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
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可以大致分为经验归纳和理论演绎两类。所谓经验归纳法，就是试验性地给出决定消费行为的有关变量，然后运用计量方法估计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并对估计结果进行统计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增加或删除一些变量，直至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理论演绎法是从某种理论框架出发，同时加入中国的制度性特点，推导出相应的理论结果，然后再使用现实数据对这些结果进行验证。从消费理论的发展过程看，根据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假定，可以将消费者分为短视型消费者、后顾型消费者、前瞻型消费者、有远见的追求最优化的消费者四种类型，[13]对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也经历了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持久收入、一生收入（或者称财富）、未来风险等几个阶段。我国学者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了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
一 对我国消费行为模式的判断
国内学者对我国消费者行为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试图得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以确定影响我国消费者的主要因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下面几类方法：一类是在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框架内，判断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符合哪一类消费理论；另一类认为西方消费理论无法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进而根据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自身特点而自行设计消费理论。
1.王于渐方法——数据拟合法
最早分析各种消费函数理论在我国适用性的当属王于渐，[14]其方法是直接使用数据拟合不同的消费函数，通过拟合结果判断哪一种消费函数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消费函数的估计与阐释》中，王于渐使用1952～1985年的总量时间序列数据、1983年和1984年的省际截面数据、1981～1985年省际农民家庭调查数据，分别验证了绝对收入函数、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函数、随机游走理论。结论是：绝对收入函数、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函数均能拟合我国的数据，而随机游走理论在中国不被证实。
实际上这一方法未能找到最适合我国消费者的消费函数，王于渐在文章结尾一段也指出：“随意采用特定的计量方法来估计经济关系是可能有误导性的，除非能根据经济理论来指引实证研究，否则要阐释公式中的意义就会遇到相当的困难。”臧旭恒认为“没有以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的分析为基础”是该方法失败的根本原因。[15]
2.臧旭恒方法——消费者行为假设与数据拟合相结合
臧旭恒以消费者行为假设为消费函数研究的基础，在详细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的基础上，确立典型的行为特征，随后选择和建立消费函数的理论模型，并采用我国数据进行验证。[16]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因素有消费选择自由、价格充分弹性、预算约束、没有流动约束、存在不确定性五个方面；对行为主体的内在设定包含的因素有理性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规避风险、时间偏好四个方面。通过两大方面九种因素的比较，臧旭恒认为1978年以前我国消费者适用凯恩斯消费函数，1978年以后适用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消费函数，理性预期消费函数对中国的可应用性较小。随后采用分阶段和分城乡构造模型的方法，首先使用1978年以前的数据验证了凯恩斯消费函数对城乡居民的适用性，其次使用1978年以后的数据验证了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消费函数对中国城乡居民的适用性。
由于我国数据可以同时拟合凯恩斯消费函数和持久收入/生命周期消费函数，实质上其结果仅依赖于最初的理论分析，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是决定消费者究竟服从哪一类消费函数的主要因素，而对外部环境与内在设定的直接证明又存在较大难度，这就使得其结论有一定的主观性。同时，限于当时对消费理论的研究状况，臧旭恒对随机游走理论的替代与修正尚未完成，虽然通过揭示消费的过度敏感和过渡平滑发现了随机游走理论的不足，但是对西方消费理论内在逻辑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3.余永定、李军、叶海云等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自行设计的消费函数
国内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特点的共同认识是，中国居民并不是以一生时间为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的，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存在特定的消费高峰以及相应的储蓄目标。同时，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消费信贷不发达、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制度转轨过程中不确定性强等因素，我国消费者是短视的。因此，余永定和李军[17]以及叶海云[18]等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自行设计了若干理论模型，建立了基于短视行为的消费函数模型，这些模型虽然可以较好地描述我国居民消费的短视行为，但是依然无法解释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不断降低、城乡及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消费率差异过大等问题。而且其理论仅针对居民消费行为的某一类特点，使得其适用性太过狭窄，当社会环境、经济制度发生改变时，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也就随之大大降低了。
西方消费理论在库兹涅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即在平均消费倾向长期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建立了一系列假说。然而在最近20年，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典型特征是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这一理论前提的不同从根本上导致了主流的西方消费函数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
二 收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由于几乎所有消费函数理论将收入作为影响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学者主要从实证方面验证收入与消费的密切关系，从采用的计量方法上看，这一类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内学者主要通过相关分析、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进行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厉以宁[19]、李子奈[20]、臧旭恒[21]等人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理论缺陷是没有考虑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如果两个序列都非平稳并且不存在协整关系，就会存在伪回归问题。第二阶段，人们开始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从而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伪回归问题。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是秦朵[22]、孙凤和易丹辉[23]、杭斌和申春兰[24]、田青[25]、张继海和臧旭恒[26]等人的研究。张继海和臧旭恒利用1978～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进行了协整分析，发现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且当期收入和长期均衡都对居民的消费具有较强制约作用。