代，翻译过程就被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一种通过另类手段进行的战争。在中国的英国语言学家们常常利用自己作为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或者英国官员与中文文本之间的中间人的特权地位，来缩小或者彻底消除英语和汉语在语言上的歧义。换句话说，他们努力寻求一种世界通用的意义交换方式。然后，经过这种语言处理的产品又被加以语言修饰，用来鼓吹更具侵略性的对华政策。这种活动最重要的实践者包括巴夏礼、李泰国和威妥玛等人，他们都是把清朝官员的书面文件和口头陈述翻译给额尔金勋爵的关键人物。
在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间的斗争中，他们把翻译当作武器来运用。其中有两个字翻译最为重要也最为有效。一个是“贡”字，这个字在当时——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这样翻译——被英国人翻译为“tribute”（贡品）。选择这个单词，不仅会让人们联想到东方的专制政权以及藩属关系，而且还会使具有独立精神的英国人感觉到一种不平等不合法的经济交换形式，他们不愿意为了获得参与一种受到约束的商业交流的权利而被认为是进贡。另一处相似的情况是把“夷”字翻译成“barbarian”（野蛮人）。其实，这个字也可以被译成“foreigner”（外国人）或“stranger”（外人）[8]。然而，当被翻译成“barbarian”时，“夷”字就具有了这样的意义：它表示清朝皇帝及其官员们思想深处的那种傲慢不逊、盲目尊大和深拒固闭。
这种翻译策略的作用在《天津条约》里表现得最为显明。条约第五十一款永远禁止清朝官方文件在涉及英国人时使用“夷”字。此外，英国还进一步要求清政府通过官方渠道颁布这项禁令，要让整个帝国的官员和民众都知道不得藐视英国人（CESM 354，385）。因此，当看到英国的语言学家们在清政府的往来文书中查找那些表示中国皇帝比英国女王尊贵的字眼的时候，或者在看到这同样一些语言学家们1858年在广州、1861年在北京公开训诫当地居民哪些字词不能用来指称英国人的时候（CESM 164，Rennie 1865，1：71-72），我们就不应该感到太多的惊奇。
单个汉字的翻译对英国在华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翻译1858年和1860年战事中缴获的清政府官方文书，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两次战事中都有大量文件落到后来担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威妥玛及其中国助手手中，他们一起从中把那些有关英国和其他欧美列强的文件找到并挑了出来[9]。
第一批缴获的文件来自叶名琛总督在广州的衙门。从1858年1月至6月26日《天津条约》签订，威妥玛及其助手们一直在处理这些文件，对其中许多文件做了摘要，也全文翻译了一些文件[10]。这些翻译的成果出现在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给他们各自政府的报告中，也有一部分出现在英国议会文件和美国的公共档案文书中，还有些文件出现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英国人的个人记载中。换句话说，威妥玛这些翻译的传播，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以及在华外国人对1857～1860年间历史事件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缴获文件的翻译在1858年的谈判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它们为英国领事们提供了为自己辩护的依据，来向额尔金勋爵表明他们并没有进行任何编造。这些文件表明，正像在华英国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声称的那样，中国的官员们排外、固执，对外面的世界既无知又惧怕。英国的语言学家们引证这些文件，使得额尔金相信，对付中国人迷惑和拖宕手法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使自己看上去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凶暴的野蛮人”。额尔金1858年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而到1860年他决定烧毁中国皇帝的圆明园，并且考虑是否也同样毁掉紫禁城时，很可能想到了这一聪明的建议。
