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隋唐五代幽州的民族分布与民族关系

隋唐时期北方游牧部落发展较为强盛，突厥、契丹及奚族的势力直接影响到隋唐在东北的统治。为稳定民族关系，隋唐采取了武力征伐兼政治联姻的手段。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交往与融合，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归附并迁入幽州甚至内地。幽州在安史乱前是突厥、奚、契丹、同罗等族人以及中亚胡人的重要迁入地，城里的居民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或是混血儿。幽州城坊（里）的名称如肃慎坊、罽宾坊、归仁里、归化里等，也是各民族聚居的反映。大量少数民族入居的幽州是侨置蕃州最为集中的地区，容纳了突厥、奚、契丹、室韦、新罗等数个民族，顺、瑞、燕、夷宾、黎、归义、鲜、崇等二十几个侨置蕃州，所领蕃户在天宝中至少有二万多，活跃于这里的少数民族远远超过此数，对幽州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当明显。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少数民族势力逐渐占据了幽州并进一步深入中原，在长期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五代以后，强盛的契丹完全占据幽州地区并以幽州城为陪都。

突厥在北朝后期强盛一时，开皇三年，隋朝大规模出击突厥并施行离间政策，突厥汗国迅速瓦解，东、西突厥分立，互相攻杀，势力大弱的东突厥部落被迫向隋臣服。东北的契丹、奚等少数民族也继突厥之后归附，隋朝在幽州附近设置羁縻州府予以安置。隋朝末年，突厥在幽州的活动再度复苏。隋末唐初，东北的少数民族纷纷卷入对幽州的争夺，突厥乘乱侵扰隋唐边境，甚至支持各种割据势力加入混战。

幽州受突厥侵扰的状况在唐初一直没有得到改观。贞观三年十一月，唐太宗乘突厥内忧外患之际，以东路幽州、营州军队与西北军队夹击。至贞观四年四月，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灭亡。一向依附突厥的契丹、奚等东北少数民族也相继归附称臣，“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幽州获得了暂时的安定。东突厥“降唐者尚十万口”，唐太宗“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最终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将其安置在东自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广大地带，主要以突利可汗过去所统部落置顺（今北京顺义）、佑（今宁夏境）、化（今陕西横山北）、长（今内蒙古红柳河上游西部地区）四州都督府。

幽州安置了大量的突厥与东北少数民族人口。武德四年三月“以靺鞨渠帅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六年五月“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侨居幽州地区的突地稽部，天宝年间达到了二千零四十五户，一万一千六百零三口。突地稽后人世为酋长，“门擅英豪，代承恩宠”。其子李谨行累迁营州都督、右卫大将军，陪葬乾陵。谨行之子李秀，其墓碑称族出“范阳李氏”，并引《姓苑》云“范阳李者，其先出自陇西”，表明这支南迁的粟末靺鞨至第三代已汉化，并与汉族高门“陇西李氏”相认同。唐武德二年（619），契丹内稽部落投唐，被安置在威州，后来又南徙，寄治幽州良乡县。太宗贞观二年（628），酋长摩会率部内属，其松漠、乙失革、曲据（即李去闾）等部落相继附唐，太宗特置玄州（侨治范阳鲁泊村）、昌州（侨治昌平清水店）以安之。在太宗征辽后，“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大批人口充实于幽州。

唐代的幽州逐渐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一大中心，突厥、契丹、奚、靺褐、高丽、室韦、铁勒等各族人民迁到幽州城及其附近地区，杂居促使内迁民族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及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唐朝将少数民族内迁的一个重要意图，在于“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尽管内迁少数民族的汉化是一个漫长过程，这项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仍有显著改变。贞观十二年（638），朝廷给突厥首领李思摩的诏书说：“今岁以来，年谷屡登，种粟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狐兔。”在行政管理上，唐朝允许内迁少数民族首领任侨置府州的都督、刺史，享有固定的俸禄，但必须接受当地军政官员的管辖，即所谓“诸道军城，例管夷落”。对其人口按内附时间长短，分为“熟户”和“新降”, “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这就意味着他们已是“熟户”。“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内迁胡族从第二代起，就同当地百姓一样，完全成为唐朝的编户齐民。