[27]田青利用1985～2006年城镇居民按收入分七层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实证了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以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不同收入阶层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协整关系。[28]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以时间序列为基础的研究仅能从1978年开始，这样就存在样本太小的问题，从而大大影响了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第三阶段，以面板协整为基础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这样既克服了样本量小的问题，也解决了伪回归问题。李敬强和徐会奇利用各省份1997～200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不同收入来源对消费支出的拉动力存在显著差异，工资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拉动力超过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而转移性收入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29]苏良军、何一峰、金赛男还分析了我国不同省份的暂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他们设计了一种新的方法度量暂时收入，用当期收入对人均GDP进行回归，把通过回归方程估计得到的收入作为持久收入，把残差作为暂时收入。其实证的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暂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但是不同省份之间暂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力差距很大。[30]
由于增加收入对促进消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关于如何增加居民收入的研究又超出了消费理论的范围，消费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收入既定时影响消费的因素，探究如何提高消费在居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面介绍我国学者对消费倾向影响因素的研究。
三 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因素
作为对消费需求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收入的重要性已经获得人们的一致认可，然而剔除收入外，或者说当收入固定不变时，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则需要通过分析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来寻找。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消费理论认为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对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一直未能受到重视，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变动的因素也基本依靠研究者的直觉判断来确定，既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充分的实证分析。
除收入以外，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很多，如社会保障的状况、信贷市场的完善程度、流动性约束的强度，以及由制度、宗教、习俗等因素决定的习惯和偏好。在收入处于同一水平的不同社会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别很大，如美国的消费倾向就高于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31]美国白人的消费倾向普遍高于黑人，而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也高于农村居民。[32]关于收入影响消费倾向的问题，则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凯恩斯曾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认为随着收入增加会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然而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我国学者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的研究，基本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主要从制度、习惯、传统、社会保障等方面给出直觉判断。刘建国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第一，制度因素，如土地制度改革不彻底、分配制度不合理、政府干预过多等，都加剧了农户收入预期的不稳定性，使得农户消费倾向严重偏低；第二，城乡差别因素，如基础设施落后、义务教育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等；第三，文化传统因素，农民具有很深的家族意识，为子女建房是农户储蓄的主要动机。要通过改变农户消费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增强未来收入的稳定性，提高其消费倾向。[33]骆祚炎、刘朝晖认为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变强、财产性收入比重过低、城乡收入差距太大等是导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采用时间序列数据仅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一个边际消费倾向的值，难以进行趋势变动情况的分析，这种估计方法上的问题进一步增加了研究中的困难。[34]谢子远等运用变参数模型估计了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序变化，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经历了一个开始低，随后上升，然后下降的复杂过程，并从制度变迁、收入变动和理性预期等方面解释了其演变的原因。[35]
四 风险对内生消费的影响
我国学者主要在预防性储蓄的框架内研究风险对消费的影响，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储蓄或消费为被解释变量，以风险为解释变量，通过模型检验风险与储蓄或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如宋铮、万广华等、郭英彤等、陈学斌等、刘兆博等。宋铮以城镇居民收入的标准差为衡量未来收入不确定程度的指标，以城镇居民储蓄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发现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会导致储蓄增加。[36]万广华等运用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对储蓄的影响，也发现两者都会导致居民储蓄增加。[37]郭英彤、张屹山利用1995～2000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开支与储蓄的相关性，发现我国居民储蓄深受预防性动机的影响，且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教育、医疗两项消费开支。[38]陈学彬、杨凌、方松在对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进行研究时发现，随着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和风险意识增强，预防性储蓄增加。[39]刘兆博等利用卡罗来纳人口中心在中国进行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的影响因素，发现不确定性、持久收入和教育负担三个因素都会影响农民的预防性储蓄。[40]上述研究的结论都肯定了风险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然而其共同的缺陷是未能对风险水平与消费倾向进行因果验证，也就无法解释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不确定性的增强。
另一类学者通过估计消费者谨慎系数研究预防性储蓄，根据戴南（Dynan）[41]提出的方法，利用泰勒级数的二阶展开估计消费者谨慎系数，以此推断未来风险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如龙志和与周明浩、施建淮等、杜海韬和邓翔、罗楚亮、易行健等，以及戴南等人，但是对相对谨慎系数的估计结果存在非常大的差距。龙志和、周明浩利用戴南提出的模型估计了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相对谨慎系数的定义为：
