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当·斯密与自由资本主义理论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城，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后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职多年。亚当·斯密主要著述有《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这两部著作建构了亚当·斯密的政治、哲学、道德和经济体系。但是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自由资本主义学说。他在以上两部著作里对资本主义原理做了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他被称为“资本主义之父”。

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是国家体系巩固和发展的阶段。在经济领域，15、16世纪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虽然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兴起，但是欧洲的主要国家仍然是重商主义的天下。重商主义是政治专制主义的孪生兄弟，也是专制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重商主义的核心是把金银货币等同于社会财富，认为国家财富的多寡取决于金、银等贵重金属的储存量。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对于重商主义来说，“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同义词”。重商主义进而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获得贵重金属的重要条件，所以主张政府控制国民经济，以便利用经济力量增强本国国力，削弱其他国家的国力。对于国际贸易，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必须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顺差，因为外贸出超能够保证贵重金属的流入。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成非得即失的零和游戏，认为一个国家的顺差必然导致另一个国家的逆差，所以国家必须采取积极行动，保证贸易顺差。

重商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人的政治现实主义，积极提倡者包括英国的托马斯·曼（Thomas Mun）、培根、法国的柯尔贝尔等人，其核心观点的最简单概括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重商主义有着几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假定。首先，政治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经济必须为政治服务。国家是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利益决定经济发展。这样，国家，而不是个人，就成为重商主义集中考虑的因素，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权力和财富也就成为重商主义最关心的问题。其次，国家的财富和国力之间有着直接的、可以互相转换的关系。财富可以发展海军，海军可以保护贸易，贸易可以增加财富，循环往复，国家会越来越强大。所以托马斯·曼在其重要的重商主义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把贸易顺差与国力顺差直接联系在一起。为了增强国力，国家对内对外都要施行高度的经济控制。对内要加强国民经济和加大税收力度，对外要实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差。第三，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秩序之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必然导致冲突。国际贸易的基本特征是利益争夺和财富消长。重商主义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对自给自足的国家经济的积极提倡、对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坚决支持，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大力促进仍然反映了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

亚当·斯密全面地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自由资本主义学说。他的学说虽然主要是讨论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国际政治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该说，在思想体系上，亚当·斯密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最大，在方法论方面，则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派国际关系理论同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亚当·斯密提出并论证了“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概念。像许多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预设了人的自私和理性的特征，但是对于斯密来说，人的自私和理性不仅仅会像霍布斯想象的那样只能够导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这样一种自然状态，也不像洛克那样把自然状态基本看作和谐和幸福的状态。亚当·斯密在这里引入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著名比喻，认为这只无形之手可以掌握人们的自私和理性，使每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变为促成集体利益实现的行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讨论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他举了一个富人的例子。这个富人的目的是积累自己的财富和享受奢侈的生活，因而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是为了达到目的，他必须雇佣大批农民为其劳作，雇佣仆人为其服务，这样，他就必须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分给这些农民和仆人。斯密评论道：“……尽管他们[富人]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惟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的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简言之，这就是主观上利己的个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控制，实际上必须从事既利己也利他的事情。

在《国富论》中斯密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他认为自由市场提供了最有效的调控机制。一种受欢迎的产品由于供应不足而价格上升，为生产该产品的人提供了较高的利润；由于较高的利润，更多的人开始生产这种产品，结果是产品数量的增加使产品价格回落，达到该产品的自然价格。没有人刻意加大供应，也没有人指令更多的人去生产这种产品，更没有人去强行降低价格。人们出于增加自我财富的动机，却产生了造福于社会的结果。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市场：经济人的行为动机只是自己的利益。经济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主观上为个人、客观上为社会的自由经济派观点。

其次，亚当·斯密强调自由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政策。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达到和谐的自然调和。他不赞成对市场的非理性干预，认为个人支配的资本，只要不受外力的干预，尤其是政府的干预，就可以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他在批判了重商主义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政策之后，认为国家的财富不是取决于储存了多少贵重金属，而是取决于基于劳动分工的经济的总体生产能力；国家财富和国力的增长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又依赖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是否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实现是自由的个人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调节下实现的，任何政府都没有能力起到市场的作用。所以，斯密说：“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员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这样，自由放任就成为资本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后来，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他的妻子、经济学家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在他们的著作《自由选择》中这样总结了亚当·斯密的观点：要达成使各方均能获益的个人之间的合作，“任何外力、任何胁迫、任何侵犯自由的行为都是没有必要的”。

