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成因的理论分析

依据前文对要素市场扭曲范围的界定，我国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主要包括要素价格扭曲和要素市场分割两个方面。而通过梳理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可以定性地归纳出要素市场扭曲的成因。具体来说，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高低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晋升激励和寻租激励等内在因素是导致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推动力，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外部因素是主要的拉动力，而金融和法律等制度因素是形成要素市场扭曲的环境催化力（见图2.3）。

一 地方官员激励的影响

地方官员激励既包括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等政治激励（王贤彬和徐现祥，2010；张莉等，2011），还包括能为官员带来极大潜在私利的寻租激励（胡军和郭峰，2013）。相关领域的文献表明，这三个方面的激励都可能对地方要素市场扭曲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财政激励的影响

在当前我国财税体系还需完善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这导致了地方政府有着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当地政府财政收入低而面临财政压力时，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以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既有动力通过分割市场等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活动，以保护本地的市场、资源以及税基（刘小勇，2011）；同时，地方政府又可能通过为当地利税大户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相对低成本的资金和其他稀缺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张杰等，2011a）；通过对要素市场分割和价格扭曲两个方面的干预，以保护这些企业的发展来保障地方财政收入的最大化。针对我国的经验研究也发现，市场分割可为本地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而且，地方政府为财政收入不惜“以邻为壑”，形成了地区间的严重市场分割（杨，2000；李等，2003）。基于此，有假说2.1：财政激励是导致地方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因素。

（二）晋升激励的影响

在当前我国主要以GDP 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机制条件下，地方官员的晋升取决于业绩考核状况。这种业绩主要是以上了多少项目、建了多少企业、经济增长速度多少等指标来进行量化和比较（周黎安，2004）。GDP增长越快的地区，官员晋升的几率越大，因而地方政府官员有晋升动力去不断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不仅市场分割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刘培林，2005；陆铭和陈钊，2009），而且地方政府为当地企业发展提供低成本生产要素也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在晋升激励约束下，地方官员有动力通过强化地区间的要素市场分割和干预当地生产要素价格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已有研究的结果表明，锦标赛竞争使得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竞争空间非常巨大，官员晋升竞争加剧或者强化了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周黎安，2004）；而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间市场分割是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下实施地区赶超战略的后果（刘培林，2005）。由此，有待检验的假说2.2：晋升激励是形成地方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原因。

（三）寻租激励的影响

在地方政府控制劳动力等关键要素定价权和分配权的情况下，企业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某种寻租联系，就可以获得所需的低成本资金和其他稀缺生产要素（Boldrin和Levine,2004；张杰等，2011a）；而建立这种寻租联系的有效手段是行贿和游说，两种手段都向地方官员输送了经济利益（李雪灵等，2012）。同时，要素市场分割也可以为地区内的企业提供保护，辖区内的企业有动力为寻求保护向地方政府官员输送利益（胡军和郭峰，2013）。可见，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讲，设置市场进入壁垒和控制关键要素的价格可以为地方政府官员带来极大的潜在好处，因而，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主动采用地方保护政策和控制要素价格来创造寻租机会，以获得巨大的个人利益。关于市场分割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也证实，寻租激励或官员腐败对我国地区市场分割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寻租活动越猖獗、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市场分割越严重（胡军和郭峰，2013）。这样，有假说2.3：寻租激励也是导致地方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因素。

二 外部拉动因素的影响

（一）对外贸易的影响

在政府控制关键生产要素价格、对外贸易水平较低、出口是GDP 重要来源的情况下，政府有能力且有意愿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和限制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降低出口企业生产成本和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通过促进对外贸易扩张缓解当地就业压力、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与GDP高速增长（张杰等，2010；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程度越来越高，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双反”调查的政治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不断减少对要素价格和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干预，这会不断改善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皮建才和殷军，2012）。陈敏等（2007）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开放对国内市场整合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经济开放水平比较低的时候，经济开放会加剧国内市场的分割，但进一步提高经济开放水平能够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胡军和郭峰（2013）的研究也证实，加入WTO激励了经济参与各方减少对要素价格扭曲和地方市场分割的保护。

