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两汉燕地的民族分布与民族活动

位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界地带的北京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山戎部落的许多民众曾进入这里生活，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到了秦汉时期，在汉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陆续来到这里，加入冲突与融合的行列，共同成为这里的常住居民。

关于黄帝时代不断发生部落争战的传说，揭示了有文字记载以前的部族交往史。黄帝是北方部族的领袖，他率领的强大部落曾到达北京地区，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京等地均有传说中的黄帝陵，唐代诗人陈子昂、李白在幽州都留下了吟咏蓟丘、轩辕台的诗篇。黄帝在北京以西的涿鹿打败了蚩尤，其后，炎、黄部落又“战于阪泉之野”，经过数次大战黄帝得胜，“诸侯咸归于轩辕”，于是在涿鹿建立都邑。《史记》称黄帝的足迹“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的领地基本概括了此后的秦汉疆域，《史记》记载他不断巡行各地，居无定处，似乎可以推测黄帝是在通过各种手段加深和巩固各部落间的联盟。

随着北方部族势力的发展，部族融合得到了强化。帝颛顼的势力已经囊括今北京一带，“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著名的尧舜时代，北京地区的部族已经形成较为稳固的地域共同体，尧“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至于舜“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更意味着以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影响北京地区的不同部族，促成一种趋同的文化。

昌平雪山村遗址三期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平谷县刘家河、房山区琉璃河等遗存，有助于勾勒出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居民或部族的活动情况。以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结合甲骨金文以及文献记载可见，夏商时期北京地区活跃着许多部族，主要包括肃慎、燕亳、孤竹、山戎等。孤竹国在今河北省卢龙一带，山戎族活跃于燕山南北，燕亳在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不同部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以及政治形态，它们毗邻而居，彼此之间一直相互交往、相互影响。

西周及春秋以后，文化的发达及政治力量的影响，加速了北京地区的部族与民族融合。周的重臣召公奭的后人封于燕地，这里是前朝商族势力集中的地方，也面临山戎、北狄的威胁。燕国灭蓟后迁都蓟城，并取得了对孤竹等北方小国的支配地位，确立了周室姬姓贵族政权在北京地区的统治，原始居民也逐渐认同并同化于姬姓贵族所代表的华夏族。燕北有东胡、山戎，东有秽貊、肃慎，西北与匈奴为邻，西南与白狄建立的中山国相邻。其中，山戎的势力颇为强大，时常长驱直入燕、齐、赵边境掳掠骚扰。燕国受害尤其严重，求助于齐国。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战国时期，燕东南有华夏族诸侯国，北有山戎、东胡、林胡、貊、楼烦，东北有秽貊、肃慎，西北有匈奴诸族。后期来自山戎的威胁逐渐解除，林胡、楼烦、东胡成为燕国的主要对手。

北京地区春秋、战国之际的山戎文化遗存，集中发现于延庆县八达岭以北的军都山一带。1975年在延庆西拨子村，发现了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窑藏铜器。在一件青铜釜内，装有五十余件青铜器。其中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共十四类、五十三件。生活用具有釜、鼎、匙、耳环；工具和兵器有刀、猎钩、锥、锛、凿、戈、小铜泡等。这批青铜器应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物，器形和花纹反映了我国中原和北方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例如，一件口沿饰有重环纹的铜鼎残片，其纹饰可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出土的铜刀、铜匙、铜猎钩等，则与我国东北地区同时代遗址出土的器物相似，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

东胡是古代雄踞我国东北部的少数民族“胡”族的一支，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西经》:“东胡在大泽（今达赍湖）东。”据《逸周书·伊尹朝献篇》，东胡族居住在商朝的正北方，是商代的土方，控制北方的重要方国。西周时东胡族和山戎族都居住在周王朝的北方及东方，与王室的政治联系比较密切。东胡族曾与赵、中山、燕为邻，作为游牧民族，在与中原民族交往过程中学会了农业、手工业技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东胡与中原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宁城南山根出土的东胡墓葬中，出现了仿效黄河流域贵族随葬青铜礼器之事。

东胡在汉初被匈奴冒顿单于消灭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倚势掠夺邻近各族。《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燕国出产的“鱼盐枣栗”，素为东胡等东北少数民族所向往，燕国则是东胡与中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东胡活动过的地区如赤峰、宁城等地，大量出土了战国时期中原不同政权的货币。赤峰平庄乡出土的货币，或为赵国安阳、平阳、武安、晋阳、兹氏等地铸造，或为燕国差阳、襄平、益昌铸造，或为齐国陶阳、平阳铸造，还有魏国、韩国和北虢、南虢的货币。在赤峰当铺地乡蘑菇山四楞沟以及宁城县出土的货币，则完全是战国时期的燕国钱币。这些钱币的使用，说明东胡与中原特别是燕地具有频繁的经济联系。

