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主要问题

人类学史乃人类学研究诸范畴之一，“按照写作主题来区分，目前人类学史研究至少有三种主要方式，分别是关注人类学学科史的历史研究、关注人类学学术思想和关注人类学家的历史研究，分别针对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思想展开讨论”。[1]同样，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亦是中国人类学研究之一部分，其不仅历时持久，且成果丰硕。若以“后见之明”的优势回视百年中国人类学史，则不难发现，关于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著述很大一部分集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显然，20世纪80年代之后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与中国人类学学科重建有关，[2]但在这场尚在继续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浪潮之中，也同时存续着一些争论，其中不少问题尚有探讨空间。这些争论与问题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科地位与关系”“早期中国人类学学派问题”“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等，[3]此不赘举。其中，“早期中国人类学是否已形成自己的学派”（以下简称“学派问题”）是在学术层面展开论争较多的问题之一。

早在1949年以前，我国人类学界便流传着“北吴南杨”的说法，意为北方有以吴文藻为首的运用英国功能学派理论的燕京大学人类学，南方有以杨成志为中心的注重美国历史学派研究方法的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4]1972年，李亦园在梳理中国早期人类学史时较为明确地提出南北派人类学之说，他认为“在1930年前后，我国人类学可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北方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一个是以南方的中央研究院为代表。这两个派别有一个基本上的很大差别，就是燕京大学的人类学，是比较偏向于一般社会科学这一面，而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是比较偏向于人文学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传统”，而中国台湾的人类学“完全是以南方中央研究院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人类学”。[5]1988年，张海洋也写专文论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南北特色形成及发展南北特色的意义，他认为南北人类学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即“解放前的萌发阶段，1952年至60年代中期的分化阶段和1980年以来的强化阶段”。[6]张海洋对中国人类学的南北派划分偏向于地域因素。此种划分在黄淑娉和龚佩华的一本人类学通论性的著作中也有明确表述。[7]王建民在其《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也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人类学多由南北派所主导；80年代学科重建之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地域特点得到恢复和延续，“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南北特色”。[8]对中国人类学的南北派划分进行讨论的类似论述还有不少，笔者此处摘引者皆为讨论较为集中之文献。这些论述的著者都偏向（或明确提出）以南北派之框架来认识中国早期人类学史的样态，这说明“南派”与“北派”人类学的划分被很多人类学从业者所接受。受此影响，早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也多被归置在“南派”与“北派”的范畴之下展开讨论或再认识。

然而，关于早期中国人类学史“学派问题”的讨论并非没有其他观点。1983年，江应樑先生在回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代表人物可以做如下归纳。

（1）北方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蔡元培、凌纯声、林惠祥、芮逸夫、刘咸、李济、商承祖、颜复礼、董作宾、李方桂、吴文藻、闻宥、费孝通、吴泽霖、林耀华、李安宅、李有义、杨堃、陶云逵、田汝康等。

（2）东南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孙本文、吴定良、卫惠林、马长寿、丁骕、陈国钧等。

（3）南方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杨成志、黄文山、陈序经、伍锐麟、罗香林、江应樑、岑家梧、王兴瑞、罗致平、梁钊韬等。

（4）西南以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徐益棠、李安全[9]、方壮猷、胡鉴民、蒋旨昂、杨汉先、胡庆钧等。[10]

江应樑先生是1949年前中国人类学从业者之一，他的追述看似笼统，实则有其亲历者之经验为据。1988年，龙平平在探析1949年之前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史时则认为中国当时大致存在三个人类学理论流派，即“借用民族学方法重建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学术思想”，“将进化论和历史学派以及中国的考据学派揉合在一起”的历史学派（以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为主）；[11]以黄文山、孙本文等人为主的“综采欧美民族学各派之专长，创建中国民族学体制”的文化学派；[12]以吴文藻为首的“以国外某一学派的观点和方法为借鉴，探索民族学中国化道路”的功能学派。[13]1994年，曾昭璇在为梁钊韬先生的《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14]作序时，基于晚清中国文化中心南移这一历史脉络提出了“岭南学派”的说法，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得益于“以长期的田野考察、博览群书、创立新说为三大优点”的“岭南学派”学风的影响。[15]李绍明先生反思了此论说。李先生认为：“岭南学派”的学术传统与“南派”颇多关联，“以中山大学以及厦门大学为代表的岭南人类学历史悠久、学风务实、人才辈出、贡献良多，且特色突出，其是否可从南派中单独析出另为一派，乃是我们研究中国人类学史的同仁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16]

