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断章》相比，《下雨》当然不再是现代诗，即便是再业余的批评家，也至于将其情调化、玄学化。“看风景的人”与“风景中的人”，都有了确定的社会属性：一个是脱离乡土、被抛入全球化航路的当代诗人，一群是懒散劳动兼寂寞休闲的工人，风景也被明确落实在90年代污浊的苏州河畔。关键是，看风景的人此刻渴望“加入”了，他们湿漉漉的劳动里也没有精致的相对性。

进入90年代之后，当历史的巨兽贸然闯入，不仅是这首短诗，整个90年代诗歌都试图走出现代诗的风景，后来被广泛命名又备受争议的诗歌转型，也就发生于其中。许多充满活力的当代诗人，刚刚从80年代拥挤、热闹的“诗歌菜市场”中挤出身来，或者如开愚一样，经历昔日“冒死的旅行”，抵达了写作和人生新的站台。相比于80年代，这些诗人都有了一定的阅历和年轮，他们中有的发了横财，有的彻底消失于人海，有的则更有名气、更博学了，而且学会了反思的技术，能够口若悬河地解说自我与未来。但无论怎样，这个先锋的群体终于一劳永逸地被市场时代边缘化了，许许多多原本可资依赖的东西，都瞬时成了“岁月的遗照”：启蒙者的角色刚刚遭遇挫折，逐渐兴起的大众趣味还没赢得广泛尊重，左翼的激进态度因历史的缘故，正被普遍地不信任并严重地遗忘。唯一可能的方式，只有不反抗、不顺从、不诅咒、不讨好也不放弃了。这需要一种外交式的分寸感，介入但不承担责任，“见证”但不需要“作证”。我们都是在场的局外人，不光诗人如此，一整代人文知识分子都被迫或自愿地回到看台上。

在保持独立性前提下对历史审慎地开放，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在一段时间内，有很大的说服力，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唯一可能的态度。如果伴随足够的伦理紧张，这样的态度确实不失风度，在所谓“关怀的神话”与“自由的神话”、“见证的迫切性”与“愉悦的迫切性”之间维持一种活力和平衡。但问题是，这样的态度也容易变成漂亮的“平衡木”体操，在伦理上，它可能发展为犬儒主义，在美学上，它的底牌则是享乐主义，两重主义的叠加使“虚无”也变得肉感。于是，这一时期的写作变得丰厚、深邃又迷人。当然，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与当年京派的自由主义，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诗人们已没有那么多的书生气和娘娘腔，他们接受了时代的教训，更多容纳了现实的不洁与混乱，增强了对差异和变化的敏感。然而在骨子里，“看风景”的诗学，虽然经过了后现代语言观的洗礼，但并不等于说它就终了了，接纳现实的目的，不过是将其转换为一套可自由组织的符号，诗人张枣就敏锐地将当代诗歌的走向比喻成了“朝向语言风景的旅行”。十字街头的“塔”或“楼”自然不足为据，这些空间过于封闭、局促了，诗人们于是纷纷外出，或者置身于咖啡馆、广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或者搭乘火车、汽车、飞机，或者干脆骑车、徒步，像回收垃圾那样，将当代生活大面积扫描到诗中。不过，这一切终归服务于骄傲的心智展开，最终是为了将个体从历史中赎回，赎回他不可化约的经验，赎回他不能与人雷同的语言。这些可燃垃圾也源源不断地，为90年代的语言活塞提供了崭新的能量。历史的“风景化”意味着对现实利害关系的超越，“历史的个人化”则意味着甩脱历史担当后的轻逸，二者虽然不同，但仍可以看出大致相似的取向。

《下雨》似乎也属于这个类型，诗中的只言片语暗示了某次旅行，在楼上俯望的位置，也显示了“我”与“他们”、“我”与历史实践之间不可消除的距离，显示了诗歌可能的社会位置。但这首诗古怪的力量在于，它在属于的同时又包含了对上述类型的抵拒：“我”不仅是一个观望者，而且也想“加入”其中，灰白闪电之中一只手的形象，使得“加入”的动作也切实可感了，外在的历史不能仅仅看做是被语言轻易消化的风景，它像一种阴沉沉的实在，就搁在那里，有它的节奏和时间，显示出一种自足，排斥着“我”妄想中的参与。与此不一定必然相关的是，在那几年间冒出的90年代诗歌的各种自我表述中，开愚的声音也显得有几分异样。他著名的《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一文，现在已是90年代诗歌神话建立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他也提到自己在1989年时对“中年写作”的发明。作为90年代诗歌的子概念之一，“中年写作”和“中年气质”的说法影响不小，后来也颇受诟病。但在开愚的表述中，所谓“中年写作”既有针对以往青春写作不成熟、放纵的一面，希望以成人的智商和经验来校正，但它同时还指向了一种成人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换用韦伯的表述，“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在他那里是兼重的，正是诗人一厢情愿的道德感，而非秋风迟暮之中的沧桑世故之感，构成了他笔下“中年写作”的核心。对于现代艺术而言，从辩护中发展出来的傲慢哲学，倾向于对具体伦理问题的抱不置可否的态度。可以说，这是某种更高级的文艺伦理的起点，但开愚的看法与此有些不同。

当然，对社会伦理虚张声势的承担，可能会使诗歌写作变得笨重、粗俗而又狡狯。还好，诗人内在的责任意识与媒体世界里的维权意识并不是一回事。《下雨》中，对“劳动”的想象性参与，似乎有些许的暗示，但一切只是隐含着，伸出的手与其说是现实性的，不如说是概念性的、思辨性的，诗行最终还是落回内心挣扎的自我戏剧。楼上的眺望与想象的加入，似乎又重复了在张力中把玩“平衡”的文化体操。然而，正像远处的奇异布景和两个突然冒出的陌生人，“克鲁泡特金”与“巴枯宁”的出现，决定了这出内心的戏剧已发生在不同的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