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争论

中国的证券市场不仅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起萌发，就是在整个证券市场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也和改革开放一样曲曲折折、起起伏伏。

改革中的争论，涉及一系列问题，如对公有制为主的坚持，对私有化的担心，“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中国究竟是否应该明确改革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雇工是否合法，股份制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也能用，证券市场红利和股息是否属于剥削，发行股票是否应该让国有股流通，等等。

正因为如此，最初发行股份的企业大多数是集体企业；在设计股权结构时，一开始就将国有股和法人股锁定不让流通，以免犯私有化的罪名，从而伏下了十几年以后有关股权分置的是是非非。在股份制试点阶段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42]，列举股份制的多种好处，甚至找出“股份制发展的趋势是消灭私有制”这样理论根据；用马列主义的学说论证“股份制是促进社会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式”[43]，减少对股份制的责难，为证券市场的孕育和诞生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也正因为如此，上海证交所门口的金色大字最初的英文翻译用的是“securities”，而没有直接用“stock”。上海证交所理事长李祥瑞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翻译成‘securities’，也符合我们股票少、债券多的实际情况。但另一个主导思想，是不敢按国际上通用的那样写上‘share’或‘stock’，生怕上报审批时引来麻烦，这也说明我们多么小心翼翼。”

这类争论，无论是针对改革开放的，还是针对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都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后，在证券市场因为地方利益的冲动引发市场震荡时，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从1989年到1990年，在上海就整整两年没有增加一个新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一直停留于几年前试办的11家。有人形容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争议复起，试点低潮；股票冷清，有行无市。[44]

1990年秋，在上海、深圳正紧锣密鼓地筹建证券交易所的时候，一封发自深圳、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由中央有关领导批转，悄悄在高层传阅。信中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了。[45]

为此，1990年11月，当时的中央领导就证券市场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试点问题找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谈话。在深沪股票市场面临着被撤销的巨大压力下，刘鸿儒表示：“股票这个东西谁也没有搞过，的确风险很大，但应当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主要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股票市场。可是，你要允许我们搞实验。如果稍微出点问题，就兴师问罪，戴上一批政治帽子，那谁也不要搞了。”[46]

转折发生在1992年。

邓小平考察南方，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邓小平的一段话，后来长期被证券业奉为“护身法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47]

于是，中央政府表示继续进行证券市场试点，但仅限于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证交所。[48]股票市场就这样保留了下来。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的争论才就此基本停歇。

不过，是放开还是关闭，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却仍旧随着股市指数的起起伏伏而晃晃悠悠地悬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头上。一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才确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的问题，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有力，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真正地在理论上解决了产权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企业共同组建的股份制企业，同时明确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自此才真正为股市正了名，把“关闭”这两个字从股民的心中抹去，把股市头上高悬了10多年的达摩克利斯剑真正收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