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2.4：对外贸易与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存在非线性型关系。在对外贸易水平较低时，其加剧了地区要素市场扭曲；随着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其能够不断缓解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较低时，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招商引资来实现财税收入、就业以及更为重要的当地GDP 增长的目标。为吸引外资流入，各地方政府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如压低土地价格、各种“隐形”补贴、出口退税、出口补贴以及税收返还等），压低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控制要素资源流出（范爱军等，2007；张杰等，2010）。随着外资的不断涌入，面对国际市场和国内本土企业的双重竞争压力，外资企业开发跨地区市场过程中，可能不会受到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以邻为壑”的市场分割政策的影响（张杰等，2010）；从而不断带动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国内要素市场的整合，缓解了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胡军和郭峰（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地区间的市场整合；而且，范爱军等（2007）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我国加入WTO以后，外资的大量涌入导致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由此，有待检验的假说2.5：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存在非线性型关系。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较低时，其加剧了地区要素市场扭曲；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其对地区要素市场扭曲会起到抑制作用。

三 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

制度环境既包括法律环境和金融环境等正式的制度环境（Lim 等，2010；李和 Zahra,2012），也包括文化和信任等重要的非正式制度（Clercq等，2013）。本章着重关注与要素市场扭曲密切相关的金融环境、法律环境和产权制度等重要的正式制度环境。

（一）金融环境的影响

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4]与要素的流动性及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密切相关（张杰等，2012）。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要素流动较便利，要素价格较能反映真实的要素供需状况，因而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程度相对较低。反之，如果地区的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要素跨区域的流动性较低，要素市场分割程度会较高，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也较高；樊纲等（2011）的研究也发现，我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是影响当地要素市场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地，地方政府对要素价格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控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较强（李雪灵等，2012），地方政府能够较好地控制要素价格和要素跨区域流动，因而要素市场表现为较高的扭曲程度。而地方金融市场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要素流动性提高，会弱化地方政府对要素的价格和跨区域流动性的控制，地方政府的干预效果会减弱，因而地方要素市场表现出较低的扭曲状况。基于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6a：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缓解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或者说，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也较低。

假说2.6b：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官员激励对要素市场产生的扭曲效应也较低；或者说，随着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官员激励的扭曲效应会逐渐降低。

（二）法律环境的影响

理论上，财政、晋升和寻租激励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对要素市场的干预程度和范围会受到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法制体系不完善、执法力度较弱的地区，地方官员的干预行为受到法律强制约束的程度较低，导致了地方政府权力过大（李雪灵等，2012），地方官员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活动会较频繁、干预范围会较广泛、干预程度会较深，因而当地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也会较高；相反，法制体系较完善、执法力度较强、执法程序较严格的地区，地方官员对要素市场的非法干预行为受到法律制度约束的程度会较高（Sobel,2008），因而当地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也会较低。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经历以及东欧国家和独联体成员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都表明，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效地抑制了政府官员的干预行为（Aidis等，2008；李雪灵等，2012），降低了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价格控制（Sobel,2008; Tonoyan等，2010）。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表明，法制工作虽然进展迅速，但是立法和执法等所面对的艰巨任务严重地制约了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发展（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由此，本章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2.7a：法律环境的改善能够降低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

假说2.7b：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官员激励对要素市场产生的扭曲效应也较低；或者说，随着地区法律环境的改善，官员激励的扭曲效应会下降。

（三）产权制度的影响

地方政府对当地国有产权的企业拥有实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也就是拥有实质上的所有权（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如果地方经济活动中的国有企业比重越高，地方政府官员越容易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对当地市场活动的控制力也越强。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企不分，是产生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微观基础（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为了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和缓解当地隐性失业的压力，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有动力阻碍要素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也有动力给予那些创造更多产值、财税收入及就业机会的出口型和高利润的大型国有企业各种优惠的要素供给（包括减免税收、税收返还、补贴和人才引进政策等），以扶持这些企业发展（张杰等，2011）。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通过设置区际竞争壁垒保护当地国有企业（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白重恩等，2004），而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则推动了地区的市场整合（陆铭和陈钊，2006）。基于此，本章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8a：产权制度是影响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因素，即国有产权比重较高的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也较高，反之亦然。

假说2.8b：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官员激励对要素市场产生的扭曲效应也较高；反之，国有企业比重较低的地区，官员激励的扭曲效应也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