这些翻译除了影响额尔金勋爵的谈判策略外，还被用作对付清朝官员的武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1842年与伊里布一起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满族官员耆英了。英国摧毁了大沽炮台之后，额尔金勋爵在天津设立了大本营，并在那里会见了清政府的两个高级官员桂良和花沙纳。我们还会记得，在他们出示耆英和伊里布所拥有的那种钦差大臣的关防和敕书之前，额尔金一直拒绝同他们进行谈判。然而，在敕书和关防到达之前，耆英先来到了天津。英国人担心耆英的出现可能是一个拖延谈判的计谋，就设法摆脱他。威妥玛从广东文件中找到了耆英1844年写的一份奏折。根据威妥玛的翻译，耆英在这份奏折中把他的对策解释为“羁縻夷人”[11]。按照额尔金勋爵的秘书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的说法，他们决定让威妥玛和李泰国出其不意地将这份奏折出示给桂良、花沙纳和耆英，以此来羞辱耆英，迫使他退出谈判[12]。这一谋略非常成功，使耆英违抗皇帝的命令，擅自离开天津[13]。不久，他被交到宗人府审讯并被判处死刑。
耆英所面对的那种困境，也正是清廷本身现在所面对的困境。这些官方文件，作为清政府管理和控制其广袤帝国的命根子，不仅能够被用来制造意想不到的危机，而且，这些官方文件被欧洲人所占有还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清廷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已经失去了对其自身话语体系的控制。当鸦片腐蚀着那些给皇帝写奏折的人的时候，他们所写的奏折本身现在也受到了某种形式的审查和监控。这种审查和监控的性质，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英国的语言学家们不仅通晓中国的语言，他们还能把它转化到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在那里，这一语言被有效地“袪魅”，它的权威也被消解掉。
那些清朝官员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特殊形式的去疆界化的渐积影响，但这一点在《天津条约》第五十款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一款规定，条约的英文本而不是中文本表达的是条约的“正义”，而且条约的中文本已经与“英文原文详细校正”。两国政府间今后所有文书均遵照同样的程式办理[14]。就这样，清帝国突然之间就要以一种既未精通又未理解的语言和术语去思考它的屈服了。按照外国模式进行“校正”，这种算不上微妙的转折同时也启动了一个全新形式的再疆界化，这就是获取已被解码的清朝资料，再在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语言中把它们重新编码[15]。
在继续进行论述之前，我想再举一个把翻译作为去疆界化手段的事例。1860年，英军分别在河西务和圆明园缴获了清廷的来往信函。据额尔金勋爵的语言学家们所说，这些文件同早先得到的资料一样，证明了对清朝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但它们也还有另外的用途。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文件被转呈给外交大臣拉塞尔（Russell）勋爵，可以极有说服力地证明额尔金勋爵的某些决定是正确的。例如，在圆明园缴获的一份谕旨表明，皇帝嘲笑了认为他应该按照西方外交礼节来接受美国代表华若翰觐见的想法。在新河缴获的另一些文件指明了斩获入侵中国的欧洲士兵和印度士兵头颅的悬赏金数目，僧格林沁的一道奏折则请求皇帝快速离开北京，这样就不必被迫在自己的首都与欧洲使节们打交道了。朝廷的谕旨还命令清朝军队在钦差大臣同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谈判的同时，继续进行战斗（CRAC 115-124，205-207，260-267，269）。和其他一些文件一样，这些文件也被收入议会的出版物。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一两年内公开发表的各种私人记载中，也能看到这些文件的概括性内容，比如克灵顿将军随员中的翻译施文贺（Robert Swinhoe）的记述[16]。
