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研究从行为过程向认知与决策深化转型[1]
◎杨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21世纪初，在创业过程和行为研究的热潮背后，另一股研究潮流悄然兴起。创业研究开始从关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行为理性（如何行动）深化为研究创业者的认知理性（如何认知和决策），致力于归纳并识别具备共性规范与合理性的创业认知和决策特征，进而探索其对创业行为和绩效的作用机制，这一研究潮流被称为创业研究的认知学派，至今已持续盛行了二十多年，在创业领域产生了不小的轰动（Mitchell，et al.，2002，2004，2007；Baron，2004）。在当下乃至未来，这一学派会继续保持在创业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
创业认知研究始于对创业特质论的反思。理性地评价，创业特质论强调创业者对于创业成败的重要性并没有错，但其局限性在于将创业者同创业过程和行为以及情境割裂，片面归纳创业成功者的人格心理特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创业特质论关注“谁是创业者”不同，创业认知学者此时关注的是“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成为创业者”。既然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相比较在人口统计特征、人格特质等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选择成为创业者。基于已有研究证据，创业意图形成是一系列独特认知因素组合的结果，包括成功概率感知、更强的行为控制力及直观推断等。进一步地，创业认知学者将这些认知因素的集合概括为创业认知，首次指出创业认知不同于组织和管理认知，而前者更多地依赖启发式等存在大量偏见和偏差的认知过程（Busenitz，Barney，1997）。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发展迅猛，基本假设是创业活动的独特性并非来自行为表现，本质上是创业情境特殊性诱发的独特认知和思维过程。具体而言，创业情境以相关数据和信息难以获得同时也尚未确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为特征，加之面临着高度的资源约束和时间压力，创业者往往会形成不同于常规的信息处理过程、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决策方式。目前的主流研究以“情境—思维—行为”为基本框架，立足于探索“情境如何影响创业者认知和决策过程特征，进而导致行为结果差异”这一具有挑战性的深层次问题，目的是归纳可以被教授的创业认知过程。在创业研究进一步深化到认知与决策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一是为什么要关注创业者认知和决策；二是创业认知学派与创业过程研究的整合。
罗伯特·巴伦：创业者思维为何以及何时不同于其他人
罗伯特·巴伦（Robert A. Baron）于1998年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了《创业的认知机制：创业者思维为何以及何时不同于其他人》一文，它是对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可以说，这篇文章赋予了创业认知与决策研究的学术地位和理论高度：创业者表现出不同于普通人的思维和决策过程，创业者认知和决策过程因此而值得研究。但是，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归纳总结和提炼创业者与其他人群的差异，因为创业者的思维过程不同并非因为创业者独特，而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创业者所面临的情境以高度不确定性、新奇性、高度资源约束、高度时间压力等为主要特征。换句话说，在创业情境下，大多数人都可能表现出独特的思维过程，但不同的是，有些人可能更适应、更擅长、更能够；而另一些人可能更纠结、更痛苦、更挫败。
20世纪80年代末，创业特质论被学术界摈弃，他们认为片面归纳创业者的人格特质没有出路，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自此迅速崛起。理性地评价，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新企业从何而来”的问题，侧重于提炼新企业生成之前的行为规律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但对创业情境，即创业活动本身的独特性关注不足。创业特质论则恰恰关注了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等创业情境特征，但在研究设计上却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情境独特行为人独特的判断，拘泥于归纳和识别创业者独特的人格特质。
巴伦教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情境和行为之间，恰恰是思维起到重要作用。情境诱发思维，思维产生行为。巴伦教授站在认知科学的高度，提出了认知科学中的三个基本命题：①我们接收和处理新信息的能力非常有限，人人都会不断丢掉旧的而追求新的；②我们在天性上是认知懈怠的，更倾向于简单决断而不是充分思考；③基于有限信息的处理能力和认知懈怠，我们的认知都是非理性的，存在着大量偏见和偏误。巴伦教授强调，与普通人相比，创业者所处的情境特征更容易诱发其认知偏见和偏误，这些情境特征主要表现为过量信息、高度不确定性、高度新奇性、强情感投入、高度时间压力、高度疲劳等，正因如此，如果我们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创业者会表现出与普通人不同的思维过程。例如，创业是高风险活动，但创业者人群的风险倾向并不显著高于普通人群，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创业而另一些人不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与非创业者相比较，选择创业的人的认知具有更突出的偏差，更看重的是环境中蕴含的优势、机会、高额回报，而不是背后蕴藏的劣势、风险和巨额成本。
