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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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昶生平與學術

王昶(1724—1806)[9],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德琴。祖籍浙江蘭溪,自高祖懋忠遷居松江府青浦縣珠街角鎮,而為青浦(今上海青浦)人。乾隆六年(1741)王昶以第一名成績入府學,十四年(1749)入蘇州紫陽書院,與錢大昕、褚寅亮、曹仁虎成同屆。十六年(1751)沈德潛接替王峻任書院山長,將王昶、王鳴盛、錢大昕等人詩作編為《吳中七子詩選》。十八年(1753)王昶舉鄉試;翌年,赴京參加會試,以二甲第七名成進士,後殿試,名列三等。居京期間,協助秦蕙田纂修《五禮通考》,並結識戴震。南歸途中,客居揚州,入盧見曾幕府,助其校勘《雅雨堂叢書》;期間,追隨惠棟逾二年,盡讀惠氏著作,且一一為之抄校。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南巡,王昶獻詩為賀,遂授內閣中書。兩年後,以協辦內閣侍讀身分入職軍機處。此後近十年,王昶作為乾隆的扈從,西謁泰陵,祭祀東陵,避暑承德,圍獵木蘭,參與纂修《通鑒輯覽》等書。三十三年(1768)因受盧見曾舞弊案牽連而罷職,時中緬發生糾紛,遂充軍效力,開始了長達九年的軍旅生涯,《征緬紀聞》《征緬紀略》即在此期間完成。王昶從軍期間,擔任郎中一職,大小公文皆出其手,《履二齋尺牘》收錄王昶公文便是例證。中緬戰爭平息後,王昶又隨大學士、雲貴總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回京後升任鴻臚寺卿,並軍機處行走,期間總纂《平定兩金川方略》及《大清一統志》。

圖0-1 王昶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任江西按察使,四十八年(1783)改陝西按察使,五十一年(1786)授雲南布政使,編纂《雲南銅政全書》。五十四年(1789)授刑部侍郎,五十八年(1793)乾隆特准昶告老還鄉,因歲暮苦寒,命其次年春融之時回歸故里,遂將堂名改為“春融”。還鄉後,王昶先後任職婁東書院、敷文書院及詁經精舍等,著書立說,陸續編訂並刊行了《春融堂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明詞綜》等著作。嘉慶十一年(1806)六月初七,卒於家中,年八十有三。

王昶在文學、史學、校勘學、金石學等領域都取得了突出成績,《清史稿·王昶傳》云:“昶工詩古文辭,通經。讀朱子書,兼及薛瑄、王守仁諸家之學。蒐采金石,平選詩文詞,著述傳於世。”[10]但就其學術贡献而言,則集中體現在文學與金石學兩個方面。文學方面以《蒲褐山房集》《湖海詩傳》《湖海文傳》為代表[11];金石學方面以《金石萃編》為代表,阮元評價其“碑版之文,照於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12]。王昶一生為官南北,政治才能卓越,深得乾隆賞識;學術上“又以對經史考據學風的表彰和良好的詩詞古文素養而‘炳著當代’。”[13]

王昶積數十年之力蒐訪、整理金石碑拓,他曾在《金石萃編》中描述其在金石尋訪方面所做的努力:

余弱冠即有志於古學,及壯,遊京師,始嗜金石,朋好所贏,無不丐也。蠻陬海澨,度可致,無不索也。兩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興桓而北,以至往來青、徐、兖、豫、吳、楚、燕、趙之境,無不訪求也。蓋得之之難如此!然方其從軍於西南徼也,留書簏於京師,往往為人取去,又游宦輒數千百里,攜以行,間有失者。失則復蒐羅以補之,其聚之之難又如此。而後自三代至宋末、遼、金,始有一千五百餘通之存。夫舊物難聚而易散也,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瓌偉怪麗之文,銷沈不見於世,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而經史之異同詳略,無以參稽其得失。[14]

圖0-2 《金石萃編》卷首

王昶為官五十載,宦游之地,遍及宇內。從名山大川到叢林榛莽,從峭壁懸崖到平巒奇峰,他所收藏的兩千餘種金石拓本成為《金石萃編》編纂的重要來源。在它問世以前,較成規模的集釋類著作雖有都穆《金薤琳琅》、李光暎《觀妙齋藏金石文字考略》以及吳玉搢《金石存》等金石書,均有收書不足及體例不備等缺點,實難反映歷代金石存藏、研究的全貌。《金石萃編》綜合目錄、存文、釋文與集釋,收錄碑刻一千五百餘種,成為後世金石學者的重要參考。

後人對王昶的金石貢獻已有相當評價,如秦瀛《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云:“同時名公如盧學士文弨、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論撰略與公埒,而金石傳播,碑版照四裔,則或遜於公。”[15]李祖望《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則稱《金石萃編》“囊括包舉,文無不載,考訂無遺,上溯夏商,下迄遼元,足跡遍萬千餘里,收藏溯兩千餘年,積累至一千五百餘通”[16]。《金石萃编》的問世對清代金石學的發展起到了示範作用,其編纂方式與體例特點都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清代金石學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