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性文学
文学是什么？什么是文学？
2000年7月，随政协调研组赴敦煌。敦煌主人热情邀我们去玉门关和阳关看看。他说，几千里地跑来，不看这两关便回，会留下遗憾的。可是，顶着烈日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正午时分，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空洞的烽火台，还有莽莽的荒漠！倒有一家小院，像是久无人居住，但还是有人住着，有口井，很深。两个年轻人摇着辘轳，起了半桶水，说清凉沁甜。可是，终不是久留之地，都说，快回吧。我求他们：再看看吧。有啥看头呢？我不答。傻傻地立着，千年的太阳直直地照着，千年的风灼热地吹着，一切好像回到了从前。并不知道从前这里是什么样的情景，可凭空就生出亲和近。主人后来说：学文的都喜欢来这里。他也是中文系毕业的。可同来的，都是搞自然科学的，他们挑剔着，以为文物不能再生，历史不可逆！于是了无兴趣，就这样没去成阳关。
9月，随中国作家采风团再来敦煌。好像是有意成全我，这回只去阳关不去玉门关，我高兴得像多得了一块糖的小孩。同行的人便老是打听，玉门关究竟是怎样的？与阳关，同，也不同，到底是不同。要说出来，不都是茫茫的戈壁滩吗？不都是有那么一座孤零零的烽火台吗？可是，只有亲临其境，才知感觉是不同的。文人在乎的是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的是感觉。
人说：文学是神圣的殿堂，只要你虔诚跨进她的门槛，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它都会让你的灵魂得以升华；可有人否曰：文学一样是富豪门第前的看门狗，也有着势利的狗眼，它分得清你的级别你的囊中饱瘪你是男是女。人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净化人心灵的最崇高的事业；可有人否曰：狗屁，无论是用笔写还是敲电脑，你就是个手艺人，你跟木匠篾匠桶匠裁缝等等别无二致，甚至还不如人家呢。没听过吗，文章不能锅里煮，百无一用是书生。别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做离开地球的梦了。地球是可以离开的，可那是科学家的功劳。
要我作答，我说，我不知道。
我希望是前者，可现实中我看到的文学和弄文学的人，多跟后者契合，也包括芸芸众生中的我。
有部电视连续剧名叫《女人天生爱做梦》。其实男人更爱做梦，文学就是人类爱做梦的需求，是写下来的梦。科幻小说姑且不论，你说哪部作品哪篇文章不带点梦？或将理想提早变为现实，或梦想写出人的心灵深处，或让无巧不成书成为正常。
我是个教书的，至今还执教于讲台前。《围城》里有句俏皮话：讲师把讲义变成书，而教授把书变成讲义。我似乎也逃不脱这样的一针见血，只是讲了十多年的女性文学，却未能把讲义变成书，结果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过电视艺术还没研究个三五年，却实打实出了本书。这里说的是理论，而不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高校是不算科研成果的。我曾于一时激愤中说出：哼，不知《红楼梦》作者与红学家谁个水平高？话语刚出，自个儿先脸红。曹雪芹并非作家的代名词。还不知当代能出个曹雪芹不？
尽管文学作品在高校似乎上不了品，可我终究不悔不悟，君不见五四时代的现代女作家，如陈衡哲、冯沅君、凌淑华、苏雪林们，在文学创作热闹了一阵子后，哪个不是关门书斋潜心治学？
我觉得文学就是我的白日梦，就是我最忠实的不用设防不怕背叛的倾吐对象，是我今生今世的至亲至爱。
1983年底，我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在江西省的双月刊《百花洲》上发表。那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专教师，能发表出来，就很是心满意足了，其他也没想那么多。可很快，喜讯传来，《小说选刊》转载，上海、北京、东北各地的电影厂、电视台都打电话来要改编权，紧接着，也就是翌年三月，我便到北京领全国奖了。事情来得是这样的迅捷，这样的一气呵成，似乎缺了点一唱三叹、峰回路转的跌宕起伏，这文学梦也就梦得不是太云里雾里的。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四个普通女人在事业、爱情、婚姻、家庭中的寻寻觅觅的故事，充溢着执着的追求与永恒的迷惘！她们是教师、医生、演员和基层妇女工作者，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知识女性从事的普遍性职业。也许因此引起了不少知识女性心的共鸣。