再次，斯密把对国家经济的研究延伸至国际经济领域，认为国际贸易是促进国家福祉的重要手段。国家间贸易不是重商主义所想象的那种零和游戏，恰恰相反，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专业分工，并通过自由贸易促进各自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还可以实现剩余产品的价值，为本国劳动成果开辟市场，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如果各国均实行自由贸易的话，那么市场所产生的效益能够在全世界普及，各国均会从这种贸易中得益。所以，从根本上说，自由的国际贸易是一种双赢游戏。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与在国内经济中相似，应该采取不干预政策。斯密认为，如果把国家置于世界经济市场之中，世界经济也就像国内经济一样出现市场调节的劳动分工，每个国家都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所在并依此开展自己的经济活动。这样，国际社会即使在没有权威政府的情况下也有了共同利益的基础，从而摆脱了霍布斯恐怖的自然状态。进而，斯密的理论中包含了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必然削弱军事的效用。虽然他在有的时候是把这一点是作为负面效应提出来的，认为商业发展会削弱战斗精神，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从事战争，况且，他们也不会从战争中获得利益。但是，从这种逻辑出发进行推理，比较容易得出商业活动可以减弱军事冲突的结论。

最后，斯密的整个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是个人。自由的个人是斯密理论的灵魂，他们在市场中自由的买卖，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的最大福祉。任何集体干预都只能破坏人类的集体利益。后来，经过李嘉图的提炼和改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个人为基本研究单位的自由主义方法论体系，亦即个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即以个体为基本研究单位，从个体出发推论集体的行为和结果。后来，自由主义学派重要学者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ck）认为通过个体活动来理解社会现象是最好的研究方法，“正是通过研究个人活动的综合影响，才使我们发现，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伟大规章，已经在没有计划和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产生，并且正在发挥作用。”

斯密的政治经济思想在国际关系方面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其放任资本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在总结当今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就的时候提到了该流派的三大假定：政治经济活动的行为体不仅仅包括国家，而且包括非国家行为体；行为体是自私的、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获益的机会。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假定几乎都可以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找到原型。具体来看，西方政治经济学属于自由主义的几个大的派别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斯密理论的影响。尤其需要讨论的是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互依存理论。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国际社会从60年代末以来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互依存倾向，在金融、投资、贸易等领域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势在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国家已经无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领土国家的形式和全球市场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这些自由主义学者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市场作用的论述，认为国家不得不让渡一定的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会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并且国家会最终让位于市场。跨国主义理论和复合相互依存理论也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小，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作用则日益增大。

亚当·斯密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为后来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提供了研究框架和研究议程。这在两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在理论假定方面，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假定是亚当·斯密的理性和自私的个人，亦即经济人的概念，虽然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中的研究有不同侧重，但是所有研究都是从个人是理性的、自私的行为体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曼库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行为有的时候不能够达到斯密预期的集体利益，由此发现了“搭便车”现象。将这一发现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保护主义在某种情况下就成为国家“搭便车”的一种做法。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的研究方法也很相似，他从理性自私的经济人概念出发，力图发现为什么他们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的最大利益。他由此发现了政治市场在信息不足条件下的失灵现象，认为这种现象导致了行为体之间的合作障碍。

第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概念不仅仅影响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由这一概念得来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对于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经济学的重要学派和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中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学派几乎全面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体系。其他国际关系学派也同样采用了这种方法。属于新现实主义范畴的一些理论，如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吉尔平的霸权理论、布伊诺·德·梅斯奎塔的冲突理论等，虽然其基本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但是他们都把国家作为单一的、理性的、自私的个体来处理的，并以此考虑国家在无政府条件下的有规律行为。最典型的例子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他不仅仅采用了经济人的假定，而且在建立其影响重大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时，使用的方法就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中市场和个人的关系的推理。他把国际系统的结构当作斯密的市场，把作为国际系统中的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当作斯密市场中的个人，认为市场是由个人建构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就成为无形之手，控制着国家的行为。他改变了均势是国家有意识的行为和政策的传统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均势是国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自然达成的均衡状态，正像市场中自然达成了供求均衡关系一样。这种研究方法使沃尔兹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体系。除此之外，国际关系中常用的博弈论等也都是采用个人主义研究方法，以理性的、自私的行为体为研究起点的。

我们今天重读亚当·斯密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对后来的市场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自由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斯密学说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之所以把斯密置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主要是从他的思想体系和观念体系考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理论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