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巴国的族群结构及族群分布

一 巴国的族群结构

巴国是上古西南区域重要方国之一，已有考古材料表明古巴国境内文化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又因古巴国境内的考古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一般称为巴文化。从考古材料来看，巴国族群最早的生活地域应当是在鄂西、三峡地区，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此期在鄂西、三峡地区的文化遗存中，背城溪文化年代在距今7000年。背城溪文化陶器的某些特征与夏商时期的巴人遗物有相似之处，如圜底器、尖底器占有较高比例。同时，长江西陵峡发现与背城溪文化类型相似的文化遗存点还包括朝天嘴、杨家嘴、柳林溪、王家河、三斗坪、杨家湾等，以及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址。清江流域以香炉石为代表的夏商遗址文化与鄂西、西陵峡地区的文化亦相近。[93]这些不同区域间文化的共性，表明当时存在明显的文化交流甚至族群交流现象。

文化交流和族群交流使巴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主要包括：巫鬼文化异常发达，形成了川东、鄂西以及三峡地区为代表的巫文化圈；乐舞发达，人们能歌善舞，青铜乐器以镦为重器；存在崇拜白虎（廪君蛮）与畏惧白虎（板楯蛮）信仰的共生与交织；女神崇拜文化发达。[94]不过，巴文化也明显受蜀文化的影响。例如，西陵峡两岸出土的夏商器物可见三星堆文化集结的情形，三星堆文化所特有的夹砂灰陶系在此区有大量发现，陶器的圜底罐、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鸟头柄勺、尖底器等组合特征也见明显的三星堆文化特征。[95]西陵峡两岸的遗物中，也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及部分独特土著文化的特征，可见该区域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接触交流区。[96]

依据考古材料的梳理，翟国强认为古巴国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传世文献所记廪君之前，巴人活动在鄂西、三峡地区，其年代在夏代之前；第二个阶段，大约从夏代开始，巴人开始沿清江西进，其时或因廪君的势力强大而导致传世文献对其记录甚详，或亦正因廪君集团势力较强而将廪君推举为君长；第三个阶段，春秋时巴人或迫于楚国的压力，其主要部分又陆续从清江流域返回三峡故地。[97]翟国强所说的古巴国发展阶段，也有史料可证。《后汉书·南蛮传》云：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98]

这里的“巴郡南郡蛮”，是以政区名来命名族群的，可能与巴国境内族群结构复杂有关。廪君时，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发生族群融合，形成以“巴”为氏的廪君群体，故中古史籍有“廪君种”之说。廪君时期，新形成的廪君群体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迁徙，由夷水至盐阳。在盐阳地区，廪君群体又与盐水神女群体（盐水神女群体当仍处母系社会阶段）发生族群融合，构成了古巴国的一个主要群体。[99]在巴国族群融合过程中，巴氏（即廪君群体）可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故有巴国为“子孙以国为氏”之说。[100]

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必然加剧族群融合，廪君五姓、盐水神女群体逐渐融合成一个强大的群体，巴国随之成为一个较重要的方国。周初，巴国“与秦、楚、邓为比”[101]，秦霸西土后才导致巴国无法北上与诸诸侯会盟。巴国鼎盛时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102]在这一较广的地域范围内，巴国的族群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华阳国志·巴志》说故巴国“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蜑之蛮”。[103]这些群体中，“濮”当指百濮，后有略论；“”与后来的板楯蛮有关；“苴”当指前文已提到的蜀苴部，其初为巴国统制，后为蜀国族群；“共”当为板楯蛮“罗[104]、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之“龚”[105]，为“龚”的异写；“奴”，据考可能与古卢国有关[106]，《华阳国志·巴志》载宕渠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国，今有城、卢城”[107]；“獽”后有详论；“夷”已不可考[108]；蜑可能是廪君群体，后有详论。

在这些群体中，主要族群应当是曾被称为“巴”，即曾是巴国统治族群的群体，包括：阆中渝水之巴，其族为板楯蛮，又称人[109]；夷水廪君之巴，其族为巫蜑，又称廪君蛮；有涪陵之枳巴，其族为獽、蜑；有汉水中游宗姬之巴，其族为华夏周人。[110]这些族群除板楯蛮的族属可确定为氐羌系统外其他群体都有可能为濮、越系统[111]。由于不同族群在巴国境内角逐，导致了巴国都城有多次变动。《华阳国志》说“巴子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112]，似是指巴国有多次迁都，实际上是不同族群在巴地角逐后导致的都城多变现象。同时，由于巴国主体族群的来源不同，巴国族群的渊源问题也就比较复杂。巴国族群渊源问题一直未有定论[113]，应当与巴国族群的不同来源有关，不妨把巴国族群看成一个多元的群体。

