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學術史的回顧與展望

作為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王昶一直以來都備受學界的廣泛關注。學界對王昶家世生平、著述交游、文學成就等方面的研究已相對充分，但王昶在清代金石學史上獨特的歷史地位卻少有關注，其所著《金石萃編》由於卷帙浩繁，涉及範圍較為廣泛，亦少有專門研究。

（一）《金石萃編》的相關研究

王昶一生，為官南北，他常藉助為官之便，蒐采金石，這在《述庵先生年譜》[17]、阮元《王公昶神道碑》[18]以及《王昶年譜》[19]中都有體現。王昶的金石學研究主要以《金石萃編》為中心展開，陳恒舒《王昶學術研究初探》[20]及《王昶著述考》[21]二文雖對其金石學成就有所關注，但因篇幅有限，未能展開較為充分的論述。沈振輝《王昶與雲南碑刻》詳細考察了王昶兩次到訪雲南的經歷，并以《金石萃編》所收雲南碑刻為中心展開討論[22]，趙成傑《雲南金石學發展史論》曾設專章討論王昶與雲南金石的發展關係，側重於雲南地區的學術文化。[23]上述論著皆以王昶為中心，討論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並未就其金石學的成就展開詳細討論。

《金石萃編》問世後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或肯定，或批評，或補正，清代學者龔橙、李慈銘、吳榮光、周壽昌等人都對《金石萃編》進行了批注，但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24]其他學者則將相關思考記錄在序跋、文集、日記中。近現代以來，有關《金石萃編》研究並不多見，主要有范茂震《名碑鼎文 宛見古物——王昶與〈金石萃編〉》[25]、顧吉辰《王昶與〈金石萃編〉》[26]、宋凱《〈金石萃編〉研究》[27]以及龍野《王昶〈金石萃編〉以金石證經史方法述論》[28]等文。前兩篇文章主要是對王昶的生平及《金石萃編》的成書原因、內容、影響等做一般介紹，但論述較為簡略；宋凱的碩士論文對《金石萃編》進行了系統研究，但忽視了引書、續書以及與清代金石學關係的整體性考察；龍野的文章則以《金石萃編》為中心，考察王昶以金石證史的學術方法，體現出以金石材料考證經史的學術觀念。[29]

曹泳蘭《乾嘉石刻學研究》和黃世錦《清代金石學對書法的影響》雖不以《金石萃編》為考察中心，但都涉及《金石萃編》學術情況的研究。曹文主要介紹了乾嘉石刻的形成背景、主要金石學家及著作以及他們的學術地位。[30]黃世錦的文章從傳統書法角度論述了《金石萃編》的編纂背景、內容體例及學術影響。[31]

《金石萃編》收錄的金石材料和諸家題跋皆是後世學者的重要參考，所以不少研究論文是針對此書所收碑刻內容進行了考證，如高敏《從〈金石萃編〉卷30〈敬史君碑〉看東魏、北齊的僧官制度》对東魏及北齊僧官制度進行了比較；王銘《〈金石萃編〉錄存宋代〈永興軍中書劄子〉研究》、郭偉奇《〈金石萃編〉卷二十中所見中國藝術史方法論》及劉君為《從中國的史學傳統中為中國藝術史研究方法尋根——〈金石萃編〉卷二十中所見讀後感》則以《金石萃編》為中心，討論了藝術史的研究方法；李榮村《金石萃編溪州銅柱記的兩個問題》從《溪州銅柱記》出發，考察了彭州刺史之題名及銅柱上十九人的名字、官職及排序。[32]日本學者藏中進《「金石萃編」所收武后時代金石資料の則天文字》從《金石萃編》所錄碑刻出發，研究了則天文字的起源、發展及消亡。[33]這幾篇文章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金石萃編》所錄碑刻的價值與特色，能夠運用文史結合、歷史比較法進行研究。[34]

王昶與《金石萃編》之所以不受重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王昶作為文壇盟主，不但留下了大量詩作，還編纂了不少文學總集，如《明詞綜》《國朝詞綜》等，他的文學著作更受關注，受眾面也更為廣泛。另一方面，由於傳統金石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更專業，對研究者的要求更高，且《金石萃編》卷帙浩繁，在文獻傳播方面不如文學傳播便捷，故而《金石萃編》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