巴伦教授进一步论证了创业者可能不同于普通人的思维过程，并提出了假设性命题，这些命题对于后续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很值得我们进一步体会和思考。在此简要提炼如下：①与普通人相比较，创业者在面临困境时更善于利用反事实思维，恰恰是这种懊恼思维让创业者更敏锐，更容易看到被别人忽视的机会；②与其他工作相比较，创业者在创业前往往深思熟虑，这种深度思考让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就开始注入情感，创业者的思考、决断和决策因此而更具有情绪化和感性化；③大多数创业者更容易将成功归结为内因、将失败归结为外因，但成功创业者却不是这样的；④创业者计划的谬误偏见更加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未来结果的过分自信以及他们盲目产生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行动理念；⑤与普通人相比较，创业者具有更强的承诺升级倾向，即该放手时不放手。
创业者是创业成败的关键，这句话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但在20世纪90年代，创业者被迫走下神坛，甚至被过度普通化，大多数研究开始有意或无意地漠视创业者与其管理者近亲可能存在的差异。巴伦教授的研究及时纠正了这一片面性，调和了创业特质论与创业过程研究的长处，将创业情境重新纳入创业研究的分析框架，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创业者及其在创业过程中的角色，极大地启发了创业认知与决策研究的研究主题，事实上，这篇文章提到的创业者思维偏见，在后续成为创业认知与决策研究的重要议题。这篇文章强调了关注创业者认知和决策的重要性，如果仅仅停留在提炼和总结创业者思维的偏见上，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也难免会陷入创业特质论的困境。关注这些议题可能会给创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呢？
罗伯特·巴伦：认知与行为学派的整合框架
在创业过程研究日趋繁荣的情况下，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会给创业研究带来怎样的理论贡献？罗伯特·巴伦在论证创业情境诱发创业者思维独特性的基础上，于2007年进一步在《战略创业杂志》上发表了《创业活动中的行为与认知因素：作为创业活动核心要素的创业者》一文，将认知和行为因素整合起来并构建成研究框架，强调了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可能给创业研究带来的理论贡献。
创业情境诱发创业者思维独特性，这是基本事实，也仅仅是事实。如果不能将创业者思维与创业行为相联系，即便发现了创业者思维存在独特性的证据，研究发现本身也难以对创业实践与创业研究带来实质性的理论贡献和启发。这种学术判断有助于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创业研究并做出理论贡献：
一是挖掘和提炼创业行为背后的认知和决策成因，更有助于我们在认识创业过程中的关键行为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在相似情境下，哪些创业者又是借助何种思维过程产生了更好的行为绩效。例如，尽管在机会识别过程中，创业者往往遵循“信息搜集和感知—信息分析和判断—形成目的—手段关系”的行为逻辑，但恰恰是创业者在行为背后看不到的认知过程差异导致了所识别机会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
二是从行为和认知互动角度探索成功创业者是如何炼成的。尽管不少研究已经提炼并归纳了成功创业者在经验、网络和学习等方面的特征，但这些结论都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换句话说，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并不必然比“菜鸟”更容易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成功创业者却往往会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只不过这种相似性并不表现在行为的一致性上，而是体现在知识结构以及思维过程的相似性上。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成功创业者殊途同归的呢？可能是基于行为反馈的认知调整，以及基于认知调整的行为适应。这是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可能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巴伦教授还为我们重新审视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从而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带来了重要启示。以机会识别为例，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强调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创业者是否能发现机会以及所发现机会质量的影响，审慎判断，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过度简化创业行为的倾向，忽视了社会网络或人力资本等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和机制。