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市场与政府的最初博弈

也许可以从1990年夏算起，中国股市开始了市场与政府持续的博弈。在沪深两个交易所正在筹备建立之时，股票集中交易的前景为股票资产带来更高的流动性和更强的赚钱效应。但在当时柜台交易为主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一些股票的分红派息方案非常优厚，远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息，投资者开始积极介入；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股份制企业非常少，股票发行数量有限，供求关系突然由冷转热，大批投资者涌向深圳和上海购买股票。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地方政府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深圳市政府在1990年5月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取缔非法场外交易；对买卖双方各收取0.5%的印花税；实行股票价格涨跌停板制度；增设交易网点，加强市场行情的披露和正常的宣传引导等。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可是股票市场在投资者迸发的热情面前迅速进入了第一个快速上涨的阶段。

1990年5月25日到6月7日的20天内，深圳5种股票在柜台交易[38]价格的增幅分别为：深发展100%，金田140%，原野210%，万科380%，安达380%。股票价格的快速上涨，给最早进入市场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收益，同时也引起了政府的担心。《人民日报》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指出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引致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7月3日起对深圳股市进行联合调查。

在此之后，一系列政策措施先后出台：5月28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幅度缩窄至5%；6月26日，再将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从制度上限制市场只许跌不许涨；6月28日，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39]。

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12月8日起深市掉头向下，自此开始长达9个月的下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只剩35亿。

股票市场的萧条对地方政府发展金融业的计划带来了沉重打击，地方政府开始酝酿救市的措施。在连续9个月长跌之后，深圳市政府于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和9月2日，连开了5次救市会议。会后，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2亿元，从9月7日起开始绝密救市[40]，深圳的领头股“深发展”被一路打高。国庆节后，股民意识到有人托市，开始买进，到10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

1992年2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放开延中和大飞乐二只股票的价格限制。此前的1991年8月17日，深交所已放开涨停板限制，市场波澜不惊。1992年4月13日，上海证交所进一步放宽小飞乐、电真空、凤凰涨跌为5%，一市二制。5月5日，除延中、大飞乐两只股票没有涨跌停限制以外，其余股票都放宽涨停至5%。

5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全面放开股价。久受压抑的上海股市豪情大发，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直升到21日收市的1 265点；到5月25日更达1 420点。豫园商城股票在股价放开当日升到空前绝后的10 009元。

在股价放开以后，股民大量入市引发了报价和交易系统的堵塞，为解决股民买卖股票渠道不畅的问题，上海证交所自6月1日起组织20多家会员单位进驻文化广场，专门接受客户卖出委托，以抑制股价高扬。第一天因为股民恐慌性入场交易引发秩序大乱，开市半个小时宣布暂停。一周后重开“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市场”，有8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卖委托，广场内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报单后通过电话报入交易所场内撮合。直到1993年12月24日，文化广场大市场的使命才结束，这是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发展和百姓投资意识突起的一个留影。

随着市场的上涨，股票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了保证股票发行的顺利进行，当时沪深两市的监管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深圳市分行设计了股票认购证和新股认购抽签表等新的工具，即先发股票认购证和新股认购抽签表，然后凭认购证摇号或抽签认购股票。

当时由于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吹起，股份制改造速度加快，原定的发行额度大大增加，仅上证所1992年全年要发行的股票就由10多只一下增至近50多只，于是股票认购证和新股认购抽签表价格暴涨，一时洛阳纸贵。

股票认购证和新股认购抽签表的发行表明，证券市场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认购证和新股认购抽签表的发行及随后“8.10事件”的发生，代表了股票市场开始由冷转热，由少数人关心和参与的边缘市场迅速成为整个社会都关注、越来越多人参与的热点市场。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场面，并发生了被称为“深沪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震惊全国的“8.10事件”。[41]

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为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涌进的认购大军估计超过150万人。8月7日下午开始，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到9日早晨，售表窗户打开不到半天就宣布已经售完。尽管下午4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但站队的人们仍不愿散去，到了10日上午还有人在排队。而这天早晨出版的深圳各报已宣布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并称发售过程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没有买到的人们互诉自己的委屈，人们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由于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很猖獗，100元一张的表炒卖到300—500元，香港新闻媒体当场捕捉到炒卖镜头并迅速播放。人们开始愤怒了，愤怒的人群中有人写下了“下午到市政府评理”的字句，更有激进的人打出了“反对贪污、要求公正”“反对欺骗、要求公平”“严惩不贷营私舞弊者”“吃多少，吐多少”等标语，开始了游行示威。

8月10日晚，深圳市长助理出面会见请愿者，并宣布了市政府5项通告，宣称：政府将彻底查清舞弊者，欢迎大家举报。但人们仍不散去，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门，堵塞了深南路。晚上警察与武警出动。午夜12时，警察与示威者开始发生冲突。

8月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再增发500万张认购兑换券（合计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深圳市8月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9月扩为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市长郑良玉牵头，作出了以下调查结果：“今年8月9日，我市在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中，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都不同程度地犯有营私舞弊的错误……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深圳“8.10事件”，催生了两个结果：

一是更为规范的股票发行制度开始建立起来。当证券市场第一次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市场基本制度安排的不满后，有益于市场“三公”原则的发行制度建设开始了。

“8. 10事件”后的青岛啤酒发行就采用了无限量发行抽签表。从整个社会上看，成本加大了。于是，1993年10月，青岛海尔把中签单和银行存款合二为一，减少了纸张和工作量。1993年11月，济南轻骑采用金额保证金存入定额定期特种储蓄存款的方式，虽然更方便，但对小散户和外地人不利。1994年6月，广东星湖采用全额预交、比例配售、余款即退的方式。这和济南轻骑有同样的缺陷。1994年6月，哈岁宝和琼金盘上网竞价发行，降低了费用，覆盖更广，资金锁定时间更短，登记过户量也更小，但竞价方式带来发行价波动较大。1995年1月，仪征化纤上网定价发行1亿元新股，这成为其后新股发行的主要方式。

第二个结果就是中国证监会在“8.10事件”过后两个月诞生。这也许是市场发展本身显示了对于统一监管的要求，中央政府从此开始着手接管证券市场的主导权。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道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委员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洪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国家计委副主任）、金人庆（财政部副部长）、俞晓松（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冯梯云（监察部副部长）、华联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思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山在（经贸部部长助理）、刘敏学（国家工商总局局长）、金鑫（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汤丙午（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殷介炎（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证券委的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简称CSRC）。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

在中国证监会成立前一个月，从原来人民银行分出来的三大商业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三大极具政府行政背景的证券公司：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国泰证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各10亿元人民币。它们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有了国家级的参与者，在中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