这样，对清朝内部文件进行权威性解码的能力，对于打破中国的原有秩序，对于创造一个额尔金勋爵及其属下可以用来为其行动辩护的道德基础，都具有战略上的价值。把语言压缩进一个严格对应的系统之中，以及把翻译文件用作进攻性武器，都起到了动摇清帝国行政报告制度的作用。在一个靠信息上传决定下达进行运作的政治体系里，报告网络被破坏对清帝国统治权造成的损害，或许并不亚于英国的炮舰。同时，被译成英文的清政府文件通过通商口岸的社群、伦敦的政府机构以及报纸和在战争参与者所写的各种记载到处传布，也为英国在华政策的正确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这就是说，这些翻译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把欧洲人书写的历史记录合法化，把女王陛下在华代理人的各种行动从一个自利、贪婪、走私鸦片、卑鄙无耻的低俗境界，提升到正义征服和普世受惠的高度。额尔金勋爵和他的顾问们相信，中国和世界都会因为英国使用武力而变得更加美好。
主权
利用清朝文件的翻译来证明并确认英国在华行动正当性的做法，还遮蔽了欧美在华活动其他一些更为基本的方面，不过在此同时，它也把国家主权平等的问题提了出来。对于当时的和此后的许多人来说，主权平等问题即便不是冲突的唯一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17]。本书的目的既不是要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不是要讨论后来对这一问题的解说，而是要探讨主权和主权平等观念本身是如何成为一个重要的去疆界化机制的。进一步说，尽管这些观念在欧洲有着复杂的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与中国发生冲突之前很久的年代，但清帝国与欧洲民族国家间在主权平等问题上的争执，也有着自己的历史轨迹。这一冲突涉及清廷的某些礼仪，这就是欧洲人所说的“叩头”——在中国皇帝面前屈膝跪地的屈辱性做法。然而，如果对新兴的资产阶级男性观念缺少认识的话，就很难理解这一行为被赋予尤其是被英国人赋予的特别意义。在这方面，问题的关键是把男性身体当作一个表达意义的载体，一个能够通过其动作和姿势传达包含一定意义的信息的载体。
礼仪和主权者男性主体 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在创作于19世纪中的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中，担心掌管历史的缪斯女神是否能够摆脱礼仪的困扰。同她的姊妹悲剧女神一样，历史女神克利俄似乎成天忙于诸王的事务，“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们，好像她只不过是负责宫廷典礼的女主人，与记录普通百姓的事情毫无关系似的”。萨克雷对于历史而不是君王统治的关注推动他去思考，“历史”会不会永远地“跪拜下去”，或者克利俄会不会“直起身来……以自然的姿势站立着”，而不再像宫廷侍从们那样“卑躬屈膝”、“躬身告辞”，“面对君主拖着谦恭的脚步倒退出门外”（Thackeray 1991：13-14）。
这里，有意思的是萨克雷对克利俄的屈从和潜在解放的象征性描写，以及把这些动作本身与女性形象联系起来的方式。这些身体动作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那些意义结合在一起，就把欧洲人对中国人令人感到屈辱的那些行为的陈述，放置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建构之中。比如说一个人如何用身体姿势来区别奴役与自由的问题。只有被奴役者才下跪，才卑躬屈膝，才躬身告辞，才拖着谦恭的脚步倒退着离开；而自由人则挺直站立。这样一些身体姿态所强调的是自然行为和非自然行为的对立，同时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世界的物质空间再疆界化过程中发生的某些转变。与下跪和直立这一对反义词具有相同意义的，还有高与低、洁净与肮脏一类反义词。它们不仅反映出19世纪城市及其居民在社会阶级和居住区域上的差别，而且还把奴役状态女性化为跪着的侍女，就像萨克雷笔下的克利俄一样（Stallybrass and White 1986）。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和帝国的构建者们正好与之相反：他们总是笔直地站立着，只有在被凶残的野蛮人击伤或者杀死的时候，才会双膝着地。