，得出1991～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为5.08。[42]施建淮等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的月度数据，估计得到的居民相对谨慎系数仅为0.878。[43]杜海韬、邓翔利用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1978～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得到的农村居民相对谨慎系数为10.51，城镇居民相对谨慎系数为15.28。[44]罗楚亮利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对农村居民做的住户调查数据，估计得出受灾农户的相对谨慎系数为0.132，而未受灾农户的相对谨慎系数仅为0.088。[45]易行健等选择中国农村居民1992～2006年的分省份面板数据，以五年移动平均的方法，分别估计了东、中、西部不同时期的相对谨慎系数，结论是，在最初的1993～1997年西部最高，为6.382，中部最低，为3.718；此后虽逐步增加，但差距不断缩小，到2002～2006年，东中西部已基本持平，都在7.5附近。从被广泛使用的常数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CRRA），即U=（1-γ）-1C1-γ看，相对谨慎系数ρ=1+γ。[46]戴南认为γ的取值范围一般是1～4，因此ρ的值应该在2～5，而我国学者的估计结果均与此结论有一定差距。[47]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城市家庭财产调查的结果，储蓄最多的20%的高收入家庭拥有城镇全部人民币储蓄总量的64.8%和全部外币储蓄总量的89.1%，而储蓄最少的20%的低收入家庭这一比例分别仅为1.2%和0.2%。从理论上讲，低收入居民应该具有更强的谨慎性动机和流动性约束，其储蓄也应该更多，而高收入居民则应该具有较低的谨慎性动机，可见仅用谨慎动机或者未来的不确定性无法解释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
五 制度与心理因素对内生消费的影响
1.制度
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的西方消费理论设定居民消费倾向长期不变，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为猛烈的经济周期波动和不稳定的宏观环境使得居民消费倾向不断发生变动，外生不确定性对消费者的影响越来越大，主流消费理论只讨论内生化的研究越来越远离现实。将外部的不确定性纳入消费者决策模式，利用外生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消费倾向的变动。
制度变迁是我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行为模式演变的内在动因。当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全面市场化以后，外部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就被纳入了居民消费行为。从传统的外生消费行为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内生消费模式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居民承担未来市场风险的积极反应。1994年确立的建立市场经济模式的目标，从根本上奠定了我国居民行为规范的制度基础，尽管居民还面临制度变迁风险，但居民的收入、消费内生决定模式已经形成。[48]1992年后的福利制度解体导致了风险规避的内生化，人们必须通过调整收支结构把跨时消费与储蓄的最优均衡纳入决策范围，调整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比例。居民预期到福利制度改革带来的制度风险是长期的，价格改革作为1988年的制度变革，引起了居民的抢购，消费倾向也大幅度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尽管价格上涨很快，但消费者已经认识到通货膨胀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不可能长期化，因此消费倾向没有相应上升。而消费者认识到福利制度解体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其影响是长期的，这引起了储蓄倾向提高。
黄少安、孙涛考虑了社会习俗、道德习惯和家庭伦理等非正规制度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认为东方文化中具有注重财富的代际转移和重身份地位而轻钱物两种传统，如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无偿资助（结婚、购房）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他们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了财富存量和收入转移，以此解释我国的高储蓄率现象。城市居民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消费行为模式变化很大，20世纪80年代，为购买耐用消费品而进行的储蓄迅速减少，作为对教育制度改革所带来风险的回应，为子女教育进行的储蓄迅速增加，同时为养老而进行的储蓄和为了获取利息而进行的储蓄都快速增加，储蓄已经不仅是延期的消费，而且是一种长期投资项目，具有财富上的意义；作为对房改的反应，居民购房也迅速上升。农村居民虽然受到了不同制度变迁的影响，但是其行为特征也表现了从短期规划到长期谋划的转向，集中表现为为建房而进行的储蓄减少、养老储蓄意愿增强，为获取利息而进行的储蓄也迅速上升。[49]
2.心理因素
居民心理账户分为当前消费账户和保障预防性账户两类，居民心理账户的结构是决定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当前消费账户的消费倾向较高，保障预防性账户的消费倾向较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在保障预防性账户中的资金就越多。经济环境的不确定程度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账户结构而决定居民消费额度。由于在改革进程中出现制度结构失衡，居民心理账户的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这是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50]孙凤等运用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中国消费者的自控与心理账户，将居民总资产分为当期收入账户、财产账户和未来账户三类，其中，当期收入账户又分为经常性收入账户和暂时性收入账户两类；财产账户又分为积累账户、投资账户、计划账户、预防账户四类。每个账户都有不同的消费倾向，通过实证发现性别、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对生活的满意度等因素都会影响消费者的心理账户。[51]
孔东民把对收入变化的预期作为参考点，将收入的实际变动分为“优于预期”和“劣于预期”两类时期，由此构造了一个可检验的计量模型，利用GMM和OLS两种检验方法对我国城镇居民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支持前景理论假设而拒绝了短视行为和流动性约束，在收入增加比预期差的年份，居民消费倾向要普遍低于收入增加好于预期的年份，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损失规避特征，而且我国城镇居民中并不存在明显的短视行为和即期的流动性约束。[52]艾春荣等运用我国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实证了习惯偏好下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发现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消费变动都呈现了对预期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而且城镇居民总消费变动的敏感性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变动的收入敏感系数低于农村。过度敏感性表现了比较明显的非对称模式，城镇样本关于消费变动的估计支持“损失厌恶”理论，而农村样本则支持了流动性约束或短视假说。[53]李凌等采用1991～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其结论是，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非耐用品支出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低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消费变动紧跟收入变动，表现了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的对称形式，参数估计支持“短视行为”假说；而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动则表现了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的非对称形式，参数估计支持“损失厌恶情绪”假说。[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