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的法学教育
法学教育在西方古老，在中国也不年轻。但在中国古代，法学称为律学，因为从秦开始至清末，法称为律，如秦律、大清律例。对律的研究，主要是解释的学问，称作律学，因而法学教育是律学教育。但与西方相比，二者有明显区别，主要在于，西方法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和独立的职业教育，中国律学教育只是儒学教育的一部分，无论是太学，还是国子监，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律学教育机构，但首先是儒学的教育机构。律学教育的内容多为儒家经典中的涉及法律部分，以刑律为主，以科举考试策问为主要形式。有的儒家更是反对专门研习法律，北宋司马光曾反对王安石设立律学教授、设“明法科”考选法官的变法主张。他认为，“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士大夫只需懂得儒家礼教自然就与法律暗合。律学教育自公元2世纪东汉末出现，至7～12世纪唐宋两朝达到一个比较繁荣的阶段，而元代正式取消了官方的律学教育，一直到清末，律学教育被排除在国家正规的教育科目之外。
多读一年书，少读十年律
说的是在中国古代，儒家经义（“书”）不仅是制定法律的根据，还是断案指针，官吏当然应多读书，以便“引经决狱”。有例为证：
甲乙双方相斗，乙抽刀刺甲，而甲之子丙举杖击乙，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有人说丙犯了“殴父罪”，应当斩首。另有人从《春秋》中找到：许国太子给有病的父亲喂药，事先自己没尝，父亲吃药后而亡。许太子因此犯了杀父罪，但他喂药是孝心的表现，未先尝药只是一种过失，并非存心害父，最后被赦免。据此，引经者认为：丙见人拔刀刺父，即挺杖相护，本不想伤害父亲。据《春秋》之义，此乃属于“君子原心”，应赦而不诛。
近代以后中国的法学教育是从西方传入的，带有强烈的模仿色彩，教师以留学生为主体；急功近利，充当政治变革的工具；缺少学术传统；各地发展不平衡，且时断时续。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序幕是由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的丁韪良拉开的，法律教育的第一课程为国际法。1867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tin,1827—1916）出任同文馆的国际法教师，讲授美国学者惠顿（Wheaton, 1785—1848）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该课程为同文馆学生第七年学习的必修课。从保留下来的光绪四年（1878年）的两道公法学试题来看，当时的水平不同一般：
遣使之权，自主之国皆有之，何以辨之？
此国遣使彼国，有拒而不接者，其故何也？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光有“船坚炮利”也不能救民族于危亡，政制不改，无济于事，遂首先起来呼吁开展法律教育，培养治国干才。康有为（1858—1927）在《上清帝第二书》、《上清帝第六书》等中明确提出，应当“废八股，兴学校”，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建立新式大学，开展包括法律在内的各门科学的教育。
在此大势下，1895年，天津海关道台盛宣怀创办了天津中西学堂，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由美国人丁家立任总教习。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分为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和机械四科，修业四年，法律作为专业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中首次得以设置。继天津中西学堂之后，1896年建立的上海南洋公学、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也开设了法律课程。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随后，全国各地法政学堂纷纷设立，至1909年，全国共有法政学堂47所，学生逾万，法学教育空前兴盛。自此，法政学校的开办在近代中国一直长盛不衰，自1912年至1925年，法政学校即占全国学校数的40%左右，而学生数更是占全国学生数的60%左右，这还不包括大学法科。1932年至1949年间，法科学生数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20%以上。法学再度成为显学。
颇值称道的是，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中，私立学校的贡献极为引人注目。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一群法学家，如王宠惠、吴经熊、盛振为、胡长清、孙晓楼等皆或毕业于私立法学院，或执教于私立法学院。在各私立法学院中，以1912年的朝阳大学和1915年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最负盛名，并称“北朝阳，南东吴”，一时有“朝阳出法官，东吴出律师”的说法。朝阳大学的毕业生中，除少数从事教学和研究之外，几乎所有均供职于司法界，形成“无朝不成院”之势；而东吴法学院前18届毕业生，有半数从事律师职业。
东吴大学法学院
东吴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差会监理公会开办的教会大学，1900年11月在美国田纳西州取得执照，核准“文学、医学和神学系，以及可能被认为适宜的其他系科”，校名为“东吴大学校”（Soochow University），第一任校长是孙乐文（Rev. David L. Anderson，D. D.）。1915年，东吴大学在上海创设“东吴大学法学院”，又称“中华比较法律学院”，效仿美国法学院，招收的学生都要有大学学历，学院“办学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完全掌握世界主要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办学的重要目的是培养一代能为中国新的、更好的法律制度做出贡献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法学院一并开设民法法系、英美法、中国法三个法系课程，突出“英美法”内容，在学习三个法系的基础课程时，学生可以作比较学习，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培养出一大批现当代著名的法学专家，如王宠惠、吴经熊、倪征
、李浩培、潘汉典、杨铁樑等，被誉为“最著名的法学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其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1951年东吴大学旅台同学会推动在台湾重建东吴大学，1969年恢复大学建制，如今，东吴大学已成为台湾的综合性大学，其法律系是台湾最好的法学院之一，排名第三。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对旧中国法律和法学理论的否定，我国现代法学教育基本上是从头开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停滞不前。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又步入快速发展期，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在校本科生30万人左右，专科生2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生人数8500余人，法学教师已达55000余人，法学已成为一门无可争议的“显学”
。
根据教育部学位中心公布的2012年全国学科排名，法学学科前20名的学校及学科整体水平得分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