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易管理就是依易理而行

大易管理，其实就是“按照《易经》所揭示的道理，来实施管理”。

但是，“理”不易明。《易经》的道理，实在“很难说”。中国人遇到问题，往往回答“很难讲”，就是这个原因。

站在很难说、很难讲的立场来讲话，代表一种审慎的态度，丝毫不敢大意。不像现代的中国人，抢麦克风，“我有话要说”，然后死抓着麦克风不放，却在那里乱说话——不但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而且耽误了正常工作的运行。

中国历史，代代都出现一些“乱说话”的“英雄”，结果不是不得善终，便是遗臭万年，岂能不引以为戒？

因为理不易明，所以造成今日中国人“表里不一致”，心里想的和嘴巴说的不一样。

高级知识分子，嘴巴上批评算命，指称现代科学昌明，怎么可以迷信？实际上以“听听算命的怎样说”为借口，再拿“算命的说来说去还不是那一套”做掩饰的，人数也不少。唯有明白易理的人，才会光明正大地算命而不掉入迷信的陷阱。凡是自己不能判断、一味接受算命先生的指点的，不管用的是什么方法，都属于迷信。

如果有人告诉作者：某位算命先生十分灵验。作者会开玩笑地告诉这位仁兄，恐怕不是他算得灵验，应该说是你十分认真地全力配合。被算命的人，听了算命先生的话，不但完全接受、深信不疑，而且配合度很高，一定要促其实现。然后还要赞叹算命先生算得十分灵验，岂不是可笑！

找人算命的人，如果听了算命先生指点，采取“好的接受，不好的完全拒绝”的趋吉避凶心态，至少可以大化小，小化了地改变未来。这时候自己得到好处，反过来嘲笑算命先生不灵，那也是不公平的事情。

占卜时，如果依据卦象爻辞，分析其中的道理，让听者对自己内心的疑难，加以研判、决定，那就不是迷信。

这样说起来，心里想的和嘴巴说的不一样，其根本原因，好像就在于不明易理，我们不客气地说，就是“脑子不清楚”。

头脑清晰的管理者，能够把管理知识和管理技巧应用得恰到好处。他明白他所做的究竟是根据什么道理，因而就不会“只敢做，不敢说”，显得鬼鬼祟祟。

“只敢做，不敢说”并不是“只能做，不能说”，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必须分辨清楚。前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总觉得有“耍弄人，欺骗人”的味道，不得不另外拿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来粉饰自己不得不然的行为。

譬如明明知道根本不可能公平，实在很难摆脱“大小眼”的势利态度（对不同的人采取不一样的态度），却口口声声说“公平”；明明知道大家都笑在心里，却不敢不说“大家都很公平”的假话，有时说得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头脑清楚的人，依据《易经》“无平不陂”（任何我们所认为平的地方，其实都是不平的；譬如水平面，一直起伏不平，除非是死水，否则都有波浪）的道理，自然敢于明说：“如果资源充足、机会无限，当然可以公平；但是管理者所面对的情况，大多属于资源不足，而机会有限，所以不可能公平。不过，就是因为根本不可能公平，所以管理者才必须公正，尽量求其公平，但不能保证一定公平。”如图1-10。

这种看起来含含糊糊的理论，其内涵清清楚楚，称为“清清楚楚的含含糊糊”，往往正是道理的真面目。因为道理的涵盖面十分广阔，很不容易清清楚楚地全部加以包含，一次就能说得清楚。

至于“只能做不能说”，那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确定其为合情合理，可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感受也不可能一致，因此不说出来，有些人比较好受，也比较有面子；明说出来，有些人固然承认有道理，却由于没有面子而觉得难受。这时候为了和谐、圆满，我们采取只做不说的方式，大家都好，岂非更加符合“你好、我好、他也好”的现代化要求？

头脑不清楚的人，反对“只能做不能说”，或者行动上秉持“只能做不能说”，嘴巴却死不承认，一直自欺欺人地称自己“既然敢做，就敢明说”。

管理者所做的事情，大多数属于“判断”。我们常说管理者身份证上面的职业栏，最好写明“判断业”，比较合乎事实。

学习管理，如果把管理的定义、各种相关的概念，背得滚瓜烂熟，纵使懂得管理，也无法管到合理的地步。

大家常说管理合理化，却不重视管理者的头脑清楚不清楚，简直是缘木而求鱼。

一般人以为“概念既然是判断所得的结果”，那么，“把概念结合起来，当然能够判断”。

不错，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学者判断所得，慎重提炼出来的各种结果。但是，管理者依据所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却实在不能保证作出正确的判断。

