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活历史与小传统：“费孝通问题”的 研究理路
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或学术背景的学者在这一议题上大多陷入了激进或保守的两端选择。作为受过完整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费孝通并未像绝大多数学者那样采取价值判断式的空泛讨论或以西方理论诊断中国病理的方式介入上述议题，而是选择了直面中国社会、深入中国基层的实地研究方式以求对时代问题做出回答。费孝通在主张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角度，研究和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本土传统文化的形态、功能以及在与西方现代文明互动过程中所引发的变迁。简言之，以实地研究为一体、以活历史和小传统为两翼的研究进路构成了“费孝通问题”的内在理路。这一理路从根本上否弃了当时支配中国知识界的单一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及其前提预设，将多元现代性作为研究中国的逻辑起点。
（一）作为方法的实地研究
实地研究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深入接触，通过观察、询问、感受乃至领悟达致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费孝通在负笈英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之前已经接受了实地研究的理念及其训练。这主要受益于吴文藻、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的影响。20世纪早期以吴文藻为首的燕京学派提出了“到实地去”的研究主张，而这一主张与1932年帕克应吴文藻之邀来华讲学是分不开的。帕克注重实地研究的理念及其学术实践对吴文藻、费孝通等人触动极大。在费孝通等人看来，实地研究不仅仅可以避免无谓的论争，更是在变迁日益迅捷的社会中获得真知识、了解真实世界的有效路径。费孝通在与郑安仑的通信中详细阐述了“到实地去”的初衷：“‘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需要的知识是已经为前人所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是已经写在书本上了……实地研究包含着几个重要的意思：知识是人对于事物的认识，事物本身是常在变迁的，所以任何人类已有的知识需要不断地修改和增添。获得知识必须和知识所由来的事物相接触……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国外文字书籍的输入，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可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我们可以不必和人家争论中国文化是否尚是处于封建或是半封建阶段。我们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费孝通，2009h：9）在费孝通看来，生活是知识的源泉，在变动的社会中，真知识的获得必须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去找寻、探求和捕捉，而不是从文本典籍、主义教条或圣贤口中获得。秉持经世致用理念的费孝通认为，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且研究材料必须来自对实际生活的观察，如此才能应付实际的问题，去证明或否定一项理论的正确性（费孝通，2009i：287～293）。
费孝通认为实地研究是获得知识、认识社会的有效途径，对统计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有效性则予以否定。在《杨宝龄的〈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根宗派之客民〉》一文中，费孝通指出：“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甚至最重要的地方是无从统计的，因为统计需要不变的单位，而社会现象中要求得这些单位是不容易的，有时是不可能的。”（费孝通，2009j：112～113）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且区域、民族之间差异极大的社会而言，统计方法的应用范围是极为有限的。费孝通笃定地认为实地研究是研究中国社会的有效方法并终其一生予以践行。在学术史意义上，费孝通将实地研究方法开创性地应用到本土领域，不仅改写了人类学家只能在异域进行研究的传统，而且对重新认识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农业文明却因西方文明冲击而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而言尤其有着革命性意义。
（二）作为视角的活历史
“到实地去”是燕京学派的研究主张并被付诸实践。然而，如何在实地进行研究是费孝通等人必须探索的问题。广西大瑶山、江苏开弦弓等地的田野调查可被视为费孝通的探索性实践。马林诺夫斯基将费孝通以开弦弓村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视为人类学史上的“里程碑”，并从中看到了费孝通初步形成的方法论思想。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吴（文藻）教授和他所培育的年轻学者首先认识到，为了解他们的伟大祖国的文明并使其他的人理解他，他们需要去阅读中国人生活这本公开的书本，并理解中国人在现实中是怎样思考的。正因为那个国家有着最悠久的没有断过的传统，要理解中国历史还必须从认识中国的今天开始……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马林诺夫斯基，2007：9）。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从活历史研究中国是理解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路径。当时的费孝通或许并未有意识地从活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江村经济》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无心插柳”的产物，然而，马林诺夫斯基却从这一“无心插柳”之作中敏锐地看到了人类学的“革命”，即人类学必须跨越文野之别和今昔之隔完成自身解放。数十载之后，费孝通在重读马林诺夫斯基所写的《〈江村经济〉序言》以及反思年轻时在广西大瑶山、江苏开弦弓以及云南禄村等地所做的田野工作时，对马氏所提出的活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费孝通认为，“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活历史是今日还发生着功能的传统，有别于前人在昔日的创造，而现在已失去了功能的‘遗俗’。传统是指从前辈继承下来的遗产，这应当是属于昔日的东西。但是今日既然还为人们所使用，那是因为它还能满足人们今日的需要，发生着作用，所以它曾属于昔，已属于今，成了今中之昔，至今还活着的昔，活着的历史”（费孝通，2009k：273）。由此可见，从活历史研究中国社会，事实上就是要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也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破除习见之陈蔽、理论之误判以及“主义”之谬识。