站在认知科学立场上，机会识别本质上是创业者在头脑中识别、发现或建构某种联结模式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信息，网络因此而重要；这一过程需要判断，自然经验和知识也很重要。但是，与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将机会识别理解为基于认知视角的联结模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种联结模式予以阶段性划分，包括产生创意、概念化、联结模式等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看到之前被忽视的认知过程对于机会识别的影响，这些认知过程可能会包括注意力、情感、警觉、元认知、调节焦点等因素。
迪安·谢泼德等学者：聚焦信息搜集和处理，提炼创业思维
创业者行为和认知的独特性，首先表现为信息搜集行为。道理非常简单，决策是行为的基础，而信息搜集是决策的前提。反过来看，如果创业行为因情境而不同，那么其决策可能就具有独特性，作为决策前提的信息搜集更可能具有特色。简言之，正如巴伦（2007）的理论所讨论的，“情境—认知、决策—行为”构成了创业认知学派的基本框架，那么作为情境与认知之间的中介机制——信息搜集活动，自然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是破解创业思维的重要突破口。正因如此，关于创业者如何搜集信息这一问题，学者们很早就予以了探索和关注。库珀等学者（1995）系统揭示了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信息搜集过程的基本特征及不同创业者之间的差异，发现缺乏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往往会搜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信息，自信程度越高的创业者搜集的信息越少。如果在创业者熟悉的领域内创业，其搜集的信息会更少，但在不熟悉的领域内，新手创业者则不会搜集太多信息，而创业老手的信息搜集活动并不会因对创业所在行业熟悉与否而发生任何改变。
如果说库珀等学者（1995）侧重于描述并揭示创业者信息搜集过程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但并没在逻辑上揭示创业者信息搜集过程的独特性，那么，迪安·谢泼德（Dean A. Shepherd）等学者于2012年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的《验证性搜寻是一种有效的直观推断？检验创业者判断的合理性》一文，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创业者信息搜寻的独特性，更加贴近高度不确定性诱发的创业者思维偏见，而这种思维偏见会直接诱发创业者信息搜寻活动的偏差，并进一步塑造创业者独特的行为路径。
学者们已经反复论证了验证性搜寻（confirmatory search）存在的问题，它根本不可能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推断。但是，不少研究已经发现，因其认知偏见，创业者很容易或更倾向于忽视那些否认其判断的信息，正因如此，创业者对有关成本、收入、机会和收入分配等关键问题的判断往往都是错误的。创业者更容易基于其固有的观念或判断进行信息搜集和推理，这种主观性推理恰恰就是验证性搜寻。
在学者们看来，创业者的机会决策是基于判断的逻辑推理过程，而信息搜集只是服务于判断推理的客观证据。换言之，创业者的信息搜集并不是为了了解更多来提高机会决策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恰恰相反，创业者的信息搜集是为了聚焦于某个判断起点的逻辑深化。具体而言，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往往会先入为主地代入某个判断，这个判断可能意味着最初的机会信念或最初的机会怀疑，以此为依托，创业者开始检验其判断的真实性，而在这个过程中，创业者有可能会依据初始判断的不同，而形成两个极端的搜寻策略：乐观搜寻，只搜寻那些支持其初始判断的信息；悲观搜寻，只关注那些否定其初始判断的信息。少数创业者可能会走中间路线。更为重要的是，在策略选择方面，可能会受到对于机会判断的过度乐观、对于机会成本的过度估计，以及搜寻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逻辑，他们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命题：①最初持积极判断的创业者往往会采用乐观搜寻，而那些持有怀疑判断的创业者则更倾向于悲观搜寻；②创业者初始的机会信念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乐观搜寻；③创业者初始的机会怀疑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悲观搜寻。
那么，更有趣的问题是，既然创业者的信息搜寻都是有偏见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会正确而有的会错误呢？在他们看来，核心是取决于初始机会信念与搜寻决策的匹配，其中，最关键的仍是创业者初始机会信念或判断的洞察力。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依据初始机会信念与现实机会之间的差异程度，在逻辑上推导出了四种类型。例如，创业者的初始机会信念属于现实机会的子集（比如针对一项新技术，创业者初始判断除了市场A，还可以有更多的潜在市场B、C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创业者采用的是乐观搜寻，必然会验证和发现现实中存在的机会，但仅仅限于初始判断的A市场，不可能再看到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如果创业者采用的是悲观搜寻，那么针对A市场的机会自然就会被错误地否定掉，但又可能会在其他市场B产生并验证新的机会。但在另外的情形下，机会属于创业者的初始信念子集（比如针对一项新技术，创业者初始判断除了市场A、B、C，但事实上只能应用于市场A），如果创业者采用的是乐观搜寻，那么创业者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在A市场上验证而发现机会，但更多的可能性是在B和C市场上的自我验证导致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创业者采用的是悲观搜寻，那么有可能得到的结果是创业者偏离了自身的初始机会信念，转移到完全不同的机会轨道上去了。