考其原因，在于“概念固然是判断所得的结果，而把概念结合起来，却实在无法判断”。

各种理论说起来都能“自圆其说”，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很不容易概括全体。特别是“系统”的观念，更是“不得不把系统以外的东西排除掉”，自己关起门来，形成一个系统。我们总算有些觉悟，把它称为“封闭系统”，因而呼吁大家要重视“开放系统”。

《易经》系统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放系统，大到“无所不包”的地步，因为开放到好像没有系统，令人有“不知所云”的感觉；抱着不知所云的警惕，来探究此时此地的合理解释，才能够从无所固执当中，找出择善固执的决策。运用易理来判断，虽然开始时非常困难，一旦习惯成自然，也就真的易如反掌了。

外国人如果不明易理，常会取笑“中国人事事都是个案处理”，因而怀疑我们缺乏游戏规则。

实际上，我们可以请教每一个中国人：“请问，你有做人做事的原则吗？”

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充满自信地回答：“说学问我不敢，说有钱、有势我不够，说有办法我不行，我就是有原则。”至少到处询问的结果，证实中国人几乎都是很有自己的一套原则的，绝对不肯毫无原则地乱变。

中国人有原则，才敢随机应变；看起来很乱，却乱得十分有条理。可惜西方人看不懂，现代中国人也跟着迷糊起来。我们看似事事个案处理，实际上贯串其间的，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用这个不变的原则，来因应万变的个案，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真义。

我们常说：现在是信息时代，必须重视信息。管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固然是个好习惯，但偏偏遭遇到现代社会“什么话都有人讲，每个人都持之有理”这样的情景，所以必须慎重选择、明辨是非，才不致“吸收了一大堆信息，简直无从判断”——不听、不看还好，听了、看了反而不知如何是好。

没有人能够禁止别人乱说话，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明确地作出判断。我们可以放心地听取新闻报道人员报告新闻，却千万不可以轻易地接受他们的推测或判断。因为新闻是事实，判断或推测则很可能是报道的人自己趁机发表一些主观的意见而已。这时候，要用自己的头脑去作判断。

要做到这种地步，必须明白易理。依据易理来判断，才合乎中国人的观点。大家都有共识，社会上不但有共同的语言，而且有共通的语言——这样，够水准的裁判增多，社会才有公理可言。

企业组织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运用组织的力量，把不认同组织理念的人，排除在外”。我们只需要“志同道合的少数人”，并不需要“志不同、道不合的多数人”。社会可以多元化，这样才显得多彩多姿；企业组织最好一元化，如此才能够集合同志，显现独特的作风。

各种组织各有特色，由此组合而成的社会，自然多元而便于辨识。各种组织要各具特色，成员必须有共识，能够步调一致。

请放心，现代化的“一元”，不可能像往日一元社会那样单纯；现代社会多元的气氛，必然会严重地影响到企业组织的一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力求多元，就会弄得组织内部乱七八糟、各怀鬼胎；力求一元，才能够“在多元社会中建立自己的特性”，至少做到易理所秉持的“一之多元化”。

企业管理依易理而行，比较容易产生“一元化的共识”，对于期盼中国人团结一致的管理者，这是最有利的途径。政府依易理而行，在多元化社会中，比较容易形成“有共识的多数”，对其他的少数产生感应，维持“一之多元化”的局面。

最近听到有些来自美国的企业管理者，彼此交换意见：“为什么老是把我们（美国）的管理方法介绍给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听听他们管理的道理？他们这样会赚钱，必定有一套管理方法，是不是我们也要学学他们呢？”

知己知彼，乃是现代管理者最好的修养。实施大易管理，同时又明确地知道自己在实施大易管理，才是“既敢做，也敢说”的明智管理者。依易理而行，就用不着鬼鬼祟祟，只敢做、不敢说；也用不着嘴上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另行一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管理者，请从实施大易管理，而又头脑清楚地敢做、敢说开始。

中国内地近年来经济起飞，每年都能维持很高的增长率。这难道是美国式管理的贡献？是实施日本式管理的神奇效果？大家心知肚明，都是中国式管理所带来的。有了这样优良的成果，为什么还不敢承认自己所采用的是中国式管理呢？

理由十分简单：因为搞不清楚中国式管理的意思，不知道它所代表的意义为何。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管理科学层面，全世界越来越西化，令人觉得自己好像在实施美国式管理；至少也认为，一直在向美国人学习。实际上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管理哲学层面，各地方都不相同，可以说是差异很大。因此管理者表面上学习西方，骨子里仍然保持中国风格，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相信明白大易管理之后，大家会越来越清楚：中国人深受大易管理的影响，凡事求合理，所实施的正是中国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