由于巴国族群具有复杂的族群结构，后文讨论的族群主要是廪君蛮、板楯蛮以及濮、獽群体。至于上文提到的“共”，因只是板楯蛮的一部分，不作详论。“苴”前文已有讨论。“奴”“夷”，因史料有限，亦不作详论。此外，巴国还曾统制过麇人、蔓子、禆、鯈、鱼人等群体，因其在战国之前已融入巴国其他群体中，亦不详论。

二 廪君蛮的来源、迁徙和分布

廪君蛮是古巴国的主要族群。前已述及，廪君蛮在《后汉书》中被称为“巴郡南郡蛮”。而其真正的族称，《世本》雷学淇辑本载有“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之说[114]，中古史籍和今人也认为廪君蛮才是古巴国的主要族群。廪君蛮群体何以被称为“巫诞”，杨华有颇富创见的解释。一方面，杨华认为清江连接着川渝群巫之地，如《山海经·海内西经》中的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等地名，《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等地名。另一方面，杨华引管维良《巴族史》谓“廪”与“灵”音近之说，在古音、古义的层面将诞、蜒、蛋、蜑等词与巴联系起来。[115]不过，“蜑”在中古时期是一种泛称，《说文解字》说：“蜑，南方夷也”[116]，可见秦汉时期所称的“蜑”族是泛称。中古时期还有“蛮蜑”“蜑贼”“蜑民”“蜑户”等说法，也不专指某族。据文献中与“蜑”有关的族称来看，“蜑”在古代自汉以来常常用于对南方族群的称呼，主要有长江流域之蜑和东南沿海之蜑，有时还与“蛮”同义。[117]

由“蜑”的指称结合前引《世本》的说法来看，廪君蛮可能仅指“巫蜑”，即生活在清江一带的群体。[118]《通典》说：“按《后汉史》：其（此指板楯蛮，但实误）在黔中、五溪、长沙间则为盘瓠之后，其在硖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119]，其中涉及的“廪君之后”可能就与“巫蜑”有关。廪君五姓，其族群来源也比较复杂。缪钺、蒙文通、徐中舒、邓少琴、董其祥、李绍明、沈长云、杨铭均认为，廪君时的五姓，并非完全是巴人，包括有姬姓、西北族群、东南百越或东方族群等群体。[120]其中的巴氏，李学勤认为可能就是包山楚简中的“郙”，即“巴”，二者古音通，亦可与后来的巴国发展联系起来。[121]

前已引述过，廪君蛮群体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迁徙。廪君蛮的迁徙路径，杨华据考古材料的梳理认为廪君蛮最初当分布在清江下游，其文化遗址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夏末，廪君蛮群体向清江中游迁徙，分布在长阳、巴东、恩施的部分地区；商周时期，廪君蛮群体到达清江上游，包括从恩施以上至清江源头的利川西部都亭山，时间在周末或春秋时代。[122]周宏伟近来对廪君蛮地望及其迁徙路径给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廪君蛮原在今大宁河，后南迁至长阳县清江流域。[123]两种立论的关键在于“武落钟离山”为何处的问题。杨光华的解释是，“武落钟离山”本名“武陵钟离山”，“武落”与“武陵”是传写之误，“武落”另有“五落”“武洛”“武罗”等写法。而且，“武陵”即武陵郡，廪君的发源地在清江流域。[124]近来，宫哲兵等发现了一幅民国十年的地图，其正西有“难留城山”。“难留城山”，《读史方舆纪要》和《太平寰宇记》都曾说“难留城”“一名武落钟山”[125]，在长阳县。

当前的史籍和考古材料，主要支持廪君蛮西迁说。廪君蛮西迁后，分布地域大为扩展，主要分布在巴郡南部和南郡。秦定巴蜀后，巴国区域的族群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迁徙，直至东汉时期，巴国区域族群才发生大规模的迁徙。首先发生大规模迁徙的是南郡的廪君蛮群体。前已讨论过，为廪君蛮立传的是《后汉书·南蛮传》。但在《后汉书·南蛮传》中，“廪君蛮”条在叙述廪君蛮群体迁徙后，便对巴郡地区廪君蛮群体发展情况交代不清，反倒是记载到了南郡地区的廪君蛮群体发展情况。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南郡地区的廪君蛮群体东汉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东迁活动。建武二十三年（47），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反叛，武威将军刘尚平叛后“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这一部分群体后来被称为沔中蛮。[126]和帝永元时期，巫蛮许圣等反叛，平定后也被迁往江夏。被迁往江夏地区的廪君蛮后裔当是为数可观的。在东汉末期，江夏地区的廪君蛮后裔被称江夏蛮，且有大规模的叛乱活动。如光和三年（180），“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127]江夏蛮在南朝时期又被称为豫州蛮，《宋书·蛮夷传》就说：“豫州蛮，廪君后也。……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128]胡三省说“晋、宋之荆州蛮，分居沔中西阳者，即巫蛮之余种”[129]，指的应是江夏蛮。