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创业思维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基于验证性搜寻的推理，可以判断创业者的固执甚至偏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创业情境中资源和信息约束条件下个体寻求满意化决策的一种主观诉求，这种诉求导致了创业情境下往往倾向于基于初始判断来逐步塑造其信息搜集和决策路径，形成了更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正确与否取决于最初的判断，但这种判断又似乎不取决于基于偏见的认知，而关乎其知识深度。
创业认知学派研究的贡献、挑战和未来趋势
创业认知学派主要表现为三种研究潮流和思路：一是以巴伦等学者为代表，强调将成熟的心理行为科学理论和构念引入创业情境以解释创业行为，致力于基于认知视角的行为研究，目的在于探索行为背后的认知成因（Baron，2004）；二是以谢泼德及其研究团队为代表，注重从创业情境独特性出发去挖掘创业者基于认知过程的决策机理，取得了显著成效（Shepherd，et al.，2010）；三是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萨阿斯·萨阿斯瓦斯（Saras Sarasvathy）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为代表，强调创业者异质性，侧重从剖析专家型创业者的角度提炼创业情境下独具特色的创业思维和行为逻辑（Sarasvathy，2001）。创业认知学派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创业行为背后的认知成因，甚至对于创业思维和企业家精神培育也起到了突出作用。概括起来，有关创业认知和决策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是基于创业情境的独特性，识别出了创业者相对于管理者的独特认知方式，验证了看似不合理的认知偏见的有效性。例如，创业者在归因时存在自我服务偏差（Baron，1998）；更多地使用代表性偏差、锚定效应、可得性偏差等启发式的认知捷径（Busenitz，Barney，1997）；过度乐观和自信（Hmieleski，Baron，2009）；更关注自身能力而非环境（Moore，et al.，2007）；基于傲慢的偏见，对信息进行盲目赋意和过度推断（Forbes，2005；Simon，et al.，2000）；面对企业内外部的消极信息和反馈而过度坚持（McCarthy，et al.，1993；Holland，Shepherd，2013）；更善于把握机会的创业警觉（Tang，et al.，2012，2021）。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创业者在思维方式上超越常人的不同，为难以解释的创业行为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学理阐释。
二是揭示了创业者如何思考的认知过程规律。这类研究并不拘泥于解释独特创业行为的认知成因，而是试图去揭示创业者在开展创业行为中的思维过程与认知偏好。这类研究往往从概括和凝练创业行为的本质特征出发，透过认知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创业者，目的是归纳可以被教授的创业认知和决策过程（Mitchell，et al.，2007）。谢泼德教授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与研究团队开展了极富理论洞见的系列化研究（Grégoire，Shepherd，2012；Haynie，et al.，2009；Haynie，et al.，2012；Mueller，Shepherd，2014）。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格雷格（Grégoire）和谢泼德（2012），他们揭示了采用结构相似性思维过程的创业者往往更容易看到更具有创新性的机会，而这一思维过程与创业者先前的知识结构关联密切。这些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无限希望和曙光，训练创业者自然有必要从已经识别到的思维要素抓起，似乎把这些思维要素组合起来就能实现创业思维的全过程培养。