在燕国东北部活动的少数民族肃慎，其历史可上溯到夏商以前的尧舜时期。肃慎与燕国同为周之北土，在燕山以北地区。《左传》昭公九年周詹桓伯云：“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与春秋时期的山戎有关，并且与中原各国相互往来。在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遗址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多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文化相互叠压。燕国文化在上，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下，夏家店上层文化居中。田继周先生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一般认为是属于周时的肃慎、山戎和东胡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中原文化系统，是孤竹、令支等部族的文化。由此推测，肃慎、山戎、东胡等民族势力曾占领北京部分地区，燕地作为多民族汇聚地区，一直延续到以后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时代。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衍化，曾经活跃在燕地周围的戎狄各族，民族及相互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秦汉时期，燕地已经变成了统一的君主集权制下的郡县、郡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势力受到了中央集权的有效遏制，相应地影响了区域民族关系的发展。

秽貊又作秽貉，是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诸部的总称。秽，周时居住在北方，处于肃慎和良夷之间。貊又作貉，原居周朝北方，其后秽与貉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并且从畜牧渔猎向农牧经济转化。战国时，秽貊活跃在燕国东北部。秦灭燕后，秽貊归于秦。秦汉之际，燕、齐、赵人为逃避劳役战祸，到此避难者达数万口。朝鲜侯准自称为王，收纳中原到此避难者，势力颇振。燕人卫满“聚党千余人”，击败侯准而自立朝鲜，定都王险（今平壤）, “稍役属真番、朝鲜及故燕、齐亡命者”，大量的秦人、汉人进入朝鲜并融合于朝鲜民族。此后，东北民族势力仍然时常抵达北京及其周边地区。

夫余亦属燕北少数民族，《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燕地“北邻乌桓、夫余”。西汉时，夫余臣属，受玄菟郡节制。汉朝为之颁发印玺，令其王统率各部。至王莽代汉，曾派五威将到夫余更换印绶。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夫余“遣使奉贡，光武厚报答之，于是使命岁通”。夫余在幽州之北，一直受到汉朝重视，通过幽州这条路径与中原频繁往来。

北狄支属匈奴族对燕地的威胁，从战国时期的燕国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匈奴最逼于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是以屡遣卫、霍之将，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饶衍之地。”秦末匈奴单于冒顿统一匈奴诸部，势力空前，利用中原内乱之机，南越长城，“遂侵燕、代”。西汉武帝时期，通过多次征伐消灭了匈奴主力，迫使其西迁，一度遏制了对燕地的侵害。东汉初年，匈奴呼都而尸单于舆（呼韩邪之子）乘中原内乱，与卢芳等割据势力联合，“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分裂，并且发生自然灾害。东汉顺势支持南匈奴抗衡北匈奴，一度使北匈奴远遁。东汉末年，南匈奴内部纷争不已，单于的权威被严重削弱，叛乱的匈奴贵族联合乌桓、鲜卑、羌戎诸族屡次侵犯幽、并、凉诸州。纷乱的南匈奴在东汉的打击与乌桓、鲜卑的蚕食下日益败落，终于内迁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与汉族杂处混居。

东汉和帝时期，北匈奴被南匈奴联合东汉击败北走，领地被鲜卑族占据，其余部十万余亦自号鲜卑。此后百年间，鲜卑经常侵扰袭掠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代、上谷、雁门、定襄、云中等郡，幽州所受劫掠尤深。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势力强盛，“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他们不肯接受东汉的和亲要求，频繁进攻北部边郡。至灵帝时，“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光和四年（181），檀石槐死，鲜卑内部开始纷争，部族离散，对幽州地区的侵犯亦随之减弱。

乌桓是与鲜卑同种的少数民族，也是幽州的边防大患。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燕王卢绾反叛，“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汉末乌桓与匈奴不断寇掠北部边郡，代郡以东的幽州所遭乌桓侵扰最甚，“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王霸任上谷太守时，与匈奴、乌桓之间“大小数十百战”。光武帝欲借乌桓攻击匈奴，以财物大加利诱，乌桓遂归附东汉。东汉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徙居塞内的乌桓诸部，分布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中平年间，刘虞在幽州“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与乌桓、鲜卑族互通商贸，深受诸部信任。在其治理幽州期间，乌桓、鲜卑各族与幽州百姓基本上处于友好状态。

汉末，“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辽东乌桓峭王在清河、平原等县亦掠走众多汉人，加上幽、冀两州自动投奔乌桓的官吏和百姓十万余户，总数达二十多万户。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出塞攻打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曹操将乌丸降众及乌桓校尉阎柔所统幽、并州万余部，迁到邺城附近诸郡及幽州治所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并州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同时精选乌桓士兵，由其王侯大人率领随曹军征战。曹操军事力量大增，也促进了幽州等地汉族与乌桓的融合。

秦汉时期北京地区及周边少数民族既有对中原王朝的侵扰，也时常依附于中原政权。战争对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造成了很大破坏，但北京地区也是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遣使外交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中原的先进制度与生产技术、器物由此得以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汉末的鲜卑就曾向汉民族吸取文化和技术。“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物产也极大地丰富了北京地区的生产与生活。到三国魏黄初三年，“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遣魏人千余家居上谷”。幽州所产的名马以及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幽州突骑”，就是多民族交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