我在这篇小说的题记中，清醒又懵懂地写道：“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
女人能独立吗？何谓女性的独立价值？这个世界，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女人要独立，又能独立到哪里去呢？我始终不持乐观态度。况且女人无论是充当自然角色还是社会色角，其人生的轨迹不能不与男人世界高密度高频率地交叉，因此，答案不是由女人一方能独立完成的。
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第一部并不短的短篇小说已具有很鲜明的女性文学的色彩，尽管当时还没有谁勇猛地扯起女性文学这面大旗。
接下来，我写了几部中篇小说，如《我的奶娘》《粘满红壤的脚印》《这里有泉水》等，抒写的仍是普通女人的命运。不论是过去的岁月，还是今天的日子里，女人即便非常投入地扮演了社会角色，可我以为仍无法摆脱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鲁迅先生说过：母性是先天的，妻性是后天的。我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点。我笔下的女性，在充当妻子角色时，或许有这样那样的抗争，但是作为母亲，她们却心甘情愿地茹苦含辛！因为母亲毕竟不同于父亲，做母亲不仅仅是“肌体的裂变”，是生命链条最具象的体现，而且是刻骨铭心的深刻的人生过渡和情感的理性升华。我笔下的女人生活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红土地，自然属性贫瘠，酸、瘦、板、结，但正是这片红土地对中国做出了太多的赤诚的奉献。这方土地成为这方女人广袤的背景，仿佛也成为这方女人命运的象征。米兰·昆德拉说过：也许小说家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写一个主题（第一部小说的）及其变奏。我，也许属于这个“也许”。
再以后，我创作了瓷系列小说。瓷，china；中国，China。江西景德镇是闻名中外的瓷都，那制瓷的高岭土，却是与红土地相对照的白色土！我在瓷都生活了整整八年，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两个孩子的母亲，我说我把少女的最后的梦，做母亲的最初的梦都留在了那里。对景德镇这方水土上的女人，我以为我有自己独特的观照和体悟。瓷，是卑贱的泥土与纯清的水的糅合，在火的恋膛也是火的炼狱中烧炼几天几夜，等到天地归于沉寂、熄火开窑时，砸开窑门，捧出的滚烫的匣钵里，要么是高贵精美的瓷，要么是小毛小病的次品，要么是一堆废品。可是不管是哪种结果，却再也回不到从前，回不到本初的泥土和水了。这，太像人生！而且，瓷，愈是精美愈是娇贵，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会粉粉碎！这又太像人的情感，尤其是女人的情感！我的瓷都系列小说，《昌江情》《瓷都一条街》《地上有个黑太阳》《瓷都梦》等，写的都是瓷都的今天与昨天，瓷都女人与男人火辣辣的爱与水淋淋的情。不是水火不相容，而是相撞相融的一种结晶，一种升华。瓷都的女人们，青春的、中年的、衰老的，她们正在经历的或早已逝去了的爱情的故事，是水、土、火的故事，积淀又张扬着这方水土的陶瓷文化。今年我又出版了26万字的长篇小说《陶瓷物语》，还是与陶瓷割不断的爱情故事！或自吹一句，是以陶瓷为载体的女人男人的故事。不过，我觉得还没写够也没写透，就像一窑没烧炼好的瓷。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期望下一窑吧。