尽管创业认知学派贡献不小，但经过冷静地反思会发现，在繁荣背后潜藏着危机。回顾创业研究历程，创业特质论因假设创业者拥有异于常人的人格特质而备受批评，其中，最尖锐也最有力量的批评就是：如果将研究识别到的一长串特质清单汇聚到某位创业者身上，那么这样的创业者可能就不再是普通人，而是主观想象出来的神一般的存在。在这里，倒不是说创业认知学派会陷入创业特质论的困境，基于创业认知学派将认知与行为相关联的事实，这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值得我们警觉的是，情境不同故认知独特，这是创业认知研究得到学术界认同并追随的基本判断。如果在研究中仅将情境视为研究所关注认知变量的前提或背景，但并未将情境有效地嵌入到研究模型，那么这一认知变量在脱离情境支撑的情况下是否还会产生预期的洞见？例如，虽然不确定情境会诱发认知偏见，但确定情境下诱发认知偏见的可能性并不一定会比不确定情境下低，只不过对于后者，坊间会将其描述为“脑子不开窍、不会转弯、固执甚至偏执等”基于情境分析的深化和细化，创业认知研究越来越微观化，思维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边界，在无限细分背后累积的海量知识碎片是否以及如何能拼凑出创业者思考和行动的认知地图？进一步地，已有研究识别出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认知偏见，如果把这些偏见全部汇集到某位创业者身上，这位创业者又会是什么样的创业者，在现实中真的会存在吗？思维必然有客观基础，如果不能识别到思维背后的客观基础，那么就算不会成为玄学，也可能会成为鸡汤式学问。事实上，格雷格等学者（2011）早已提出了这样的警示，创业认知研究不能拘泥于识别特定情境下的认知有效性，还应该注重探索这种行之有效的认知从何而来。但近年来创业认知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很不够，现实中面临的挑战着实不小。
创业思维源于创业情境。面向未来，创业认知研究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创业认知从何而来，特别是可能影响或塑造创业认知可得性的社会机制，还要继续关注微观创业情境的影响，更要关注可能影响微观创业情境的情境因素的作用机制。
第一，可能影响或塑造创业认知可得性的创业者社会情境。在选择创业之前，创业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学习和工作经历及其所形成的人际网络等构成了创业者所嵌入的社会情境，这些社会情境是创业者在个人生活、成长和工作中与外界紧密互动的关键场景或环节。这些场景或环节在塑造创业者社会感知方面可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让创业者形成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群体特征的个性化判断与参考框架，进而塑造创业者的创业认知风格，即习惯或偏好于采用特定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来观察、解释并与环境互动（Shepherd，et al.，2017）。简言之，创业者在创业前所嵌入的社会情境可能会影响其审视潜在机会的视角（例如，是从未来收益还是潜在损失的角度看机会）、影响其对机会价值的判断（是乐观判断还是悲观判断）、影响其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思维习惯（是直觉式还是分析式），基于这些机制，不仅可能影响创业者是否选择创业以及开展什么样的创业，还可能会影响其在创业过程中的行为选择。
第二，关注可能影响微观创业情境感知的宏观社会情境因素（Mitchell，et al.，2000）。近期研究展现出的新动向是不再拘泥于从制度特别是正式制度角度来解释国家或地区间的微观主体行为差异，而是注重从历史和文化等社会情境角度来解释行为差异的深层次成因。例如，陈（Chen）（2013）发现语言结构可能会对个体偏好储蓄还是偏好消费产生重要而有效的解释力度。现实中的感知，因国家或地区内的制度和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人群在思维方式上可能会存在着显著差异。换句话说，基于制度和文化等宏观社会情境的影响，特定国家或地区内的创业者可能存在着约定俗成的集体认知，而这一认知可能会对创业决策和创业过程中的行为选择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Tang，et al.，2021）。例如，创业者亲社会动机是创业者重要的社会属性，但这一社会属性可能与更加宽松、富于信任和宽容失败的宏观情境之间紧密关联。概括起来，如果我们关注可能影响微观创业情境感知的宏观社会情境因素，有可能会对于国家或地区间创业活动数量与结构差异的研究增添认知视角的理论解释。
◈参考文献
Baron, R.A., 2004,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a valuable tool for answering entrepreneurship's basic ‘Why’ques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19, No.2:221-239.
Busenitz, L., and Barney, J.B., 1997, “Differences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in large organizations: biases and heuristic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12, No.1:9-30.
Chen, M.K., 2013, “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3, No.2:690-731.
Forbes, D.P., 2005, “Managerial determinants of decision speed in new ventur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6, No.4:355-366.
Gartner, W. B., 1988, “Who is an entrepreneur? Is the wrong ques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Vol.12, No.4:1-22.
Grégoire, D.A. and Shepherd, D.A., 2012, “Technology-market combination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opportunity-individual nexu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5, No.4:753-785.
