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什么共情

我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年，我的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查辛博士（Dr.Richard Chasin）有一次在讲台上排了一圈椅子，以此来代表其中有成员遭受创伤的家庭系统，每把椅子代表一个家庭成员。他没有仅仅关注遭受创伤的个体，而是阐明了整个家庭都参与表达和管理受伤的家庭成员的情绪。每次从系统中移除一把椅子，家人都必须设法应对没有该成员承担他的角色时，会发生的状况。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家庭没有像我一直想的那样不同寻常。认识到塑造我早期生活的主要事件是能够被认同和分享的——这是共情的基本要素，于我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解脱。

我的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中几乎失去了一切后，来到了美国。我父亲的父母被独裁政权处死时，他只有14岁。在那一刻，他和他的两个姐姐被剥夺了享有生活的权利，并被送去了集中营。我母亲的家人也是被迫背井离乡，去到劳动营工作，她的父亲就是在那里去世的。这些可怕的故事像窗户周围的窗帘一样在我们家的周围回荡，充足的光线会穿窗而过，但窗帘总是在那里，投下一片阴影。

让他们的故事更加纷繁复杂的是，我的父母拥有德国血统，并且是新教徒。在19世纪，他们的祖先搬到了南斯拉夫的多瑙河谷。在那里，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二战接近尾声。在当时的政权下，他们突然卷入了包括驱逐德国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群体在内的运动，他们被送往集中营，数百万人受到了巨大影响，他们的故事在历史上仍旧鲜为人知。

我的父母受助于他们的信仰以及教会组织中有潜在共情的人，最终逃离了营地。他们后来在奥地利相识并结婚，然后移民到美国。那些不知道或不了解他们故事的人会因为他们的背景和德国口音而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进行评判。许多人猜想，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所以他们在所难免地充当了那些悲剧的帮凶。

被妄加评判，以及被与可怕的战争罪行相关联的痛苦，再加上没有收到哪怕一丁点对自己经历的共情，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甚于失去家人、家园和故土的悲剧，是他们难以承受的误解，而这些误解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小时候，当我的同学因为别人无法控制的事情，例如肤色、住的地方或者家庭情况，而嘲笑别人时，我感到非常沮丧。以貌取人的不公做法在我心中掀起了波澜。这让我一直关注社会正义并持续到今天，正是这种治愈他人情感痛苦的愿望促使我走上了精神病学的道路。现在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倾听我的患者讲述因患有精神疾病而遭受的非难，和他们被质疑为什么“服用这么多精神药物”的故事，我为他人对这些人的苦苦挣扎缺乏共情而感到义愤填膺。

大约十年前，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条不断呼吁在医疗保健事业中投注更多共情时，我已经在从事关于共情的研究了。我在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MGH）精神病科工作时，我们调查了当医生表现得更具共情时，患者和医生之间的生理参数在就诊期间是否匹配。我们很想知道能否找到生理上的证据来证明两个人在什么时候“同步”。

我们用了一种称为皮肤电反应的简单技术，该技术可以测量皮肤电阻的变化，这是情绪唤醒最敏感的指标之一。我以前的学生卡尔·马尔奇（Carl Marci）博士得到了能够揭示医生和患者彼此同步和不同步的生理踪迹。这些踪迹揭示了皮肤电活动，它测量了皮肤上分泌的汗水量，也实时显示生理和情绪活动的程度。然后我们要求患者根据共情量表来给他们的医生评分，结果是生理一致性最高的医患组合中的医生获得了最高的共情评分。

这里的重大突破是我们发现了一种生物标志物，它似乎可以量化这种名为共情的难以捉摸的特质。一位女士看到表示她内心的焦虑状态的生理踪迹，以及她的医生的回应，她叹息着说：“我觉得我正在看我的心理X光片！”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焦虑中，但她觉得没有人看见过她的痛苦。观察到这种联系，帮助她在治疗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在改善我们识别和衡量共情的能力的同时，也关注到了共情的力量。

作为哈佛医学院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对我们可以让无形的情绪变得可见而着迷。我开始思考如何使用这个工具来提高医疗专业人员的共情反应。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医学教育奖学金，并在哈佛梅西学院学习了关于共情的神经科学，吸收新的工具，还发展了共情训练干预措施并在随机对照实验中对其进行了测试。

这促使我在麻省总医院创立了共情与关系学项目，这是同类研究项目中的第一个。当我们刚开始时，许多专家认为共情要么天生就有，要么没有。在与我的同事共同实施的共情项目的研究中，我们招募了来自六个不同专业的正在接受培训的医生，以调查简单的共情技能培训是否可以教会他们更好地感知患者的情绪线索，并更有效地提供反馈。患者被要求在培训期前后对医生进行评分。那些被分配到培训组的医生相比于未受过培训的医生在共情测试上始终获得更高的分数。是的，我们看到共情实际上是可以教与学的。

我们知道当患者获得更多的同情和尊重时，他们会有更好的体验，因此更有可能信任他们的医生，谨遵医嘱，并获得更好的健康结果。医生也能从中受益。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他们与患者的互动中增加共情会给他们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并减少他们的职业倦怠感。他们汇报说，通过学习坐下来注意他们面前的整个人，而不只是疾病或受伤的身体部位，他们感觉与患者和自己的职业有了更多的联系。

对共情培训的需求增长如此之快，我的现场培训远不能满足。哈佛梅西学院的一门名为“医疗保健与教育中的领先创新”的课程教会了我如何扩展我的项目来尽可能覆盖更广泛的受众。我随后与他人共同创立了Empathetics公司。这是一家在全球提供在线学习和共情现场培训的公司。

很快，其他职业也开始向我们发出共情培训的需求。我意识到我为医疗专业人员设计的方法可以应用于每个人，无论他们是谁、做什么或来自哪里。事实上，第一个选择我们共情培训的组织是美国中西部的一家大型银行。其负责组织发展的执行副总裁劳里斯·伍尔福德（Lauris Woolford）认识到，要实现组织的成功，共情是她的执行团队需要的一项关键能力。

在这本书中，我希望证明，对你的同伴表现出更强的共情，可以怎样使你自己的生活和整个社会变得更好。通过共情，父母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并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潜力；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学生建立联结，帮助学生发现和扩展他们的才能；企业因为它们对雇员的投入更有可能蓬勃发展；政客们开始代表他们所有支持者的需求。共情技能一直是社会各界人们之间的纽带，使人们了解彼此，寻求一致，激发关切，摒弃评判，并用共同的共情体验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人类共同体。

我在研究中提出的，并在训练中完善的共情的七个关键要素，可以帮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将了解它们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来改善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最亲密的关系到家庭生活，从学校、企业、社区生活到组织中的领导角色。通过共通的心智能力的庞大神经网络（我们第1章的主题）而变得更加协调，我们可以改善他人的生活，世界可以变得更加宽容和包容。

本书中提到的案例与实际患者及其家属有任何相似之处，纯属巧合，绝非故意。为了方便阅读，当提到具体的人时，我使用了单数代词“他”和“她”，而不是使用较为尴尬的“他或她”，这不代表任何基于性别的一概而论。本书中讨论的观点仅代表我个人，并不体现我所属机构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