不难看出，虽然存在不同看法，但上述关于中国人类学“学派问题”的讨论背后均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人类学乃舶来之学”（以下简称“舶来说”）。有意思的是，尽管治中国人类学史者对“学派问题”颇多抵牾，对“舶来说”却鲜有龃龉。[17]2001年，郝瑞（Stevan Harrell）回顾中国人类学“史前史”时也认为，虽然中国有着较为悠久的民族志传统，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仍然是空白。[18]李绍明先生对郝瑞的这一论说持有异议，认为郝瑞的看法虽有其合理之处，但忽略了外籍学者在华的人类学贡献。李先生认为，虽然“那时中国的学人还不占主导地位，但毕竟有许多外籍学者在此推动这一事业，且这一事业也有一些中国人参与并受到锻炼，这不能不把它看成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部分或一个阶段”。[19]李绍明先生的提示值得申述，或许正是对中国人类学“舶来说”缺乏反思性的讨论，使得有关“学派问题”的讨论滞而不进。那么，是否存在一个具有较为完整的学术生命史的中国人类学派？或者说是否存在与上述“舶来说”不同的中国人类学发展样态？

部分学者开始把眼光投向有着深厚教会大学传统的华西人类学。同样在上文引征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王建民注意到，抗战期间，“华西坝是成都的民族学研究中心，甚至被有些人视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之一”。[20]2005年，王铭铭在梳理学科重建以来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成就与问题时，敏锐地察觉到1940年前后可能存在一个“华西派”，认为成都“曾出现‘边疆史地研究’与社会学关怀的结合，综合性较强，有‘大人类学’的观念，也有‘社会人类学’的观念”之人类学研究风格。[21]翌年（2006年）10月，王铭铭在成都指导学生做“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课题研究期间，曾就“是否存在一个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等相关问题与李绍明先生进行讨论。李绍明先生肯定存在华西派，但认为其内涵需要进一步梳理，并先后在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等不同场合以“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为题，专门梳理“华西学派”的历史脉络和特点，对“华西学派”这一提法做了系统的讨论。[22]此后，陈波在讨论李安宅先生的华西边疆研究时，认为“从李安宅和华大社会学系的视角出发，可能是推动‘华西学派’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23]伍婷婷在对李绍明先生采访时，也多次问及华西学派的相关问题。[24]除此而外，王建民在其《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一文中也谈到了有关华西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相关情况。[25]张原的《区域民族学与李绍明先生的中国西南研究》[26]以及周蜀蓉近年来对新中国成立以前成都地区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和教会刊物的介绍与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关涉“华西学派”的学术史研究。[27]

对“华西学派”这一学术构想做出专门讨论的论著出现在2010年。在以李安宅为中心展开的“华西学派”研究中，陈波认为“华西学派”基于学术与文化“互惠”基础上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象征人类学特征。[28]毫无疑问，陈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华西学派的讨论，不过其关于华西学派的研究倚重于李安宅先生的“心路历程”与人生史，对于李安宅入掌华大社会学系之前以传教士群体为主的华西学术研究的相关面相讨论不多。[29]与此同时，王铭铭在论述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科学化”进程中彼此错位与互换的“学科之乱”时再次提到“华西学派”，认为在李安宅对华西的民族学、社会学展开“学科改造”之前，以传教士为主的华西研究“将动物学、植物研究和民族学联合在一起，已经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模式”。[30]这一论说意味着倘若真有一个人类学华西学派，那么其早期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能有更为具体而丰厚的基础。

职是之故，本著尝试对1920～1937年任职于华西协合大学的传教士及其（部分）朋友或教友的“植物研究”[31]做出考察，试图以其博物活动为中心，尽可能呈现华西人类学早期学术活动的相关面相；在其时的历史语境中思考“学派问题”，抑或说，将其时的历史情状带入当下中国人类学史的讨论中，使相关的讨论重拾其“历史感”。值得说明的是，笔者选择考察1920～1937年这一时间段华西协合大学（据行文需要，一些地方亦简称“华大”）的植物研究有如下几点考虑。（1）尽管在1920年前华大就已经有植物（博物）研究，但直到1922年关注“对华西的乡村、人（People）及其习俗与环境，尤其是它们对非汉人（Non-Chinese）之影响的研究”[32]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成立之后，其植物（博物）研究才更多见诸报端。（2）选择华大为主要考察对象，旨在探析教会或传教士的人类学研究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基本样态及其可能对此后学术研究的影响。（3）笔者在具体论述中将以传教士的植物研究为主要对象，并把华大1920～1937年的植物研究放置在其“前后左右”之关系中考察，既注意本著所选时段前后的相关研究概貌，又考察该时段内华大植物研究与其时相关研究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在中国人类学史的脉络中对华西的“植物研究”做相关的讨论。所有这些努力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华西人类学史和中国人类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