（二）清代金石學的相關研究

清代金石學是中國金石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從事金石研究的學者及著作要多於以往任何一個時代。據容媛《金石書錄目》統計，自宋代至乾隆以前現存金石學著作僅67種[35]，而乾隆以後出版的金石學著作多達906種[36]，這些著作極大地豐富了清代金石學的研究範圍。

二十世紀上半葉，專門討論清代金石學的文章並不多，大部分著作屬通代性質，對清代金石學的考察往往置於金石學史、美術學史、書法史的論述之中。專論的文章只有朱傑勤的《清代金石學述要》[37]，該文對清代金石學的發生、發展，以及清人金石之蒐藏與鑒別進行了總結。其他著作如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王小隱《金石學著述分類引言》、劉節《中國金石學緒言》、沈勤廬《金石學概要》、顧鼎梅《金石學大綱》、沈維鈞《中國金石學之過去及其材料》、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講義》等，或以史為序，或以人為序，或以文獻載體為序，都有專章對清代金石學進行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清代金石學研究迅速發展，大量碩博士論文選題以清代金石學為中心，或總論、或分論。單篇論文主要有暴洪昌《清代金石學及其史學價值》[38]，該文詳細介紹了清代金石學的發展情況，又論述了金石學的史料價值，極具參考價值；王雪玲《論清代金石學的學術自覺與理論價值》，[39]從理論角度對清代金石學的發展進行了研究，認為清代金石學的發展是一個自覺的過程，即“不斷地拓展金石學的研究範圍，同時適應金石學自身發展的需求，自覺地完善金石義例之學，又在傳統四部分類法的基礎上，於史部創設金石類，並根據金石書籍的體例及內容細化分類，形成子目，充分體現了學術研究的自覺性”[40]。王雪玲從上述幾個角度，討論了清代金石學發展的內在理路。

總論性質的專著以王弘理《中國金石學史》為代表，該書第六編《明清金石學》對這一時期的金石學發展進行了總結，并以藝術學的視野，闡述了各類金石藝術的特點。[41]另外，耿慧玲的《金石學歷史析論》討論了金石著作在歷代書目中的演變，雖不以清代金石學發展為題，卻以相當大的篇幅介紹了清代金石學著作的成就。[42]當然，研究清代金石學發展的文章並不限於此，由於清代金石學與書法史、藝術史關係密切[43]，不少藝術學、書法學都在關注清代金石學的發展[44]，如果將其展開，不但離題過遠，也會與傳統金石文獻的研究發生矛盾。

新時期以來，學界對清代金石學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對著名金石學家如顧炎武、阮元、畢沅、黃易、翁方綱、葉昌熾等也都有專題研究，如高明一《積古煥發：阮元（1765—1849）對金石學的推動與相關影響》[45]、何碧琪《翁方綱與乾嘉時期碑帖書風及鑒藏文化》[46]、馬洪菊《葉昌熾與清末民初金石學》[47]等，極大地推動了清代金石學的進步。[48]

前賢的研究思路或以人物為中心、或以著作為中心、或以金石傳統為中心考察清代金石學發展規律，近十年的論著則有向交叉學科轉變的傾向，如楊帆《清乾嘉時期的說文學與篆書創作》將金石學與傳統文字學相結合，考察清中葉《說文》學對金石學的影響[49]；再如程仲霖《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以潘祖蔭為紐帶的群體分析》以潘祖蔭為中心構建出晚清金石文化圈，并以鑒賞、傳承、考辨為切入口構建晚清金石學的學術體系[50]；又如王東民《以古為新——金石學傳統下的李瑞清書畫研究、創作與教育》回答了晚清金石學如何介入書畫創作，并影響了書畫風格的轉變，由此也可把金石入畫作為新的學術視角，考察其在清代金石與繪畫關係上的理論意義。[51]

（三）《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的相互關聯

若以《金石萃編》成書前後為分界，便可看到當時金石學的不同發展路徑：《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金石學著作表現出當時學者研究金石的三種不同傾向：第一類是著錄石刻目錄或只錄其文，間附考釋，即目錄之學；第二類則專釋古碑文，即考證之學；第三類為纂辑之學，專門彙纂金石材料及題跋。《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清代金石學在分類上較為單一，目錄、考證以及纂輯著作成為主流，類似專輯性質的璽印、瓦當研究尚未形成系統，收錄也較為零散；考證類著作多以跋尾的形式，金石學家多通過手拓目驗的方式著錄金石文字，形成了幕府士人專門從事蒐集、整理金石的編纂方式；在學術方法上，主要以歷史考證和書法鑒賞為主。王昶《金石萃編》以及續補著作開創了新的學術傳統，構建成了清代金石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呈現出立體化、系統化的研究趨勢（見圖0-3）。

