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08年夏天，在青海西宁的一个路边摊上，我和开愚等几人喝酒谈天。我借机向他提问，《下雨》中的“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到底有无具体的含义。他的回答让我略略吃惊。

本以为，请出两位大师的名号，只是出于诗人的任性。剥去特定语境和所指，在诗中随意拼贴掺杂一些固有的历史表述，是当代诗一种常见的技巧。由此，历史便可碎片化、波普化，转化成为创造力吞噬的饵料。“克鲁泡特金”与“巴枯宁”这两个名字，由于连接了遥远的无政府主义记忆，正好可以为楼廊上的眺望提供一种阴郁的背景。将历史消化为一种特定的风格，是90年代诗歌的一大特征，这恰恰又是博学的犬儒主义最迷人的地方。但开愚却说，所谓“纪念克鲁泡特金”，是一件有根有据的事。在80年代初或者更早，他的确一度热衷于阅读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因为一个偶然机会，他曾闯入家乡的县图书馆，在里面得到过这方面的书籍。为了印证这段记忆，他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书目，比如巴枯宁的《面包与自由》等。除此之外，他似乎还谈到了《下雨》另外的背景：他根据“上海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方面的史料”，去找过无政府主义者当年在上海的活动据点。他对他们曾展开工人运动的地方不一定有上海诗人熟悉，但他带着外地人的多重好奇将某种假设的处境关联了进去。因而，在一个雨天里，几种记忆和经验耦合了，于是便有了这首诗。

开愚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据点，具体在哪里，或者是否存在，我无意去做专门的考证。苏州河的两岸，遍布了半殖民地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诸多工商业的遗迹，历史上诸多工人运动也确实一次次从这里燃起。至于他到底阅读过哪些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对我来说，其实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记忆和具体的时空场景，在这里有了一种新的关联感，这让我意识到《下雨》中的“看”，或许并不发生于卞之琳的现代诗传统，反倒是贴近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另外一种传统。上世纪30年代，社会剖析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茅盾，在他的“1930年代的ROMANCE”《子夜》的开头，也如此眺望过苏州河的风景：

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

在这段文字中，小说家隐含的“看”的位置，自然与诗人不同。他“看”到的是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在那里，一个畸形都市的现代景观，更为集中地展现出来。而且，小说家站得显然更高，看得也更远，他发展出一种末世论的纵深视野。在这种视野中，30年代疯狂投机、买空卖空的上海，处于资本与欲望的旋涡之中的上海、各种矛盾交错激化、革命潜能热烈奔突的上海，被想象成一个某种“利维坦”式的巨大存在。它“蹲在暝色中”，释放出电光与火焰，正等待着作家举起思辨的文字长矛，冲入它的内部，挑破暮霭中隐秘的历史逻辑。作为写作当代诗的诗人，开愚是站在自家的楼廊上的，那种提供纵深视野的至高位置不可能再有，他看到的风景也只是日常生活的局部。同时，人、风景与历史，也都封闭于自身，排斥着任何史诗性阐释的可能。即便如此，至少有一点开愚是与茅盾相同：风景里仍然充满了政治，蕴涵了一个时代可以称之为奥秘的东西。“看”的过程不是为了无利害地静观，从而再次确认自身智力与情感的完满，“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搏斗和角力的过程。它要求破除纳喀索斯式的封闭自我，要求一只挣扎着伸出去的手。

茅盾不仅伸出了手，而且他相信自己抓住了历史的枢纽，这源于他对一整套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方法的信任。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上述观念和方法虽然还在政治教科书中保持它的一贯性，但在人们心中早已失去了历史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开愚“看”的位置，以及想要伸出的手，显然借助了另外的传统，而这一传统似乎更早就已退出了历史。上面已提到，“克鲁泡特金”与“巴枯宁”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一度影响很深。从晚清到五四，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覆盖性的，不仅为皇权秩序的颠覆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开启了社会改造、伦理改造以至个体改造的具体门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都呈现于无政府的背景中，中国早期的思想领袖和革命领袖，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施存统、周作人等，也无不曾沾染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诚然，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显示了更明快的说服力，当列宁主义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先锋政党方案，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论战中，逐渐失去了历史的可能性，成为一段被“克服”的历史，但它的一些基本理念，如对乡村共同体的关注，对知识与劳动结合的强调，对社会互助与合作的重视，对权力合理化的反对等等，仍融入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并构成一种历史内在的批判性力量。

在《下雨》中，诗人暴露了自己对这段被“克服”的历史的偏爱，但在相关的文章中，他似乎没有正面谈过无政府的理念，他表露出的政治思考和社会理想，好像更多儒家的成分。在《回避》中，他曾这样道白：

我年少时身上疯狂着一个慈悲的万能皇帝，“他”后来降级为官僚。帮助我国诗人成熟性格和风貌的唯一位置是官僚位置，承担职权的位置，儒家传统挥之不去；不是皇帝和人民（人民是皇帝的嘴脸），不是无所顾忌的超专业知识分子（我国的超专业知识分子如同官僚，斟酌实用价值），只是斡旋实效的官僚。

官师合一的政教系统瓦解后，儒家的基本命题之一，也就是如何形成一种社会性的伦理关联，个体的修养不是凌空地化鹤与成圣，而是朝向了人伦日用之间。这种理念依托于关系的、人伦的社会基础，与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孤独的自由主义有根本的不同。据说，诗人年轻时作为本地知识分子和上进青年，在仕途上曾颇有一番前景，但后来考虑到自己既无背景又无团伙，单打独斗，恐无太多机会，所以后来专心于文学生涯了。尽管如此，一个地方的官员（官僚）位置曾是唾手可及的，这段经历也潜移默化成为其日后观察、思考的视角。

在上面的表述中，诗人的理想区分于两极化的政治模式：一边是精英的政党和专业知识分子，一边是可以通过口号与传媒操纵的芸芸众生。他的理想不仅是反集权的，也是反抽象的形式民主和普遍性，他的自由主义是被传统经验过滤过的，他似乎更看中某种地方性中生发出的政治可能。在这一点，他的位置或许与无政府主义立场为邻。因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从下而上”的自发性合作，是社会改造的前提，拒绝“从上而下”的组织或灌输，这也需要一个斡旋的中间层。对此，柯尔曾有如下的描述：

（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合作基础上的社会。这样，社会才会鼓舞而不会压制人要求“互助”的自然倾向。……他们希望用自由联合的方法取代从上而下地组成的国家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这种自由联合，地方性的或者职能性的小单位就会为采取共同行动而团结耆老。

一般说来，地方出身的诗人，讨论“洋气”和“土气”，往往敏感于城乡、南北、中西之间的差距，从而为自己的出身辩护。在开愚这里，所谓地方性有另外的所指，那不是方言、民俗、怪癖组成的奇观特征，也不是对普遍中央集权的反感，而是在抽象的人际关系和观念统摄之外，一种对于有限的公共生活的兴趣，一种对于与他人休戚与共的生活的可能性的思考，一种可以共同执守的信用价值的发明。这种思考方式偏离于文学的现代主义与政治的现代主义，儒家的遗风融进了革命时代的互助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官僚兼诗人，不是风流雅趣的典范，而是代表了那种能将文学生活与人事关联、社会实践打成一片的传统，洋气的无政府观念与土气的小官僚理想，上海的工业记忆与县城里的旧事秘闻，就这样可以在他的诗中如雨中的幻影一样相互转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