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演义”的文化动力及现代境遇
正史(信史)、野史之外，有演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历史、历史叙事(包括虚构的历史叙事，比如演义、历史小说)历来深受重视。这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分。 “经史子集”不仅仅是目录学的分类体系，史部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崔述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6直到《隋书·经籍志》，史书始真正成为独立的门类，并且固定下来。经、史原为一体，后来被称为“经”的与被归为“子”的，在先秦汉初，也并不截然区分。将先秦部分典籍奉为“经”，那是汉代之事。后人有“六经皆史”之说，一方面是说“六经”中包含了许多先代的历史材料，另一方面更是说“六经”中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 “经”蕴含了中国特有的天人观、历史观，蕴含了君民、德刑、礼乐、经世、人伦等内容。正因为在起源上经、史一体，决定了历史叙事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有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7《史记》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8这是说道家与史的深刻关系。“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是论变化之大道，说明的是天地社会的消息盈虚，是《老子》的核心理念，也是后世历史叙事的根本特征。《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道：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9
在对六家的评论中，司马迁显然独是道家，认为道家尽得诸家之长。《史记》深刻领会了诸子中包含“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0，正是这一观念的另一表述。在明于此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正是司马迁提出的历史叙事的理想。这一理想乃成为羽翼正史之演义的文化动力。
历史演义的作者和评论家强调演义的羽翼正史，并不是仅强调演义的历史知识的可靠性，而是更强调演义与历史一样是合于“经”的。蒋大器在为《三国演义》作序时，首先谈论的正是历史“岂徒纪历代之事”，历史的意义在于它包含了历史的正义，蕴含了“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11但是，如孔子的春秋大义，一字之中寓褒贬，所谓春秋笔法，又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一般人看不懂历史书中的微言大义，古代历史典籍不能为一般人所欣赏。 《三国演义》的评论者都有这样一致的看法：
客问于余曰：“刘先主、曹操、孙权各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赘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得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客仰而大谑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诬也，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谫陋，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十韵于卷端，庶几歌咏而有所得欤？於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12
《三国演义》是个丰富的存在，单一的“羽翼信史”并不能道尽其意义与影响。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代表着“奇书”观、“才子书”观念的登场。《三国志演义序》托名金圣叹，极称《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书”，以为毛氏评本张目：“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汉、唐而下，依史以演义者，无不与《三国》相仿，何独奇乎《三国》？曰：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13毛氏《读三国志法》从故事人物到布局语言，对“奇”有详尽解释14，构成了中国演义叙事的传统，也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叙事的文化基因，成为始终隐现的美学仪轨。
晚清，首先触动现代人的是传统说部对于中国社会影响之巨：“今使执涂人而问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刘备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诸葛亮乎？’必佥对曰：‘知之。'……又问以‘曹操、刘备、阿斗、诸葛亮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曹操奸臣，诸葛亮忠臣，刘备英主，阿斗昏君。'……异哉！何观于贩夫市贾、田夫野老、妇人孺子之类，指天画地，演说古今，喜则流涎吻外，怒则植发如竿，悲与怨则俯首顿足，泣浪浪下沾衣襟，其精神意态，若俱有尼山、天台之能事也，是可怪矣！是可怪矣！”15晚清人已有这样的认识：说部、演义、戏曲，因喜闻乐见而“易传”。 “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16这些通俗作品深入人心，人心遂被这些作品塑造。
严复、夏曾佑进一步分析了人心、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岂尽实哉！”17小说“为正史之根”，而古代经史，难道就是完全真实的吗？虚与实，在现代知识人看来，不存在清晰的界线。小说与历史本就具有一种同构性，在“人身”“人心”的“营构”过程中，小说能够起到作用。晚清人把目光投向小说，首先是翻译外国小说，但很快发现翻译小说无法深入大众人心。 “近世翻译欧美之书甚行，然著书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事势既殊，体裁亦异，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其合焉者寡矣。今试问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18晚清以来，很多新知识人都努力通过翻译和创作，来祛除传统之毒。在创作方面，借用旧说部的形式来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则成为小说写作的一条途径。
晚清民国的知识人，对《三国演义》颇多否定。或者谓其“哲理无存”19，或者嫌其“文词鄙陋不足称”20，或者觉得其在叙事方面不足道。 “《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将他人所记载者，演为白话而已，非自能发明一二事。故其书除文字稍可观外，无一能合乎小说之律。”21这里的“小说之律”指的是欧美近代小说的美学规范。以欧美文学、小说作参照，评论中国传统小说，每每得出否定结论。比如王国维断言：“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虽然他并不完全否定这部小说：“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22集中体现这种态度的是鲁迅和胡适。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又如曹操赤壁之败，孔明知操命不当尽，乃故使羽扼华容道，俾得纵之，而又故以军法相要，使立军令状而去，此叙孔明止见狡狯，而羽之气概则凛然，与元刊本平话，相去远矣。”23鲁迅对于《三国演义》的看法深受章学诚观点的影响，以史书作参照，囿于虚实问题。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评论《三国演义》说：“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 《东西汉》 《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 《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24要么全部有历史根据，要么全部是虚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容易造成虚实不分的混乱。
