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辽南京与金中都地区的民族活动

辽代在取得幽州地区的统治权之前，就在为适应中原文化积极准备。幽州是契丹进取中原的桥梁和堡垒，“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契丹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统一各个部族，掳掠大量土地、财富和人民，除了武力优势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人。契丹人的文化素质逊于被他们征服的汉人，富于统治经验的汉族士人的加入，极大地改善了契丹族的政权结构，统治政策日趋完善，“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

延续唐朝以来的胡化之风，燕云十六州入辽后更是深受契丹族影响。辽南京有户口三十万，主要居民是汉人，作为统治管理阶层的契丹官僚来到南京的也不少，还有奚、渤海、女真等民族以及来南京贸易的胡商。辽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契丹人的尚武精神，他们的语言、服饰等文化，逐渐融入幽州的汉人社会。幽州“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秀者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也不乏善骑射、尚攻战的汉人。《韩瑜墓志》称其“便骑射而成性”。韩瑜为韩知古之孙，原籍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县），其家族契丹化的倾向非常突出。契丹并未强迫汉人改从胡俗，但至辽代中后期，生活在燕云地区的汉族已有不少人开始摹仿契丹人的髡发发式，“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在河北省宣化下八里的辽张世古墓，前室西壁的壁画由三人一马组成。马夫身着圆领胡服，可能是契丹人或在一定程度上契丹化了的汉人。辽朝没有强制汉人改变衣冠，但仍有一些汉人渐渐习惯于左祍胡服，到辽朝后期已变得比较普遍。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出使辽朝的苏辙，在诗中感叹：“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契丹文化甚至影响到了汉人的姓名。辽朝的一些契丹人兼有契丹本名（称为“小字”）和汉名（称为“汉字”），而许多“汉人”也有一个契丹名。在玉田韩氏家族，韩德威之孙名“谢十”，韩德崇之子名韩制心，“小字可汗奴”，都是契丹名。穆宗时入辽的刘继文，二子名丑哥、善哥，亦为契丹“小字”。在北京香山发现的《澄赞上人塔记》，作于辽开泰九年（1020），建塔施主张从信的四个儿子分别叫奴哥、拷佬、和尚奴、善孙，两个女儿名叫祭哥、药师女，全都是契丹“小字”。

契丹文化对汉族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南京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其他地区大不相同。南宋乾道五年（1169）随从宋使前往金国的楼钥，对原北宋故地和燕云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在日记中记载，十二月八日经过中原雍丘县时，“此间只是旧时风范，但改变衣装耳”。一过白沟，情形为之一变，“人物衣装，又非河北。男子多露头，妇人多耆婆。把车人云：只过白沟，都是北人，人便别也”。白沟即拒马河，是宋辽两国的界河，一过白沟就进入了辽朝境内。南宋人周，淳熙三年（1176）随宋使到过金中都，也同样感受到燕云之地的文化绝不同于中原：“绝江渡淮，过河越白沟，风声气俗顿异，寒喧亦不齐。”南京与中原显著文化差异，使辽国之外的人们产生心理震动，足以说明契丹对南京文化影响之巨大。

汉人的文化也在极大地影响着契丹人。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学习、应用汉语，契丹自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以来，统治者皆能说汉语。后来的契丹贵族子弟，多有喜读汉文诗书甚至作汉语诗文者。苏辙记载：“燕人有梁济世为雄州谍者，尝以诗书教契丹公卿子弟。”东丹王、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辽天祚帝文妃萧瑟瑟等，都能以汉文作诗。与此同时，宋人也以学胡语为时尚。宋初，左领军卫上将军燕国公刘重进“无他才能，徒善契丹语”。余靖“使契丹，能为胡语，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益亲。余作胡语诗，虏主大喜”。

在日常生活中，契丹人既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也有与汉人相同的节日。各民族风俗习惯互相仿效，还发生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辽代契丹墓的许多壁画，提供了南京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的生动例证。这些壁画早期多以草原风光和游牧生活为题材，中期以后则出现了飞天导引、出行、归来、狩猎、宴饮、舞乐等场面，这显然是远袭唐、近仿宋而且与契丹生活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辽代契丹墓中的青龙、白虎图案和牡丹图案等，也是契丹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汉人接近乃至融合的证明。

金军攻占燕京后，驻扎军队，派遣官员，少数民族民众的数量有增无减。完颜亮在迁都之时，把一大批居住在金上京的女真贵族强行迁移到中都地区。金朝还曾把东北地区的大量女真族民众集体迁移到包括中都在内的中原地区，与汉族民众混居在一起，以便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史称“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大致估计海陵王从上京迁到中都的女真族民众，应在6万—7万人之间。

在金中都生活的少数民族除女真族外，数量最多的当属契丹。在金占领燕京之前，这里是辽朝的陪都南京，曾经驻扎大量契丹军队，官员中也有很多契丹人。辽朝覆灭后，许多契丹人仍然生活在金朝的中都地区。金朝“及得中原后，虑中原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春秋给衣，若遇出兵，始给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如山东路有把古鲁猛安，中都路有胡土霭哥蛮猛安，山东西路有盆买必剌猛安是也”。大量契丹人、奚人迁到了中都及其周边的州府成为农民，战时还担负出征的任务。东北的渤海族与女真同出一源，二者皆为古靺鞨部族，渤海文化因此也在金朝占有一席之地，中都专门设有渤海教坊司，收集渤海乐人演练本族乐舞。每逢重要节令庆典活动，渤海教坊与汉人教坊的乐人们一起演奏乐舞。

金朝比辽朝占据了更广大的中原土地，也必须借鉴汉人的统治政策。女真人的汉化始于其建立政权之初，金熙宗即位之后加快了汉化的进程。在吸收汉人文化制度的同时，金朝也注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兼容并用。天眷元年（1138）九月，“诏百官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在政治上，同样强调这一原则。女真的汉化进程是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逐渐实现的，从金熙宗、海陵王到金世宗、金章宗，汉化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也越来越令统治者担忧。明昌二年（1191）十一月，金章宗下令：“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到了泰和七年（1207）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 “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

隋唐时期很多少数民族以附属的身份迁入幽州，其中一部分接受并适应了农耕生活，另一部分在战争环境中加入军队，凭借游牧民族勇武的特质上升到当地的统治阶层，将本民族的文化渗透到幽州地域，民族的融合随之加深。金代中都在辽朝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延伸，这两个游牧民族被迫在更大程度上吸收汉文化，胡汉的界限日趋消弥，甚至引起统治阶层的恐慌与阻挡。但是，民族融合的趋势毕竟不可逆转，区别各民族的文化与特征也已渐渐模糊，这一时期为以后元大都的民族融合提供了良好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