圖0-3 嘉慶刊本《金石萃編》卷首

《金石萃編》成書以後，清代金石學的發展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方面，續補著作不斷湧現，金石學家在擴大金石收錄範圍、延伸金石研究領域的同時逐步從“有字之物”向“無字之物”發展，璽印、貨幣、畫像石等古器物研究成為清代金石學的新方向，并逐步向近代考古學過度；另一方面，金石學家對藝術史、書法史的關注更為留心，許多金石學家兼有收藏家、書法家的身份，更加看重金石與書法的關係，將金石研究與書法鑒賞有機結合，“逐漸超越了狹隘的文字考證和文本考據”[52]。這一時期的金石學發展迎來了鼎盛，相關金石著作不斷湧現，除有關《金石萃編》續補著作外，還出現了數以百計的金石目錄、考證、題跋之作，相關拓本的單篇題跋更是不計其數。道咸至晚清的金石學發展則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金石義例類著作逐步成熟，并出現如《碑版文廣例》《語石》等總結性著作；二是金石目錄學的總結性著作開始出現，如吳式芬《攈古錄》收錄碑刻18000餘種；三是將金石研究與書法創作有機結合，形成金石考證、書畫鑒賞相結合的研究模式。

《金石萃編》是乾嘉時期承上啟下的一部著作，不但充分吸收了前人的重要成果，還在此基礎上有了新的探索。《金石萃編》開創的學術傳統縱然為後世著作所吸收，但其重要功績遠不止於此，王昶的訪碑、拓本的甄選、碑刻的編排、金石書的選擇以及按語的撰寫等都對以後的金石學著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王昶藉助為官之便，廣泛交游，連接著許多清代金石學、文字學、歷史學、考據學的重要學者。另一方面，《金石萃編》仍然存在諸多不足，前人除了訂正、補充以外，還對碑文義例、金石真偽多有辨正，這也可以視為清代金石學對《金石萃編》的回應。

《金石萃編》及其續補著作共同構建了清代金石學的學術傳統，這種傳統以彙集前人考證題跋為中心，辨析源流、考索史實，集存目、錄文、摹寫、跋尾之所長，具有不可取代的示範作用。這種以彙集前人題跋并加以考訂的學術方法，既是《金石萃編》經典地位被廣泛認可的普遍反映，也是清代崇古尚古文化風氣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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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世紀上半葉，馬衡先生為“金石”及“金石學”下了定義，大體說明了金石及金石學的研究範圍：“金石者，往古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以直接流傳至於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種材料做客觀的研究以貢獻於史學者，謂之金石學。”參見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載《凡將齋金石叢稿》，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頁。

[2]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 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頁。

[3] 參見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九冊，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頁。

[4] 參見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九冊，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5] 沈勤廬：《金石學概要》，《蘇州女子中學月刊》1929年第5期；朱劍心：《金石學》，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此學極發達，裏頭所屬門類不少，近有移到古物學的方向。”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亦有：“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為考經證史之資。專門蒐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巖、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鋤，或蒐自官廚之石，洗濯而發其光彩，摹拓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輯成巨帙，遍布海內。其餘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萃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盛，於是碑學蔚為大國。”參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755—756頁。

[7] 李學勤：《影印〈八瓊室金石補正〉序》，《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5年第134期。

[8] 《金石萃編》亦寫作《金石粹編》，如嘉慶十二年（1807）三泖漁莊刻本就作《金石粹編》。“萃”，《說文·艸部》：“萃，草貌。从艸卒聲，讀若瘁。”本義為草木叢生，“萃”引申為聚集，如《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師方壯，若萃於我，我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金文“萃”始見於戰國晚期，从“艸”，“卒”聲，“卒”或省寫成“衣”形。金文表示戎車部隊，郾王職戈“郾王職乍（作）王萃”，王萃指燕王戎車部隊使用的兵器。“粹”，《說文·米部》：“粹，不雜也。从米，卒聲。”本義是沒有雜質的米，引申表示沒有雜質、純淨。段玉裁《注》：“按粹本是精米之偁，引伸為凡純美之稱。”如《呂氏春秋·用眾》：“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高誘注：“粹，純也。”“粹”表示精華、精粹。如《楚辭》：“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粹”通“萃”，表示聚集。如《荀子·正名》：“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