Grégoire, D.A., Corbett, A.C., and McMullen, J.S., 2011,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entrepreneurship: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48, No.6:1443-1477.
Haynie, J.M., Shepherd, D.A., and McMullen, J.S., 2009, “An opportunity for me? The role of resources in opportunity evalu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46, No.3:337-361.
Haynie, J.M., Shepherd, D.A., and Patzelt, H., 2012, “Cognitive adaptability and an entrepreneurial task: The role of metacognitive ability and feedback”,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28, No.6:505-518. Hmieleski, K.M. and Baron, R.A., 2009, “Entrepreneurs' optimism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2, No.3:473-488.
Holland, D.V. and Shepherd, D.A., 2013, “Deciding to persist: adversity, values, and entrepreneurs' decision polici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37, No.2:331-358.
McCarthy, A.M., Schoorman, F.D., and Cooper, A.C., 1993, “Reinvestment decisions by entrepreneurs: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or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8, No.1:9-24.
Mitchell, R.K., Busenitz, L., Bird, B., Gaglio, C.M., McMullen, J.S., Morse, E.A., and Smith, J.B., 2007, “The central question in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31, No.1:1-27.
Mitchell, R.K., Busenitz, L., Lant, T., McDougall, P.P., Morse, E.A., and Smith, B., 2002,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theory: rethinking the people side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27, No.2:93-104.
Mitchell, R.K., Busenitz, L., Lant, T., McDougall, P.P., Morse, E.A., and Smith, B., 2004, “The distinctive and inclusive domain of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28, No.6:505-518.
Mitchell, R.K., Smith, B., Seawright, K.W., and Morse, E.A., 2000, “Cross-cultural cognitions and the venture creation decis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3, No.5:974-993.
Moore, D.A., Oesch, J.M., and Zietsma, C., 2007, “What competition? myopic self-focus in market-entry decis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18, No.3:440-454.
Mueller, B.A. and Shepherd, D.A., 2014, “Making the most of failure experience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failur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40, No.3:1-31.
Shepherd, D. A., McMullen, J. S., ＆ Ocasio, W., 2017, “Is that an opportunity? An attention model of top managers' opportunity beliefs for strategic ac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8, No.3:626-644.
Shepherd, D.A., McMullen, J.S. and Jennings, P.D., 2010, “The formation of opportunity beliefs: overcoming ignorance and reducing doubt”,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Vol.1, No.1-2:75-95.
Simon, M., Houghton, S.M., and Aquino, K., 2000, “Cognitive biases, risk perception, and venture formation: How individuals decide to start compani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15, No.2:113-134.
Tang, J., Kacmar, M., ＆ Busenitz, L., 2012, “Alertness in the pursuit of new opportunities”.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27, No.1:77-94.
Tang, Jintong, Yang Jun, Ye, Wenping, and Khan, K.A., 2021, “Now is the time: the effects of linguistic time reference and national time orientation on innovative new ventur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6(5):106142.
▣文献推荐
Baron, R.A., 1998,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entrepreneurship: why and when entrepreneurs think differently than other peopl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13, No.4:275-294.
Baron, R.A., 2007,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factors in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 as the active element in new venture creati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Vol.1, No.1-2:167-182.
Shepherd, D.A., Haynie, J.M., and McMullen, J.S., 2012, “Confirmatory search as a useful heuristic? Testing the veracity of entrepreneurial conjectur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27, No.6:637-651.
◉代表性学者
罗伯特·巴伦（Robert A. Baron）
1968年在艾奥瓦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斯皮尔斯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创业学讲席教授。他长期从事创业认知研究工作，也是组织行为领域的杰出学者，对于创业者认知如何影响创业行为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管理学评论》《创业学杂志》等期刊发表数十篇创业研究论文。E-mail：Robert.baron@okstate.edu。
迪安·谢泼德（Dean A. Shepherd）
1997年在邦德大学获得战略和创业方向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创业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创业，特别专注创业决策和创业学习方面的研究。在《组织科学》、《应用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战略管理杂志》、《管理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创业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70多篇论文。曾任《创业学杂志》主编。E-mail：dsheph1@nd.edu。
[1]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径”（71732004）、青年项目“市场创新信号对新企业竞争行动的影响机理研究”（71902065）资助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