巴郡地区的廪君蛮群体，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史料未详。《晋书·李特载记》曾详细记载过李特群体的迁徙问题，并说李特为“廪君之苗裔”。[130]不过，李特群体应当是板楯蛮而非廪君蛮，详见后文的分析。三国魏晋时期是巴郡地区廪君蛮群体的大迁徙时期，《华阳国志·巴志》云涪陵郡曰：

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延熙十三年……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为大姓。晋初，移弩士于冯翊莲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所，风俗不变，故迄今有蜀、汉、关中、涪陵；其为军在南方者犹存。[131]

此段文字记载中的蜑当即巫蜑，为廪君蛮群体。蜀汉及晋初，巫蜑群体被迁往汉中、蜀地、关中，并有大量巫蜑被征从军，巫蜑的分布地大为扩展，形成了蜀地、汉中、涪陵三个分布区。这三个分布区中，应以涪陵地区为主要的分布区。除前引《华阳国志·巴志》云涪陵郡“多獽、蜑之民”的记载外，南北朝时期关于巫蜑的分布记载也主要涉及的是涪陵地区，只是分布范围更为宽广。南齐建元元年（479），传涪陵郡蜑民田健等获古钟一尊，“蜑人以为神物，奉祠之”。[132]南齐建元二年（480），南齐文献王萧嶷“以荆州邻接蛮、蜑，虑其生心，令镇内皆缓服”。[133]北周天和初年，“信州蛮、蜑据江硖反叛，连结二千余里”，西至涪陵地区。[134]垂拱四年（688），武后“欲发梁、凤、巴蜑，自雅州开山能道，出击生羌”。[135]这些记载说明，廪君蛮后裔蜑群体一直活动于涪陵地区，而且数量庞大。不过，武后所说的“巴蜑”，其中的“蜑”有泛称的可能，因为唐代的巴州在今巴中市，与涪陵地区有一定的距离。而且，隋唐时期的巴州，主要是僚的分布。

三 板楯蛮分布格局的演变

板楯蛮是秦汉时期西南区域主要族群之一，主要分布在巴郡峡江以北区域。尽管板楯蛮是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一个主要族群，但其来源却史无详载。《后汉书·南蛮传》为板楯蛮首次立传时，对于板楯蛮的历史最早也就只记载到秦定巴蜀后的情况。史载秦昭襄王（前325—前251年在位）时曾与板楯蛮盟誓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136]由此记载来看迟至战国中期板楯蛮已形成了较大的部落联盟，其分布北界一度与秦地相接。秦定巴蜀后，部分板楯蛮可能外迁，《蜀王本纪》记：“秦襄王时，宕渠郡献长人，长二十五丈六尺。”[137]这种神话政治指的应是当时板楯蛮承担了一定的兵役任务，但是否引起族群迁徙尚不得知。

秦末，刘邦为汉王时依靠板楯蛮东征，史载板楯蛮助汉高祖还定三秦后“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138]，明确了其时板楯蛮分布的中心区域应当是今嘉陵江两岸，其中的七姓则是板楯蛮七个较大的部落之称。[139]但在此之前，板楯蛮的分布中心可能在今渠县区域。《华阳国志·巴志》载宕渠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国，今有城、卢城。”[140]城在今渠县、营山界，《水经注》云宕渠县：“县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盖古国也，今有城。”[141]隋唐时期设有城县，“城”之名当源自故賨国城。