萨克雷对王室礼仪的描述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讽刺，一种嘲弄，它把英国19世纪的宫廷典礼从政治礼仪领域移置到一个崭新的领域，这个新领域可以被称作政治舞台，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以被称作英国帝国主义的豪华盛典[18]。到1820年，对宫廷礼仪的抨击似乎都围绕着这样一个论据展开：人性的启蒙已经表明，这类行为都是非理性的，是毫无意义的虚饰，是地地道道的矫揉造作[19]。但是，与我们在功利主义思想和工具理性引导下所预期的情况恰恰相反，无论是君主政治还是礼仪形式，都没有在英国消失。柏克（Edmund Burke）反而认为，用理性来揭示国家的权力机制是非常不明智的（Eagleton 1990：58）。以柏克这种扰乱人心的看法为先兆，宫廷典礼和其他国家礼仪开始走向公开化。在这一过程中，权力被重新包装成为一种表演（Bennett 1995：59-88；Greenhalgh 1988：52-81）。国际博览会、征服庆典、皇家婚礼和葬礼、纪念碑落成式等壮观的大场面，不仅有插图报刊对之进行报道，也有商业广告为之进行宣传，国家力量的展现成为大众教育和大众消费的对象（T.Richards 1990）。这样一些活动的进行，就把权力的表象与真实区别开来，把向大众公开的东西与背后隐藏的东西区别开来——一面是有着人本主义表白的权力的公开面相，一面是讲究实力和利益的现实政治。然而，在19世纪，只有那些将这两者合理结合起来的政治秩序才可以称之为强国。
公开展示出来的权力和隐藏着的真实权力之间的关系，反过来又表明，在表象背后存在着某种工具主义：真正的权力是能够破坏并且随之改变另外一个统治秩序的强力或者力量。只注重表演性大场面和外在形象的政治实体，在欧美人的思想中几乎没有任何分量。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1793年论述亚洲礼仪的壮观和皇室的浮华远在欧洲宫廷之上时所使用的那种近乎崇敬的语言，对于他的后继者们来说，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了（Cranmer-Byng 1963：123-124，131）。巴麦尊勋爵的政策已经明确表明，英国不想再以亚洲的方式参与亚洲的“盛典”。在印度、东南亚和东亚，英帝国的代理人们致力于改变政治权力结构，他们或者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结构，或者根据新知识所造就的对亚洲思想的“理解”，来操纵旧的结构。
英国宣称比亚洲优越，和历史发展的另外一条轨迹也有关系，这就是欧洲各国间关系的再概念化和标准化。这一过程是在1820年维也纳会议之后，通过一部被称为“国际法”的有关外交活动的统一法典来完成的。一国首脑与另一国大使的礼节性会见，成为相互承认主权的最重要场合。承认主权被理解为对主权平等原则的接受，它构成了履行以条约形式表达的契约规定所需要的理性主体。条约的诸多条款明确规定了权利、义务和责任，同时也用来管理欧洲外交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者：商业交换。大使和领事们努力为商人及其货物提供各种便利，使之能够穿越他们自身穿越过的同一条边界。同外交一样，贸易活动也围绕着平等、交换和由主权者男性订立的契约等观念展开。
正是在举行国家间礼仪的场合，有关外交和商业活动的这些新观念与有关资产阶级绅士所应采取的身体姿态的新认识，结合到了一起。随着维也纳会议的举行，合乎体统的会见形式被彻底自然化，并且发展成为理想的全球标准。当大使觐见东道国国家元首时，要在前进过程中三次鞠躬，将国书或信任状直接呈递到国家元首手中，互相寒暄后，再以进去时的同样方式退出。他们不用单膝或双膝跪地，在低头鞠躬时，只是站立着弯下腰部。到19世纪中，这种互相承认主权和国家间平等的形式已经被广泛接受[20]。唯一重要的例外是那些后来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地区，以及中国和日本，不过日本此后不久也顺应了这种影响整个世界的欧洲特有礼仪。
中国问题 19世纪北大西洋民族国家那些经过启蒙的市民会十分自然地认为从奥斯曼帝国一直到日本沿海的各个国家，实行的都是专制政体。然而，到该世纪中期，这些专制政体中的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被迫接受了欧洲的外交形式。中国是一个主要的例外，因为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化”的政治实体不同，中华帝国要求所有面见皇帝的人都要向皇帝叩头，以表示自身的“卑下和谦恭”[21]。按照19世纪欧美的许多男性观察家的说法，中国宫廷礼节所要求的那种崇敬，只有基督教的上帝才能接受，不应用于任何人类[22]。