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幽州的民族迁移又有所发展。唐初归附并迁徙到幽州的少数民族，已经发展成为较为稳定的居住人口。万岁通天元年（696），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因愤于营州都督赵文翙侵侮，举兵杀文翙，陷营州。唐朝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玄州曲据部徙徐州（今江苏徐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地区；威州内稽部徙幽州（今北京）境；昌、师、带、信诸州的松漠、乙失革、乙失活等部徙青州（今山东益都）。中宗神龙初年（705），因契丹之乱平息，遂将南迁诸部徙还，“皆隶幽州都督府”，幽州境内安置了大量突厥、靺鞨、奚、契丹、室韦、新罗等族归附人口。

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唐朝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大量征发少数民族军队。尤其在唐玄宗时府兵颓败，内迁羁縻州府蕃兵被唐朝征发募集的情形非常普遍。少数民族士兵多骁勇善战，况且蕃兵本身为部落兵，内迁之后以从军为职业是理所当然之事。开元八年八月颁诏：“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且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蕃役差科，唯令围伍教练。”到天宝年间，幽州的防御军中已有相当多的蕃将蕃兵。这些少数民族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本土化，他们脱离了以前的游牧生涯，同时又保留了游牧民族勇武的特色，进而影响到幽州的社会风气。安史之乱爆发后，“自暮春至夏中，两月间，城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闾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以此无虞”。战争过后，闻名于燕蓟间的尽是豪迈有勇力者。薛嵩“生燕、蓟间，气豪迈，不肯事产利，以膂力骑射自将”，张孝忠“以勇闻于燕、赵”，赵万敌“骁悍闻于燕、赵”。许多文人北走燕蓟，在其诗歌中反映了幽州的社会风貌。甫《后出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高适《蓟门行》:“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这种尚武的风气甚至影响到一贯以儒学立业的幽州士人阶层，《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卢霈）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隋唐时期进入幽州的少数民族与北魏时期不同，他们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依附者的身份进入，对当地社会风貌的影响有赖于唐朝对他们的态度。安史乱前，唐朝对少数民族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彼此认同和吸收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安禄山成为幽州节帅之后，胡族的风俗信仰在幽州广泛流传。《安禄山事迹》载：“每商（按，胡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源于西蕃、流行于北方各游牧民族之间的“马上波罗球戏”，在幽州地区也很受欢迎，安史之乱时驻守幽州的叛军首领史朝清就热衷于此。

幽州自安史之乱后进入藩镇割据时代，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渐渐稀少，与临近的契丹反而更加接近。“故事，常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之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彼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其每岁朝贺，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引见于麟德殿，锡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为常也。”幽州成为契丹、奚两蕃与中原交流的重要通道。幽州藩镇卷入五代时期的割据混战，已在塞外崛起的契丹得以逐渐深入幽州。“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乘机攻战营州、平州，对幽州的影响更为直接。在暴政和战争的驱使下，大量幽州百姓流亡契丹。“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契丹首领阿保机将这些汉人收归己有，“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这种模式是契丹与汉民族融合的典型，是契丹接受汉人文化制度的一种渠道。通过农耕文化的传播，幽州汉族民众拉近了与契丹人的距离，也因此成为契丹南进的据点。尽管如此，胡汉各自划界的状况依然明显，阿保机曾对后唐供奉官姚坤说：“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阿保机虽然意识到吸取汉文化有利于统治中原，但同时可能导致契丹武力优势的丧失，这种两难的困境正是胡汉文化之间难以跨越的障碍，幽州农耕文化也对契丹的游牧文化有很强的抵御性。

后周显德六年夏，周世宗北伐，“瓦桥淤口关、瀛莫州守将，皆迎降。方下令进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于瓦桥关、霸州于益津关而还。周师下三关、瀛、莫，兵不血刃。述律闻之，谓其国人曰：‘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对于契丹统治者来说，即使有进兵中原的雄心，但胡汉有别的意识始终挥之不去，因此辽太宗才对汉地的得失保持如此淡漠的心态。到女真人进入幽州之时，夷夏观念已经得到很大改变。金世宗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虽然金世宗对燕地民众颇有批评，简单地以燕人“其俗诡随”来点评，事实上忽略了长期以来幽州胡汉混杂已经促成了一种新的地域心态。因为唐末以来皇权的式微，幽州成为割据藩镇，失去了强力王权的主导，对胡汉的界限没有明显的强调，尤其是唐以来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和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出入，都给幽州地区的民族融合提供了外在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