两汉时期板楯蛮的分布变化不大。汉史中记载到汉代的板楯蛮之事包括元初元年（114）西羌掠武都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建和二年（148）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伐白马羌。[142]这些事件发生在东汉时期，但其反映的板楯蛮分布与秦及西汉时相差不大。不过，秦定巴蜀时就有一支板楯蛮迁往严道地区。虽史料不见记载，但这一支板楯蛮在秦至魏晋时期一直存在并发展，今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南的庞大岩墓群及雅安青衣江畔发现的“侯之赆”铜印为这支板楯蛮所留。[143]此外，《弘明集·辨惑论》载，东汉光和元年（178）[144]，张陵之子衡伪称张陵于鹄鸣山（又写作“鹤鸣山”，在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升玄都，时“米民山僚蚁集阈外”。[145]所谓米民山僚，即信奉五斗米教的僚人。但这里的“僚”应当指的是板楯蛮。“僚”称是魏晋时期新形成的族称，其族源一般认为是夜郎群体。成汉时期，李氏“引僚入蜀”，在“僚”称形成的同时，“僚称”亦泛化，巴蜀地区非汉族群均被称为“僚”，实际上包括有复杂的族群结构。[146]东汉时期“僚”称尚未形成，僚人北迁之事也尚未发生，“米民山僚”当指板楯蛮，因“僚”称泛化而被称为“僚”。

汉末的战乱引起了板楯蛮分布的极大变化。《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载汉末张鲁据汉中时，“以鬼道教百姓，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147]此次迁徙的板楯蛮人口规模当是相当可观的，史载张鲁“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杀夏侯渊，据汉中”。[148]这里的杜濩、朴胡是板楯蛮的王族。建安二十年（215）九月，板楯蛮七姓夷王朴胡和邑侯杜濩“举巴夷、民”附于曹操，“于是分巴郡”，并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爵位为侯。[149]曹操平张鲁（建安二十年，215）后不久当即移朴胡、杜濩往汉中。同时被迁徙的板楯蛮首领还包括李特的祖父李虎，前引《华阳国志》所载板楯蛮汉末因五斗米教而北移事时已提及。崔鸿《十六国春秋》又云在李虎等北迁之时又徙板楯蛮万余家“散居陇右诸郡及三辅、弘农”[150]，使板楯蛮的分布遍及今陕西中部和河南西部。

魏晋时期，板楯蛮的分布地已大为扩散。史载“自刘、石乱后，蛮渐得北迁，陆浑[151]以南，满于山谷”。[152]按蒙默的梳理，北迁的板楯蛮东至河东地区，关中地区自然也不少。[153]就其主要分布地而言，魏晋时期板楯蛮主要分布在川东、荥经地区、安康、陕西中西部及河南北部等地。川东地区，即秦汉时的巴郡地区。这一地区是板楯蛮的传统分布区，两汉间不断有汉族进入但数量有限。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部分板楯蛮北迁外，由“蜀梓潼、建平、汉固三郡蛮巴降于勒”[154]的记载来看留在故地的板楯蛮数量也不少。四川荥经地区，即秦汉时的严道地区，秦定巴蜀时即有板楯蛮分布，前已述及。

安康地区，《魏书·世祖纪》和《魏书·李崇传》记载到魏高祖初、神鹿元年（428）、太延四年（438）、太和元年（477）上洛巴渠的叛乱、内附等事；特别是，《魏书·世祖纪》载神鹿元年“上洛巴渠泉午触等万余家内附”[155]，足见此地板楯蛮分布之多。《魏书·世宗纪》也记载到北魏永平二年（509）伊阙（河南伊川县）西南杂蛮中有“愚巴”。[156]这一地区的板楯蛮北周时仍存，《周书·阳雄传》记载到魏恭帝二年（555）洵州（治今安康县）杂有渝之民[157]，《隋书·王谊传》说太建十二年（580）“北至商洛，南拒江淮，东西二千余里，巴蛮多叛，共推渠帅兰雒州为主”[158]，表明这一地区的板楯蛮仍然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隋书·地理志》将这一区域的板楯蛮分布追溯至汉初，云“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淅阳、淯阳，亦颇同其俗”。[159]《隋书·地理志》此处还将板楯蛮分布的区域划为其时豫州的一个单独文化区，其实是板楯蛮的聚居区。

陕西中西部及河南北部等地，《晋书·石勒载记》中所说石勒在平阳降“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 [160]，其中就有板楯蛮，事在太兴元年（318）；《晋书·刘曜载记》又记载到刘曜平定尹东之乱时，“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161]，事在太兴三年（320），表明其时的板楯蛮多与氐、羌相杂处。