由于礼仪已经受到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荣誉与尊严的定义的质疑，对于具有欧洲现代性的直立着的“自由臣民”来说，叩头便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他者。像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这样国际关系方面的权威人士对叩头的愤怒谴责，以及对最初访问中国的欧洲人，特别是对据称曾于1795年向中国皇帝下跪的荷兰使团成员的嘲笑[23]，表明在资产阶级活动家们看来，在中国皇帝面前下跪鞠躬，与所谓的中国没有自由、平等以及皇帝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至高无上地位的说法之间，可以建立起某种等式。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当中国皇帝被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君主没有丝毫不同的时候，在华欧美人才不再会受到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普遍蔑视。觐见——这个被北大西洋民族国家的代表们视为中国皇帝确立其在国内和国外至高无上地位的场合，就因之成为促进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国家间交往形式的关键性舞台。
的确，直到19世纪初，除了1793年的马嘎尔尼勋爵外，还没有一位欧洲或美国的使节以近似于欧洲普遍采用的方式觐见过中国皇帝（Hevia 1995b：97-102，170-176）。而且，在当时的评论家们看来，马嘎尔尼使团毫无建树，随之而来的不仅不是欧洲人更愿意接受的新交往方式，反而是阿美士德（Amherst）使团访华时所遭受到的更大羞辱，以及律劳卑（Napier）勋爵在广州所经历的“令人悲伤的灾难”[24]。通过这些事例，也通过前面所讨论过的翻译手段，叩头、进贡和夷便组成了一簇中国本土词语，把帝国宫廷礼仪与中国人“嫉妒”、“排外”等观念牢牢地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帝国宫廷礼仪和清廷拒绝与完全自觉的他者进行公正、公开和平等交往的做法联结在一起[25]。中国越来越被看做是一个蔑视财富与商业的专制政权。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些历史事件只是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些看法，任何拒绝叩头的行为都成了反抗中国孤傲无知的英勇精神的象征。
1860年在中国北方进行的战役中，就有一个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的事例。在一次微不足道的事件中，东肯特团一名名叫莫伊斯（Moyse）的英国列兵变成了传奇人物。莫伊斯和几名运送军需物资的印度士兵一道，在离新河不远的地方被蒙古骑兵俘虏，并被带到清军指挥官僧格林沁面前。僧格林沁表示，只要他们跪下叩头，就不会伤害他们。印度士兵们跪下了，而莫伊斯却拒绝这样做，宣称宁死也不会使自己的国家蒙羞。结果，他立刻就被砍下了头颅[26]。后来，在道伊尔（Francis Hastings Doyle）爵士的诗歌中，莫伊斯宁死不跪的事迹得以流芳百世。“东肯特团的列兵”突出强调，即使是一个“贫穷、莽撞、粗鲁、出身卑微、未受过教育”的英国士兵，也会“站在额尔金的地位上”，不给英国种族丢脸。在利用种族把阶级差异打得粉碎之后，这首韵诗明确阐释了莫伊斯英勇的个人行为的重要意义：
啊，荣誉在召唤！——以钢铁般的力量，
他把幻想放到一旁。
让黝黑的印度人跪下哀哭吧，
英国小伙子宁愿死亡！
眼睛中看不到任何畏惧，
男人的双膝不会弯曲。
走向可怕的红色坟墓
他没有片刻的犹豫。[27]
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领导者和普通士兵们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被认为是对付傲慢、排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不讲道理的中国人的唯一办法。就像额尔金勋爵所说的，一个人只有强横，才能坚定地站立（Walrond 1872：349，362-363，365）。哪怕是暴露出一丁点儿软弱，也会马上被人利用，并会因之轻易地丢掉夺取到手的任何阵地。
一方面是帝国挺直站立的男性主体的构建，一方面是欧美人对中国统治者们性格的刻画，正是在这两者的结合点上，炮舰外交找到了它的思想意识基础。由此看来，莫伊斯的不屈和额尔金的坚定就不应该被看做是面对东方威胁时表现出来的纯粹逞英雄式的行为。相反，应该认为，它们是欧美人赖以生存的权力的表象与实质之间关系的最佳范例。中国人的力量显示只是显示——纯粹的表演。而英国人则不会虚张声势，也不以暴力进行威胁。他们发布有法可依的最后通牒，以武力作为最后通牒的后盾，并且刺激其他人也使用这样的正直而有原则的行为。这种男性气概具体地体现在英国男人那勇敢而又宁折不弯的身体上。这一帝国形象双脚坚定地站立着，在建立主权平等的过程中，将女性的（意志薄弱、双膝疲软的他者）中国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