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进一步明确总结了《三国演义》三方面的缺点：“若论其书之优劣，则论者以为其缺点有三：(一) 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二) 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三) 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都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所以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25尽管有严重的“缺点”，但“人都喜欢看” 《三国演义》，原因何在？作为独特而又独立文体的“演义”，在鲁迅的讨论中没有得到充分关注。鲁迅所总结的缺点，抑或就是“演义”的特点。
胡适对《三国演义》也有诸多批评，认为：《三国演义》 “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第一，《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 “第二，《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并认为：“ 《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因为不肯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26胡适明确将《三国演义》看成是“通俗历史讲义”，排斥于“文学的作品”之外，与鲁迅的观点基本一致。
当然对《三国演义》也有肯定的看法。蒋箸超就特别注意到《三国演义》含有的文化意识：“然其博搜古籍，串穿联缀，有波澜，有变化，亦奇作也。且《水浒》 、《三国》，作者实有微旨存乎其间……《三国志》之汉贼，则通鉴之失，已昭昭矣，必表而出之，不嫌习人闻见乎？吾以为作者排元之决心，不在南山、圣叹下也。”27将《三国演义》放在元、明易代的背景下，认为表现了“排元之决心”，显示了民初革命党人的视点。更多评论者从叙事艺术着眼，肯定《三国演义》的叙事成就。觚庵论道：“余谓小说可分为两大派：一为记述派，综其事实而记之，开合起伏，映带点缀，使人目不暇给，凡历史、军事、侦探、科学等小说皆归此派。我国以《三国志》为独绝，而《秘密使者》 《无名之英雄》诸书，亦会得此旨者。”28觚庵的评论不是以西方小说为参照系，而是肯定《三国演义》“独绝”的重要地位，这样的眼光与“以西例律中国小说”自是不同。对叙事笔法等的肯定，还可见出对毛宗岗评论的继承，如说：“ 《三国志演义》尤好纵谈兵略，不压权谋，笔致雪亮，引针伏线，起落分明。”29对小说叙事的肯定，与对文学性的否定构成了似是而非的矛盾。鲁迅、胡适实际上否定的是《三国演义》“羽翼信史”的传统文化规范，否定了“演义”的传统特质，而对《三国演义》叙事成就的肯定，则是从小说方面重新确立其地位。
现代文学家对《三国演义》的评论，一方面深化了对作品的认识，另一方面将《三国演义》纳入现代视野，诠释出丰富的意涵，滋养着晚清以降的通俗小说创作。
6 (清)崔述：《洙泗考信余录》 (卷三),《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版社1983年6月版，第395页。
7 《汉书·艺文志》，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六册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732页。
8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史记》(第七册卷六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第2139页。
9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著，张大可辑评：《百家汇评本〈史记〉》 (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896—897页。
10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班固撰，颜师古注：《司马迁列传》,《汉书》 (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2735页。
11 (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69页。
12 (明)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71页。
13 (清)金人瑞：《三国志演义序》，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91、293页。
14 (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93—309页。
15 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 1897年10月—11月，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1897年—1916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页。
16 同上书，第11页。
17 同上书，第12页。
18 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第1卷第11号，1907年。
19 林文聪：《新小说丛祝词》,《新小说丛》第1期，1908年1月。
20 天僇生：《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月月小说》第2年第2期，1908年。
21 解弢：《小说话》，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1月版，第89页。
22 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第139期，1906年。
2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 (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35—136页。
24 章学诚：《丙辰札记》，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692页。
25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33—334页。
26 胡适：《三国志演义序》,《三国演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5月版，第9、10、11页。
27 冥飞、箸超、玄父、海鸣、太冷生：《古今小说评林》，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5月版，第122页。
28 觚庵：《觚庵漫笔》，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506页。
29 邱炜萱：《菽园赘谈》，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