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超越左与右：“费孝通问题”的学术旨趣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惊醒了中华帝国沉浸其中的“天下”迷梦，被迫卷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洪流。积贫积弱的残酷现实和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彻底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传统的信心和优越感。面对来势汹涌的现代化洪流，无论是戊戌年间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还是稍后的社会主义者，均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反思。尽管这些反思之间也有极大的分歧，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只有破除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余英时，2006a：188）。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反传统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心向西、追慕西方的同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因民族主义情结的驱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和绵延殚精竭虑，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造。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侵袭，这些知识分子在大体沿用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维模式的基础上，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适当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异质素，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有甚者，少数知识分子持“天不变道亦不变”、保教优于保国等论调，陷入了极端保守主义。概而观之，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挣扎于古今、中西之间，徘徊在激进与保守两端。生于1910年、卒于2005年的费孝通经历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最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作为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的“过渡人”（金耀基，1999：78），费孝通始终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世界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浸染。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对费孝通所产生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叩问方式以及解答路向。

不言而喻，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涵养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致力于他所处时代最紧要、最根本问题的叩问和解答。如果说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的两个维度，那么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时代精神的镌刻和形塑。费孝通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曾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国内从‘器用之争’到‘中西文化论辩’甚至到目前海内外儒家文化、小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争论，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一直没有间断地影响着学术思考。”（费孝通，2009c：51）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充满了各种纷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潮涨落，但种种论争无不陷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紧张的二元对立之中，无不是以西方现代性为视角或判准理解中国。费孝通极少直接参与上述论战或争鸣。在各种“主义”的大合唱中，费孝通的声音似乎一直比较微弱。然而，费孝通以自己的学术方式对时代精神和中国现代性进行一贯的反思与批判。正是在反思和批判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费孝通形成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即本文所说的“费孝通问题”，也因此成就了费孝通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图景中的别样风姿。“费孝通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中国的现代性是否必然地要沿袭西方现代性模式？二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是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观其实质，“费孝通问题”追究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外来文化面前能够做出怎样的抉择以及如何保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融通和平衡问题。一直在古今、中西之间挣扎、徘徊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未能走出激进与保守的两难困境。

“费孝通问题”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始自1927年并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至鼎盛的社会史论战的焦点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中国社会是否必然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这场论战从根本上关注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而这个问题衍生的根源是西方的冲击，体现出中国知识界在西方强势文明面前的集体困惑。当时正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的费孝通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论战，但这场论战对费孝通的学术影响无疑是至为重要的。费孝通后来的一系列著作均可被视为对这场论战“迟到”的回应。费孝通根据田野调查撰写而成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著作间接否定了这场论战中一些无谓的论争。在《江村经济》的姊妹篇《禄村农田》中，费孝通明确指出：“国内论社会变迁的人，因为受西洋19世纪传下来的进化论派的影响太深，常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是有一定不变的程序；从甲阶段到丙阶段，一定要经过乙阶段。这个程序是放之四海、证之今古而皆准的。依着这个‘铁律’，若我们要知道一个社区的前途，只要能在这不变的程序中，找到它现有的进化阶段，过去未来，便一目了然。因之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曾闹得锣鼓喧天。不幸的就是，他们所奉行的‘铁律’并没有事实的根据。社会变迁并不若他们所想象那样简单……虽则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方法，但至少得承认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不把社会变迁看成偶然事件的积累，而认为确有轨迹可寻。他们的弱点只是在把历史的轨迹看得太单调一些罢了。”（费孝通，2009d：169）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史论战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以单线性的社会进化论和一元性的西方现代性为判准，这个前提抹杀了世界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中国社会的性质和走向究竟如何，不应用西方标准去衡量和判定，而只能取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费孝通问题”形成的另一个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论争。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经济日益衰败，社会陷入失序状态。一时间“乡村崩溃论”甚嚣尘上，乡村问题成为当时知识界的共同话题。1933～1935年，由胡适担任主编的《独立评论》刊载了许多反映农村危机相关问题的文章，农村破产“已经成为普遍的呼声”。知识界就乡村问题和乡村建设方案出版了上百部专著，发表了数千篇论文（艾恺，2011：164）。一些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深入民间，投入拯救乡村、复兴乡村的建设实践中。其中以晏阳初和梁漱溟分别领导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最具影响。1920年留美归来的晏阳初开始投入平民教育工作，认为中国农民患有“愚、贫、弱、私”四大病症，主张对农民进行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20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则是因西方文明冲击而产生的文化失调问题。梁漱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复兴儒家文化并实现民族自救的目的，然而在结果上却陷入了“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2011：402）的困境。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分别代表了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费孝通看来，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学者将农民诊断为患有“愚、贫、弱、私”的四大病症，将农民视为需要加以改造的对象。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不仅抹杀了农民的主体性，而且忽略了乡村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历史文化。晏阳初等人的思想及实践不但不能拯救农民反倒有可能损害农民，以西方现代化逻辑为支撑的文字下乡、司法下乡因与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文明体系不相适应而产生种种问题。在费孝通看来，这种忽视农民主体性和以“人工的方式”试图引导乡村变迁的努力终将难以为继（费孝通，2009e：131～132）。对于梁漱溟的“邹平实验”，费孝通当时未予置评。但二人对于中国问题的诊断却存在极大的分歧，梁漱溟将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失调，而费孝通则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人地矛盾，恢复农村企业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根本措施。

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社会史论战还是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为民族的绵延和复兴所做出的学理思考和现实抉择。这种思考和抉择因西方文明的冲击或民族情结的影响而陷入激进与保守截然对立的二元困局。费孝通认为，无论是激进取向还是保守取向都“似有出路，又似乎都不是去处”，也注定不能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提出现实可行的方案（费孝通，2009f：57）。费孝通希望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超越激进与保守的单极思维。费孝通早年的担忧和希冀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终点。进入耄耋之年的费孝通依然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去传统化”和“文化回归”的单极倾向痛心疾首，在多个场合一再呼吁人们重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应有“自知之明”，既不要走“复旧”之路，也不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而是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费孝通，2009g：22）。可以说，超越左与右是“费孝通问题”的根本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