瓷都，是座女性的城、母性的城。不用说昌江河畔成百上千的老少女人们那跪拜式的洗衣图给外地客烙刻下的太深的印象，不用说神秘的窑门传说那赤裸着的女性形象分明凸显出远古的女性崇拜，也不用说烧瓷的艰难与苦痛、出窑的期待与辉煌，太像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就是那柴窑本身，就是容器，就是女性的特征；而无论是日用瓷还是艺术瓷，又哪能不以容器为主呢？制瓷，可称为玩泥巴的艺术，而泥土，无论哪个民族，似都有地母这尊女神，只是中国中庸些，土地婆还得有个土地公。我就是凭着这份真诚又实在的感受，书写这方苍凉的白色土上苍凉的女人的故事。
40余万字的《蔷薇雨》，是我钟爱的一部长篇。也许动用了自个儿的人生经历。我写的是生我养我的古城南昌，我把它虚化为红城。展现的是红城的书香之家的七姊妹的故事。是冰清玉洁固守传统的自我？是困惑彷徨茫然无措？是心理倾斜坠身欲海？是历经惊心动魄终成佼佼弄潮女？这在七个女人的心田迸发出种种律动和骚动，是玉石俱焚的悲憾？是归真返璞的超然恬静？是女性价值的毁誉沉浮？女人如蔷薇，转眼就凋零。但暮春雨中的花开花落，能让人回味起女人故事，那份执着中的迷惘与迷惘中的执着。
这部长篇由我编剧拍成28集同名电视连续剧。这是一次漫长的锥心刺骨的“触电”，虽然在此前，我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都曾改编为电影电视，我还为纪录片《瓷都景德镇》撰稿，那也是“触电”，可这一回，让我对文学与影视的不平等的结缘有了清醒的认识。尽管如此，我却懵懂地闯进了影视艺术研究的领地。不过，我只是东张西望一会儿，我知道，那不是我的久留之地。
我的渴求和希冀，是做一个小说家，但是这些年一不小心，却写出了三部厚厚的传记文学。像我的小说一样，并未大红大紫，但也拥有不会太少的读者群。这三部书是《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和《陈香梅传》。虽是传记，却也还是女人的故事女人的命运的书写。
蒋章之恋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一出婚外恋，我并不以为它是宫闱秘闻式的传奇，我想写的是这一个女子在烽火年代中的彷徨与寻寻觅觅。张爱玲评传我也是着眼于沦陷区里红罂粟的爱与恨——作品里的婚恋故事与现实中作者的婚恋经历，里里外外皆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悲凉与迷惘。荷尼说过：“千百年来，爱不仅一直是女性的特殊生活领域，而且事实上一直是女性能够实现她们一切愿望唯一或主要的门径。”也许说得过了点头，甚至是女性的误区，可这就是千百年的事实。《陈香梅传》是我追记的生于昨日的一个中国女子的路。人生是缘。可女人与女人，也不是女人就能理解透的。
张爱玲曾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我的三部传记，严格地说，是传记小说。如果说真正的传记作家严谨于写史，那么，我这个小说家却太偏爱写人，尤其是女人。企盼着读者掩卷时会叹一声：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女性灵魂栖息的家园，或许真的是在女性文学中。
我与文学的机缘较早出现于何时何地？想了想，回忆起上初三时，我曾参加南昌一中的作文竞赛。那场竞赛不知何故，不分年级。结果是第一、二名都给高中生夺去，我得了第三名。那时，红榜张贴在一中红楼口，很多人围着看，我也挤在人堆里。我记得第一名的作文是《我的奶娘》，第二名的作文是《私生女》，我的作文是《苹苹和奶奶》。看的人都说：第三名还是个初三生呢，真不简单！不简单的我却一脸通红，害怕人家发现我并没有什么不简单。获奖的三人都是女生。第一名，我至今还跟她有联系；第二名考上了北师大，以后怎么样我不得而知。以这一例而言，文学似更青睐小女子。似乎我少时就有文学细胞，其实也未必，我上大学中文系时，第一个学期差点儿让写作课击垮！我突然发现不会写作文！也就是那时，我清醒地意识到，作文不像数学，不是1加1等于2那么有答案可寻的。各人有各人的口味，有时是说不清的。后来又依稀知晓，数学也还有模糊数学呢。
思来想去，爱文学的人是幸福的，爱文学的人又是最痛苦的，而且往往是自找苦吃。
福克纳关于文学的话很让人玩味，毕竟是大师的话语。
（《飞天》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