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北朝的民族冲突、迁徙与融合

幽州地处东北与中原之间，邻接青齐与并代，一向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往的通道。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中原王朝在华北地区巩固统治并进而经略东北的军事重镇；另一方面，它又是北方少数民族南进的军事基地，只有占据幽州，才能继续向中原地区发展。从西晋的短暂统一，到北魏巩固在北方的统治，幽州地区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竭力争夺的目标。尤其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幽州以及整个华北平原建立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时代。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羯、氐、羌、柔然、契丹、库莫奚、突厥等民族陆续活跃在幽州地区。政治动荡导致北方民众流离失所，在幽州及其周边州郡之间奔走，以求劫后余生。战乱和灾害形成的流民，也常常自发地向幽州集中。这一时期幽州地区民族的迁徙流动是多方位的，居民的主体仍然是汉族人民，还有许多内迁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慕容儁以蓟城为都时，曾把前燕文武官员、士兵以及鲜卑部落迁来，在密云等地还居住着为数不少的丁零人，蓟城丁零川就是以此命名。公元429年，北魏将塞外几十万高车族人强行安置在从阴山到滦河上游地带从事农牧，幽州北部地区就包括在这一地带之中。北魏时，代人尉诺为幽州刺史，有惠政，在州前后十余年，逃亡在外的幽州人回乡者有一万余户。这些流民以汉人为主，也有久居塞内的其他各族人民。公元523年六镇起义，边镇各族兵民流入蓟城地区的非常之多，领导流民和蓟城人民起义的杜洛周就是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的流民。

曹魏与西晋政权在幽州设置了管理少数民族的职务，幽州地方行政长官也担负监管、防御幽州及周边少数民族的重任。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对魏晋王朝表示依附与从属。即使这种关系并不牢固也缺乏长久的可靠支持，却仍然是幽州地区民族融合最为积极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执政者采取合理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手段。

西晋惠帝时爆发“八王之乱”，国势日衰。北方和西方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族乘机内侵，汉族的一些地方势力亦称王割据，最终晋室南迁，幽州成为少数民族割据称雄的据点。十六国时期，幽州地区有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国，并且卷入了鲜卑、乌桓及其他民族的势力。北朝时期，北魏、北齐和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幽州地区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统治，但他们基本融进了汉民族文化之中。概而言之，十六国时期幽州地区的民族交往与融合，是在少数民族主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推动的，这个过程包含着民族的大迁徙与复杂动荡的政治斗争。人民因为逃避战乱自发流动，或因政府强迫迁徙。公元358年，“代郡人赵榼帅三百余家叛燕，归赵并州刺史张平。燕王儁徙广宁、上谷二郡民于徐无，代郡民于凡城”。镇守蓟城的慕容儁为防止民众叛逃，将幽州地区的人口迁到通往根据地龙城沿线的郡县。北魏天兴元年（398）拓跋珪破后燕，“徙山东六州（幽、冀、平、营、兖、豫）民吏及徒何（东部鲜卑）、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泰常三年（418）四月，明元帝“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这种强制性的迁徙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并不鲜见，往往在夺取一些州郡后，统治者出于经济或军事上的需求，将民户大量迁移。百姓陷于颠沛流离，客观上却导致了文化、技术的传播以及民族间的交流融合。

人口的经常流动和统治者的强制迁徙，使居民的民族成分不断发生变化。在魏晋十六国的四百多年中，幽州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周围广阔的原野是入塞各族人民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农耕生活的良好场所，发达的汉族文化与政治制度是彼此融合的共同基础。幽蓟地区的汉族人民长期同北方各族人民混同杂居，形成了比较接近的心理状态和生活习俗，所谓“胡化”的风气一直延续下来，民族融合的程度比其他地区更为深入。2007年，延庆东王化营村西部发掘出土了三座魏晋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座土坑墓出土的陶壶颈部戳印两周凹点纹饰，与内蒙古陈巴尔虎完工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鲜卑民族墓地出土的陶壶近似，带有鲜卑文化的特征，说明当时的幽州民众受到了鲜卑民族的影响，与他们有密切的往来。延庆在汉代与魏晋时期均属上谷郡，是汉族与鲜卑、乌桓杂处的区域，这些墓葬也反映了多民族文化共存的现象。

北朝在鲜卑族入主中原后，填补塞外空白的柔然、突厥以及东北的契丹、奚等少数民族逐渐兴起。这些游牧民族在经济贸易等方面与幽州及中原人民保持联系，也将勇武的风气和生活习俗带到幽州，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文化和制度。柔然所统属的突厥兴起后，威服塞外的奚、契丹等民族，对北朝的东北边境频频用兵。在战争过后，也有朝贡、贸易往来与政治联姻。突厥在漠北建立突厥汗国后与西魏建立联系，在北齐与北周并立之际，突厥成为双方尽力争取的联盟。北周多次借助突厥兵力东伐北齐，北齐的幽州频频受到北周与突厥的攻击。在北周灭北齐后，突厥转而成为北周的劲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