[9] 王昶生卒年，文獻記載不同。嚴榮《述庵先生年譜》記為先生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724年1月6日）生，卒於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七日（1806年7月20日），時年八十三。阮元《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秦瀛《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同為“嘉庆十一年六月初七卒，年八十有三”。李恒《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載“嘉慶十一年六月卒”，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載“初七日雞鳴，公曰：時至矣。遂薨，年八十有三”。管同《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致士王公行狀》以為卒於嘉慶十二年五月七日，年八十一。錢林撰《文獻徵存錄》謂其卒於嘉慶八年，誤。嘉慶八年至嘉慶十一年，王昶仍有諸多社會活動，亦與好友有書信往來，所以卒年不可能在此年，詳見《述庵先生年譜》。

[10] 參見（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五，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524頁。

[11] 學界對王昶文學方面的研究非常充分，這方面的論文多達數十篇。詩學方面主要有：林秀蓉《王昶詩論探研》、張突生《王昶詩文研究》、黃治國《王昶詩歌研究》、武雲清《王昶詩歌研究》、肖士娟《王昶詩歌及其詩學研究》、宋良容《王昶與乾嘉時期環太湖詞壇研究》、衛新《王昶的詩論及其詩歌創作論略》等，以上文章都從王昶的文學創作出發，結合《春融堂集》對王昶的文學思想、文學理論及文學成就進行了非常全面的論述。涉及詞學方面的有：林友良《王昶詞學研究》、朱惠國《从王昶詞學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變》、劉婷婷《王昶〈明詞綜〉与〈國朝詞綜〉研究》、裴风顺《王昶詞及詞集研究》、宋良容《王昶与乾嘉時期環太湖詞壇研究》、彭國忠《试論王昶詞論对浙派的發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詞話〉為論》、卜茹雯《王昶詞學思想及其實踐》、袁俊《王昶詞學研究》等，上述文章以《明詞綜》《國朝詞綜》為材料，討論了王昶的詞學理論及詞學批評。其他方面還有：王慧華《王昶的文學文獻學研究》，黃薏菁《清前期江蘇青浦縣圓津禪院與士人網絡的關係》等，它們從文獻學角度對王昶的文學成就進行了深入剖析。可以說，有關王昶文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其詩詞理論方面的研究已相當充分。

[12] （清）阮元：《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載《碑傳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062頁。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王蘭泉先生》對其文學貢獻亦有評價：“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缊。功業文章，炳著當代。”詳見《碑傳集》第三冊，第1072頁。

[13] 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頁。

[14] （清）王昶：《金石萃編》，載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第88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頁。

[15] （清）秦瀛：《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載《碑傳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066頁。

[16] （清）李祖望：《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載《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7783—7784頁。李慈銘也有“蒐罹宏富，抉啻精深，實為此事之大觀”的評價，詳見《越縵堂讀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70頁。

[17] （清）嚴榮：《述庵先生年譜》，載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3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8] （清）阮元：《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載《碑傳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93年。

[19] 孫文娟：《王昶年譜》，碩士學位論文，蘭州大學，2014年。

[20] 陳恒舒：《王昶學術研究初探》，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09年。

[21] 陳恒舒：《王昶著述考》，載《國學研究》第二十八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2] 沈振輝：《王昶與雲南碑刻》，載《復旦漢學論叢》第七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頁。

[23] 趙成傑：《雲南金石學發展史論》，雲南大學中國史專業博士後出站報告，2019年。在王昶佚文整理方面，曾撰《王昶〈春融堂集〉佚文輯考補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8年1期），收錄多篇佚文，或可參考。

[24] 《金石萃編》有四種重要的批校本，如國家圖書館藏龔橙校注本、李慈銘校注本、澳門大學圖書館藏吳榮光、翁方綱等名人批本以及湖南圖書館藏周壽昌批校本等，詳見《中國古籍總目·史部》，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4頁。

[25] 范茂震：《名碑鼎文 宛見古物——王昶與〈金石萃編〉》，《美術之友》1994年第2期。

[26] 顧吉辰：《王昶與〈金石萃編〉》，《固原師專學報》1999年第1期。

[27] 宋凱：《〈金石萃編〉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2013年。

[28] 龍野：《王昶〈金石萃編〉以金石證經史方法述論》，《楚雄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11期。