在西方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变化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254）。中国曾经是一个相对封闭、较少流动、变迁极缓的乡土社会，在外力的裹挟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将如何处理自身传统与异域文明之间的关系、如何解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这些显然不是通过本土传统知识或西方现代理论能够有效解释的。在费孝通看来，唯有从活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性，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和基本规律，洞悉传统与现代、“变”与“不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一个功能主义者，费孝通认为西方传统的功能论将社会视作一个平面的整体而忽略了历史因素，无法有效地解释社会现实。费孝通开拓性地将活历史纳入研究的视域从而完成了西方传统功能论向历史功能论的创造性转换，在解释中国社会时无疑更具包容性与诠释力（乔健，2007）。
（三）作为切入点的小传统
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研究墨西哥乡村社会时提出的。芮氏认为，“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芮德菲尔德，2013：95）。中国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在借鉴芮德菲尔德的概念研究中国文化时指出，中国文化的结构里有着一套权威的、经典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另外还有一套在民间流行、表现为民俗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前者被称为大传统，后者被称为小传统。在李亦园的基础上，费孝通对小传统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将小传统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层次。费孝通指出，在民间的生活中有种种思想信仰和活动，那些未被士大夫欣赏、未能被大传统吸纳进去的文化依旧在民间活动，凡是到民间去观察的人还能看得到，而且在民间是公开的、不受限制的，这就是所谓的“地上”小传统。还有一部分是犯了统治阶级的禁例，不能公开活动，亦不易为外人所发现，但在民间的思想信仰里依然保留着，此为所谓的“地下”小传统（费孝通，2009k：277～278）。在费孝通的学术实践中，小传统一直是其研究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深入社区、深入基层、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从民众的小传统中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特质、结构及其变迁。由于欧风美雨的影响，中国旧有的大传统受到剧烈的冲击而新的大传统尚未形成，大传统替嬗、转型的过程中充满了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流变性和复杂性。“礼失求诸野”，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在中国社会有着怎样的状态、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显然既不能从书本上寻找，也无法通过无谓的论争予以辨析，而必须从小传统出发，也只有深入小传统才能发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以及支撑中国现代性的基本动力。从小传统入手研究中国与从外部视角、西方视角理解中国相比更能把握中国现代性的深层律动和基本脉搏，更能准确地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如何研究中国，直到今天仍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论题。费孝通较早地从观察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基本载体——社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成为“社区学派”的开创者之一。然而，始终缠绕社区学派的一个质疑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2009l）这个疑问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提出并对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做出了“尖刻的评论”。费孝通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一文中对利奇的质疑做出了明确的回应并对自己的方法论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明和概括。在费孝通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变迁之中且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以社区研究为基础，采用类型比较法和追踪研究法不仅可以“逐步接近”中国社会真实、完整的面貌，而且是实现对中国社会准确认识和完整理解的较为现实可行的路径（费孝通，2009l：340～349）。综合上述分析，“费孝通问题”的研究理路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以“现在”为原点不断向前追溯调查对象的历史，在时间上沟通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以构建研究对象具有连续性的活历史；二是以“社区”为基点，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小传统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及其变迁，并在空间上不断向城镇、区域、国家乃至寰球等层次扩展，以实现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联结。
理念决定行动，方法提供路向。费孝通留给世人的印象似乎总与行走分不开，甚至可以说，行走成了费孝通学术研究的风格。费孝通一生“行行重行行”，足迹遍及除西藏（因健康问题）、台湾（因政治问题）之外的中国各地。通过实地调查，费孝通相继提出了乡土复兴论、乡镇企业论、小城镇理论、区域经济模式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文化自觉论等理论。这些理论无不是通过实地研究的方式，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视角发现、提炼和升华出来的；这些理论也无一不贯穿着费孝通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中国的现代性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融通和保持平衡。与中国传统学术采取“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方法相比，费孝通走出了文本阐释学的封闭循环而阔步迈进了田野这一知识的最终来源。与中国现代学术不加批判地移植和沿用西方研究方法相比，费孝通在借鉴西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的本土转换。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抛弃了主流的从上往下、由外向内看的研究路径而直面中国社会，从中国人的活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小传统的双重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性。可以说，费孝通的研究理路与“费孝通问题”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和内在统一性，更能接近中国社会的原貌和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