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地方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算

一 要素市场扭曲的测算方法

要素市场扭曲是本章以及本书的关键变量，因而准确测度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非常重要。从前文要素市场扭曲的界定可知，采用要素价格扭曲或要素市场分割指标无法反映要素市场扭曲的全貌。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国内外常用的指标主要有如下两类：一类是国外学者常用的随机前沿分析法，另一类是张杰等（2011a,2001b）依据市场化进程指数构建的间接测算指标。两类指标各有优缺点，具体说明如下。

（一）随机前沿分析法

国外学者着重探索能够综合测度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刚性以及要素价格差别化三种主要形式要素市场扭曲的方法（Magee,1971）,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较好地满足要求。随机前沿建模的思路包括非参数化的数据包络法（DEA）和参数化随机前沿分析法。前者无须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有助于避免函数形式设定偏误。而后者在测度过程中无须进行过多假设，并且经济含义更加丰富。两种方法都是从效果角度来衡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着眼于一国或者一地区最优的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与实际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PPF）之间的差距（斯可卡，2000）。

但是，两种方法测算中国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存在一些局限：①前提条件就是假设所有的测度单元都具有同质性。然而中国不同省份地区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条件、人口条件以及经济制度文化的存在差异，导致中国地区间的差异不亚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在这种情形下，省级地区间的PPF的差异很有可能反映出的是地区间的地理和自然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未必能完全反映出要素市场扭曲效应的差异（斯可卡，2000）。②中国普遍存在着地区间的市场分割。杨（2000）发现，中国特色的增量式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市场扭曲。这种扭曲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事实上，造成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的动因与造成要素市场扭曲的动因有诸多共同之处，因此，必须寻找一个最为包容的测度指标来涵括这些动因。③利用参数化随机前沿分析法来测算中国省级地区间的要素市场扭曲，存在产品价格和要素投入数据缺失的问题，即便采用一些替代指标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议。

（二）间接指数法

基于对随机前沿分析法以上问题的认识，张杰等（2011a,2001b）基于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这一典型事实，借助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相关指数构建了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间接测算指标。两个测算指标分别为：

张杰等（2011a,2001b）两个测算指标具有一些优点：①由于采用的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指数的差距比值，避免地区间要素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自身因素的差异所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标的信息失真。②采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指数的差距比值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指标，可以准确反映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这一典型事实，这个指标可以同时涵括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刚性以及要素价格差别化这三个方面的信息。而且，该指标能够涵括不同省级地区政府为了获得经济竞争优势而干预要素市场程度差异的信息。③采取该测度方法可以避免其他测度方法所需关键数据难以收集的难题（张杰等，2011）。

张杰等（2011a,2001b）两个测算指标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①该指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地区，产品市场和总体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低，[2]因而会抹平地区间相对扭曲程度（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②该指数的测算结果出现了负值，这与事实不符（戴魁早，2015a,2015b）。表2.1和表2.2是依据张杰等（2011a,2001b）两个指标测算的结果，显而易见，有些地区有些年度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值为负。

（三）要素市场扭曲指标的选择

鉴于已有测算指标存在明显的不足，依据张杰等（2011a,2001b）的思路，可以进一步采用标杆分析方法完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构建，即以各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与基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相对差距作为衡量指标。这种衡量方法既能够体现地区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相对差异，也能反映地区要素市场随时间的变化程度（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基于此，借鉴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的做法，选择基于标杆分析方法的相对差距指数衡量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测算指标用下式表示：

式（2.3）中，FMit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max（FMit）为样本中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最高值，FMDit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3]各省份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来自于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相关年度。

二 要素市场扭曲的测算结果

借助樊纲等（2011）《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中的要素市场发展指数，可以测算1997—2009年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相关结果如表2.3和图2.1、图2.2所示。

（一）要素市场扭曲的总体变化趋势

从图2.1可以看出，整体上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1999—2007年间下降趋势尤为明显。但是，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改善过程是多有曲折的，1998—1999年、2008—2009年两个时间段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呈现出逆向趋势，后一个时间段的趋势尤为显著，这种趋势可能是由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冲击产生的。从图2.2可以看出，1997—2007年全国各省域要素市场扭曲指数标准差在不断扩大，这说明各省域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差异没有缩小，并且有扩大的迹象。

图2.2分地区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比较而言，东部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高（地区分类依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标准）；图2.2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指数标准差说明，1997—2007年间，东部地区各省域之间差异呈现出扩大趋势，且差异程度最为显著；西部地区各省域之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差异也有上升趋势，而中部地区各省域间的差异趋势不太显著。可见，比较起来，东部地区整体上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低，但区域内各省域间的差异程度在扩大，而中西部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高，但内部各省域间的差异却低于东部地区。

