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再老也有根

久经海上风浪，惯于浪迹天涯，

海伦，你那艳丽的面容，你那紫蓝的秀发，

你那仙女般的风采令我深信：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

19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爱伦·坡在《致海伦》中如是吟唱。的确，仅仅三个名字就足以让希腊人感到无上荣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所以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但法学却不然，古希腊各城邦国没有正规的法学教育和训练，也没有出现法律职业阶层。古希腊实行的是大众化司法，“人人皆可为法官”，司法不需要由专门的法律职业人来维持。例如在雅典，除了长老会的元老们可以行使审判权之外，由随机挑选的民众组成的临时陪审团也可以行使审判权，“民主”是判决的重要方式。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民众大会以281票对220票的结果，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课予他的罪名是：“不敬神”和“蛊惑青年”。

为何“民主”会处死“智慧”，这可用两千多年后法国人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里的文字来解释：“一个群体或者一群民众就是摆脱了束缚的社会动物。道德的禁忌松弛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人们通常都在暴力行为中表达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情感，以及所有的英雄主义、野蛮残暴、稀奇古怪和自我牺牲。一个骚动的、情绪高昂的群体，这些就是人群的真正特点。它也是一股盲目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能够移山倒海，克服任何障碍，甚至摧毁人类几个世纪所积累的成就”。所谓民主的多数的暴政就源于此。

而罗马自诞生之初起，就充满了征服与掠夺，权利与变革，其间武力与法律为两利器，于是，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在其《罗马法精神》一书中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以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西方正规的、学院式的法学教育和训练始于古罗马。自罗马颁布了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51年，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成文法）后，罗马法律教育也应运而生。公元前3世纪前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法学家，他们公开招收学生，传道授业。接着，私人创办的法律学校也零星出现，第一个被奥古斯都皇帝授予法律解答权的法学家萨宾（Sabinius）创办了最早的私人法律学校。至公元前2世纪末，首都罗马及各行省都出现了私立法律学校。大约在帝国后期，公立法律学校出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罗马法律学校和贝鲁特法律学校。公元425年，狄奥多西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创设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所法律大学，罗马的法学教育达到其鼎盛时代。

罗马的法学教育一开始属于在家庭中进行的贵族教育的一部分，习法是贵族的一种修养，上层人都以学法为荣，以不懂法为耻。西塞罗曾说，就像小孩学诗一样，他儿时学过《十二铜表法》。之后，法学教育逐渐向平民阶层扩散，并在学校中进行。学校的英文School这个词源于希腊文“Scholé”，意为“休闲”（leisure），指只有有闲才能自由地追求知识。但后来无论是在何种学校中进行的教育，法学教育都以培养法律人才为目的，私人法律学校旨在培养贵族中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在行政和法律职业方面谋得一个职位。在公立法律学校一统天下后，公民充任司法官吏，必须受过专门的高等法律教育；申请律师及法官职务的人，必须接受五年以上的法律教育。相比希腊的教育，罗马的法学教育少了一些思辨和理性，而多了一些职业化倾向，但仍受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西塞罗等人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雄辩家，而要成为一个雄辩家就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主张：一个雄辩家应该学习的科目十分广泛，如文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政治、军事、哲学等。法律学校学生的平均年龄在20～25岁之间，在上法律学校之前，通常已经受过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的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博雅基础的法律职业专才。下面是古罗马喜谈法律的人们常做的一道数学题：

古罗马雄辩家霍滕修斯

据说他在辩论时从不使用稿子，也从不记录辩论对手的发言。

图片来源：http://fashi.ecupl.edu.cn/article_show_full.asp?ArticleId=152。

遗产应怎样分配

一位寡妇要把她丈夫遗留下来的3500元遗产同她即将生产的孩子一起分配。生的如果是儿子，按照罗马的法律，做母亲的应分得儿子份额的一半，生的如果是女儿，就应分得女儿份额的两倍。可是事情却是：她生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那么，遗产应怎样分配才符合法律呢？

法律教育的兴起造就了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法学家的活动分为编撰、办案、答复和著述，其中最多的是答复和著述。他们解答问题的共同原则是：凡依旧法解决问题有失公平时，就从旧法的基本原则中推演新的具体办法加以解决。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6世纪，罗马共有118名法学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盖尤斯（Gaius，约130—约180）、帕比尼安（Papinianus，约150—212）、保罗（Paulus, ? —222年前后）、乌尔比安（Ulpianus, ? —228）和莫迪斯汀（Modestinus, ? —244）五大法学家。

乌尔比安（Ulpianus, ? —228）

曾身居要职，公元222年时为罗马最高裁判官。乌尔比安提出“法学（Jurisprudentia）是神人之事，公正非公正之艺术”这一经典表述，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其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图片来源：http://fashi.ecupl.edu.cn/...。

公元426年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与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颁布《引证法》，给予这五名法学家的著述以法律效力，许可在法庭上引用它们。根据《引证法》，凡法律未有明文规定者，依此五大法学家的观点定夺；五名法学家的观点有分歧时，依多数法学家的观点；观点相持不下时，以帕比尼安的为准。而盖尤斯一生著述颇丰，尤以《法学阶梯》（教科书的通名）蜚声法坛。该书语句精练，分析精辟，深入浅出，简略得当，长期被用作法科学生的课本。公元6世纪，尤士丁尼大帝颁布《国法大全》，其中包括他自编的《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以盖尤斯的为蓝本，但《学说汇纂》则选乌尔比安的观点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