[29] 除此之外，武雲清還在《從金石學家王昶看清中期經學與文學之關係》（《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中總結了王昶的治學特點——“以經史文本”“專於一家”。

[30] 曹泳蘭：《乾嘉石刻學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06年。

[31] 黃世錦：《清代金石學對書法的影響》，博士學位論文，臺灣大學，2010年，第219頁。

[32] 李榮村：《金石萃編溪州銅柱記的兩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四分，1981年。

[33] [日]《「金石萃編」所収武后時代金石資料の則天文字》，神戸市外国語大学研究所《神戸外大論叢》1989年40（4）。

[34] 民國時期亦有學者對《金石萃編》進行研究，主要有：繆荃孫《艺风堂题跋：金石萃编元代残稿跋》（《國學叢刊》1911年第1期）、陳準《文苑內篇：抄本平津館金石萃編跋》（《瓯风杂志》1934年第6期）、陳準《序跋彙錄：抄本平津館金石萃編跋》（《圖書館季刊》1933年第4期）等。

[35] 參見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臺灣大學，1982年；又，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

[36] 參見容媛纂輯《金石書錄目及補編》，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版。

[37] 朱傑勤：《清代金石學述要》，《史學專刊》1937年第2卷第1期，收錄於《文學藝術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480頁。

[38] 暴洪昌：《清代金石學及其史學價值》，《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

[39] 其他著作還有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岑仲勉《金石論叢》、王立軍《中國古代碑刻文獻綜論》、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劉毅《從金石學到考古學——清代學術管窺之一》等都是古代石刻的概述性著作，或可參考。

[40] 王雪玲：《論清代金石學的學術自覺與理論價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2期。

[41] 王弘理：《中國金石學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42] 耿慧玲：《金石學歷史析論》，博士學位論文，中國文化大學，1996年。感謝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施順生先生提供相關資料。

[43] 清代金石學與書法聯繫非常緊密，在一些書法史中經常會提及清代金石學對書法的影響，這方面的文章非常豐富，可以參考朱樂朋《乾嘉學者書法研究》，榮寶齋出版社2011年版。

[44] 通過對《金石萃編》的考察可以看到清代金石學的繁榮氣象，21世紀以來清代金石學研究呈現出三個發展趨勢：第一，藉助西方藝術學的理論和方法，將傳統金石學與西方“古董主義”相比較，主要以白謙慎、方聞、巫鴻等學者為代表。第二，從收藏的角度考察傳統金石學的發展演變，并結合新出文獻綜合考察。各類拍賣會圖鑒均涉清代金石家之書畫、題跋、日記、書信等資料，第三，從物質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將“金石”看做一種物質載體，研究其物質形態的變化，以程章燦先生的系列文章為代表。

[45] 高明一：《積古煥發：阮元（1765—1849）對金石學的推動與相關影響》，博士學位論文，臺灣大學，2009年。

[46] 何碧琪：《翁方綱與乾嘉時期碑帖書風及鑒藏文化》，博士學位論文，臺灣大學，2010年。

[47] 馬洪菊：《葉昌熾與清末民初金石學》，博士學位論文，蘭州大學，2011年。

[48] 日本學者高橋繼男編有《中國石刻關係圖書目錄（1949—2007》（東京：汲古書院，2009）以及《中國石刻關係圖書目錄（2008—2012前半）稿》（東京：汲古書院，2013），對1949年以來中國範圍內的石刻文獻進行了編目。高橋繼男指出，1948年以前的石刻索引主要依靠容媛《金石書錄目》及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二書，1949年以後的資料殊難查考。高橋繼男還編有《近二十年出版の隋·唐·五代を中心とする石刻関係書籍目録（稿）》（《近代史研究會會報》2000年第5號）以及《近五十年来出版の中国石刻関係図書目録（稿）》（《唐代史研究》2001年第4號），都是中國石刻目錄的重要參考。

[49] 楊帆：《清乾嘉時期的說文學與篆書創作》，博士學位論文，南京藝術學院，2016年。

[50] 程仲霖：《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以潘祖蔭為紐帶的群體分析》，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51] 王東民：《以古為新——金石學傳統下的李瑞清書畫研究、創作與教育》，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2017年。

[52] 潘靜如：《被壓抑的藝術話語：考據學背景下的清金石學》，《文藝研究》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