四 濮、獽的分布

濮是上古时期南方主要族群之一，秦汉时期仍存，魏晋以后不复见载。据考古和上古史料的记载，濮在战国前主要活动于江汉地区，战国时期楚国的扩张可能导致大量的濮人西迁巴蜀地区，留居故地的濮人则与其他族群发生融合而不再见载。[162]汉晋正史不载濮事，可能与其时濮人影响大为减弱有关。《华阳国志》载故巴国族群时，濮被列于首位[163]，濮应是巴国的主要族群之一。汉初司马相如作《喻蜀父老文》云“略斯榆，举苞满”[164]，这里的“苞满”之“满”为“蒲”之形讹[165]，“苞蒲”即“巴濮”，谯周说益州“苞（包）”与“巴”音近[166]，“蒲”亦与“濮”音近。[167]斯榆为秦汉时期西南区域族群，向来无异议，则“苞满”即“巴濮”，在秦汉之际当仍存。扬雄的《蜀都赋》也说蜀“东有巴，绵亘百濮”[168]，因《蜀都赋》所载其他族群均是汉代所存在的族群，说明迟至两汉之际有大量濮人分布在其时的巴郡地区。晋人左思《蜀都赋》虽说蜀东“左绵巴中，百濮所充”[169]，但其时巴郡地区已没有太多濮人的分布，因为左思《蜀都赋》涉及族群时往往是追述战国秦汉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的情况，并不反映晋代的情况。

濮人如上史料记载的特殊性，可能与濮人大量西迁有关。《华阳国志·蜀志》曾载越巂会无县曰：“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170]会无县与战国之前濮人分布的区域有较大距离，说明濮人曾有远迁。此支濮人西迁后，只留下“濮人冢”，说明濮人已融入其他族群之中。《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或作‘滇濮’）、句町……王国以十数。”[171]这里的濮或滇濮，一般认为是西迁的濮人或濮人与滇人融合后的族称。濮人西迁，也与夜郎群体相杂居，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夜郎竹王“雄夷濮”。[172]魏晋以后濮人不复见载，当与濮人迁徙后与其他族群杂居融入其他族群中有关。中古史籍中所载的尾濮、木绵濮、文面濮、折腰濮等，则属闽濮群体[173]，暂不详论。

獽是中古时期南蛮中较有影响的群体，《北史·蛮传》云南蛮“种类非一，与华人错居，其流曰蜒，曰獽[174]，曰俚，曰僚，曰”。[175]详细记载獽群体分布、迁徙的史料是《华阳国志·巴志》，云涪陵郡“多獽蜑之民”，又说涪陵郡之汉发（今彭水县）等县“诸县北有獽、蜑”，并有“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延熙十三年（250）“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为大姓”，“晋初，移弩士于冯翊莲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所，风俗不变，故迄今有蜀、汉、关中、涪陵；其为军在南方者犹存”等记载。[176]由以上记载来看，獽、蜑是两个分布区域大体相似的杂居群体。

其中的蜑族群分布与迁徙的问题前文已述。由后世文献的记载来看，上引《华阳国志·巴志》所载“故迄今有蜀、汉、关中、涪陵”应主要针对的是蜑群体，獽群体的分布可能仅限于蜀地、涪陵地区。涪陵地区是獽的传统分布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到朱辰任巴郡太守去世后“郡獽民北送及墓。獽、蜑鼓刀辟踊，感动路人”。[177]因朱辰是东汉人，其时巴郡尚未分郡，獽可能仍分布于《华阳国志》所说的涪陵郡北部区域。同时，由“郡獽民北送及墓”的记载来看，汉晋时期的巴郡治县即今重庆市中心区域当有大量獽群体的分布。

外迁的獽群体，则主要分布在蜀地。《太平寰宇记》引李膺《益州记》云：“此四郡獽也。又有夷人，与獽类一同。又有僚人，与獽、夷一同，但名字有异而已。”[178]这里的“四郡”，可确定的是宋代的简州、资州、怀安军。[179]宋代资州在今资中，简州在今天简阳，怀安军在今金堂，简州和怀安军已分布在成都平原，与魏晋时期的涪陵郡有一定的距离。南北朝时期的族群融合，可能已使成都平原区域没有獽的分布。《隋书·地理志》“梁州总叙”条说“其边野……又有獽、狿、蛮、”[180]，獽只分布在梁州的边缘区域。这里的梁州，因为隋代主要是巴蜀地区，也可以说隋唐之际獽分布在巴蜀边缘区域。唐人刘禹锡所说巴蜀地区“夷风伧伫，獽俗惶害”之“獽”[181]，也应主要分布在巴蜀边缘区域。迟至宋代，巴蜀地区仍有獽的分布，《太平寰宇记》云简州：“有獽人，言语与夏人不同。”[182]

还需注意的是，獽的传统分布区涪陵地区的獽群体在唐宋时期未见记载。此一情况，与汉晋时期獽的分布地有很大的变化有关。此外还可能有一个原因，即南北朝时期僚人北迁后，“僚”称泛化[183]，涪陵地区的獽遂不见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