（二）要素市场扭曲的分地区变化趋势

从表2.3各地区1997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所有省市区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值都在0.55以上，各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差异明显。其中，青海、宁夏、重庆和云南是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高的四个地区，指数值分别是0.958、0.940、0.904和0.902，扭曲程度都在0.9以上；北京、广东和浙江是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低的三个地区，扭曲程度都在0.65以下，指数值分别是0.565、0.602和0.615。从各地区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各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差异明显，扭曲程度最高的地区值为0.773，而扭曲程度最低地区的值仅有0.286，差了仅三倍。其中，青海、黑龙江和甘肃是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高的三个地区，指数值分别是0.773、0.712和0.694；天津、上海和辽宁是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低的三个地区，扭曲程度都在0.4以下，指数值分别是0.286、0.354和0.355。

表2.4反映了不同时间段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的变化率和均值。显而易见，不同时间段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的变化率和扭曲程度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首先，从年均增长率值可以看出，1997—2009年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下降最快的三个地区为天津、辽宁和上海，年均增长率为-0.573、-0.555和-0.496；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下降最慢的三个地区为海南、河北和甘肃，年均增长率为-0.064、-0.106和-0.125。在“入世”前的1997—2001年间，大多数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都呈现着下降的趋势，但是，也有一些地区呈现上升的趋势；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下降最快的三个地区为上海、广东和天津，年均增长率为-0.421、-0.351和-0.322；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下降最慢的三个地区为贵州、湖南和宁夏，年均增长率为-0.006、-0.019和-0.049；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呈现上升的地区中，甘肃、河北和广西地区上升速度位居前三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125、0.117和0.092；此外，山西、内蒙古和吉林等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也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在“入世”后的2002—2009年间，大多数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也都呈现着下降的趋势，但也有一些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呈现上升的趋势；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下降最快的三个地区为辽宁、天津和河南，年均增长率为-0.403、-0.356和-0.318；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下降最慢的三个地区为广东、福建和海南，年均增长率为-0.021、-0.037和-0.066; 2002—2009年间仅有上海和北京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053和0.015。

比较“入世”前后的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增长率，可以看出，“入世”后大多数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都得到了改善或缓解，“入世”前，要素市场已经发展较好的地区（如上海和北京）出现了扭曲程度的加剧。可见，“入世”对我国各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和发展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如河南、贵州和宁夏等）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其次，从不同时间段均值可以看出，1997—2009年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低的三个地区为上海、北京和天津，均值分别为0.372、0.412和0.418；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高的三个地区为青海、黑龙江和吉林，均值为0.857、0.844和0.829。在“入世”前的1997—2001年间，大多数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普遍高于1997—2009年间的值，各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低的三个地区为广东、福建和浙江，均值分别为0.503、0.541和0.580；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均值最高的三个地区为青海、黑龙江和宁夏，均值分别为0.944、0.898和0.897。在“入世”后的2002—2009年间，大多数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值都显著低于“入世”前，而且各地区之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也差异明显；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均值最低的三个地区为上海、天津和北京，指数均值分别为0.232、0.300和0.305；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均值最高的三个地区为黑龙江、青海和吉林，指数均值分别为0.811、0.803和0.796。

比较“入世”前后要素市场扭曲指数的均值，可以看出，“入世”后大多数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均值都变小了，这说明“入世”促进了我国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下降。

（三）要素市场扭曲指数的补充测算结果

鉴于樊纲等（2011）《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仅有1997—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过程中，时间序列可能较短。由于“要素市场发育指数”的测算中含有一些需抽样调查的数据，无法事后进行补充。为此，这里还借鉴了韦倩等（2014）构建市场化指数的方法，补充了1995—2013年间的要素市场发展指数，进而依据式（2.3）测算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数。要素市场发展指数依据下式方法进行补充：

式（2.4）中，FGit为i地区在t时期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值；NSTit为i地区在t时期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由各地区各年度的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比重来反映。依据1997—2009年的数据对式（2.4）估计，可以得到估计系数φ、ρ和τ；将这三个系数作为1995—2013年间FGit和NSTit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近似参数，推算出调整后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依据式（2.4）测算的与樊纲等（2011）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拟合程度较高。这样，可以将樊纲等（2011）“要素市场发育指数”1997—2009年的数据与依据式（2.4）测算值相组合，就可以补充1995—2013年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值，进而依据式（2.3）可以测算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补充的数据如表2.5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