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的教会组织在成都华西坝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该大学1904年筹办，1910年正式上课，是原教育部直属高校华西医科大学和今四川大学医学中心的前身。民国时期，该校传教士兼教师在华西地区曾进行过较为广泛的博物研究。

本著以1920～1937年华西协合大学的部分传教士在华西展开的植物（博物）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旨在探析华西人类学的博物学基础。全书内容由正文和附论两部分组成。正文主要探讨1920～1937年传教士的博物活动和华西人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题目中“地方知识”、“自然阶序”、“植物研究”和“人类学”几个词的这种略显“不合逻辑”的非对称性错置，意在突出传教士植物研究与人类学研究中自然与人文、“正规知识”与“非正规知识”彼此交织的状态；而“华西”则既指涉传教士供职的“华西协合大学”，也指涉其展开研究的中国西部地区。附论则以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东部高校内迁成都华西坝之后形成的学术群体在1942～1945年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探讨其时华西坝学术活动与时局之间的关联。通过对前述两个不同群体智识活动的考察，笔者试图讨论与中国人类学早期研究阶段相关的问题。

中国人类学被认为是“舶来之学”，它的发轫与“西学东渐”有关，但其发展则同时受到东西方社会、文化与学术互动以及“本土语境”的影响。无论是民国时期中国人类学前辈的“本土化”努力，还是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以来学界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重新引介，中国人类学都在“本土”与“域外”的社会和学术互动中展开其生命历程。这也说明，也许并不存在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舶来之学”，正如不存在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本土之学”一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著尝试围绕民国时期在华传教士所从事的植物（博物）研究与人类学讨论的“地方遭遇”展开论述，以此检视华西人类学的早期样貌。

常见的学术史研究路数，多围绕某一学术思想、研究机构或研究者（群体）为中心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呈现学术观念、学科或学派发展的历史过程。本著也难逃此窠臼。本著聚焦的研究机构是民国时期华西协合大学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研究群体则是该机构的传教士，核心则是其植物（博物）研究与人类学实践。笔者采取知识社会学的路径，着重考察传教士博物知识的观念与其他各种社会要素之间关系，以及该观念的来龙去脉。

在将其时传教士的植物（博物）研究置于其所处社会思想语境中考量后，本著发现，在“地方遭遇”过程中，华西传教士植物（博物）研究的“知识兴趣”既受其母国之知识语境的影响，也和华西的自然与人文世界密切关联。这使其研究最终呈现出了不同于母国知识群体的风格。与此同时，这种研究风格也反过来影响了民国时期国人在华西的植物研究和人类学研究。传教士与国人华西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虽然也有“知识竞争”的意味，但共享着相同的学术场景。不同的是，前者的智识活动更多服务于“帝国”知识图景的建构，而后者则旨在建立“民族-国家”社会科学知识门类。

最终，在传教士与国人有关华西植物（博物）和人类学研究智识活动的更迭过程中，华西人类学在一定时期内（1937～1950年）形成了一种内含博物风格的社会科学知识门类。这种人类学研究风格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人类学早期的学术传统以及“学派”问题有启发意义。

需提前指出的是，本著中部分传教士与博物学家的英文名字为缩写，其全名虽多方查找，仍未查获。部分传教士考察地采取韦氏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标注，转译后仍然不能对应到今天之地名，故采取了音译。今后若有机会重新修订拙著，将努力消除上述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