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要内容与各章安排
由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面临储蓄不足的问题，主流消费理论以库兹涅茨发现的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不变为研究起点，完全放弃了对消费倾向变动问题的研究。而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中，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理论前提在我国是不存在的，借鉴西方消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存在诸多困难。因此，本研究以反映内生消费的消费倾向为研究核心，在回顾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研究脉络的基础上，结合行为经济学的损失规避理论，从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问题与不足出发，通过修正其前提假定和研究方法，建立了一个能够分析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消费行为的短期消费函数，以此分析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从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寻找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的原因，为有效启动我国居民消费提供政策建议。
第二章首先给出内生消费的定义，随后回顾凯恩斯消费函数和新古典消费函数对消费倾向问题的研究。要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只能依靠内生消费和内生投资的推动。内生消费指在现有经济系统内，不依靠外部的刺激与推动，仅仅依赖各参与主体自发的决策行为，居民愿意且能够消费的量。内生消费的增加或者消费的内生增长是在同等收入下居民愿意消费更多，其直接反映就是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因素也就是促进消费内生增加的因素。从凯恩斯消费函数看，平均消费倾向由边际消费倾向和自发消费两部分组成，平均消费倾向受到收入变动的影响，只要收入增加，就一定对应着平均消费倾向的减小，而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变动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更准确地代表消费者行为模式，而平均消费倾向无法准确反映消费者行为模式的改变。凯恩斯给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边际消费倾向概念，并未明确指出收入变动是否涉及收入地位的改变。而固定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仅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和社会上所有人按相同比例同时增加收入产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收入增加也就对应着两种类型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长期内存在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不断变动的因素，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得到的边际消费倾向为一段时期内的平均值。只有采用截面数据才能估计得到最准确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同时，本研究还讨论了在采用微观截面数据估计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时，离群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持久收入/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对“库兹涅茨之谜”的解释，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不变是其模型设计的理论前提，而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平均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在持久收入/生命周期理论中，持久收入被定义为一生财富的年金价值，消费者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为当期消费等于持久收入，此时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这样也就失去了进一步研究边际消费倾向的理论基础。同时，为了能够具有“理性的标准模型”，西方消费理论采用了总量分析法，放弃了结构分析；为追求模型的微观基础而采用代表性消费者假设，假定消费者是完全同质的，完全忽略了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消费行为的巨大差异，也未能考虑不同类型支出和收入对消费者决策过程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在第三章引入了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重点分析了损失规避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在前景理论中，人们对价值的感受不是财富或福利的最终状态，而是其改变，人们通过价值函数评价每个被编辑过的前景，面对收益时价值函数是凹的，面对损失时价值函数是凸的，且损失区域比收益区域的值函数陡峭。前景理论把人们的选择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在编辑阶段，人们将给定前景的表述简单化；在评价阶段，决策者通过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对每个被编辑过的前景进行评价，选出价值最高的前景。
在前景理论与消费理论结合所形成的行为消费理论中，行为生命周期理论重新讨论了边际消费倾向问题，认为不同心理账户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者通过财富在不同心理账户之间的转移实现对消费支出的自我控制。对心理账户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人们如何感知和评价各种经济事务的结果以及怎样做出决策；二是人们如何把经济行为分配到各个具体、细微的心理账户中；三是人们对心理账户进行检查和评估的频率。以心理账户为基础的行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具有双重偏好，一个关注短期，倾向于尽可能多地进行眼前消费；另一个关注长期，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愿意牺牲眼前消费，为以后的消费进行储蓄。前一种偏好者被称为行动者，后一种偏好者被称为计划者，行为者都想及时行乐，尽可能多地享受眼前的消费而不考虑未来的消费；计划者关心未来消费，尽力通过自我控制，以意志力来抵抗当前消费的诱惑。而不同的心理账户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而且不同心理账户内的资金无法自由转换，消费者正是通过事先设定的约束机制将一部分资金转入消费倾向低的心理账户以实现自我控制的。具有损失规避意识的消费函数分析了参考点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在最优化分析框架下证明了消费行为的两阶段性，从而为区分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仅凭直觉认为：“满足人们及其家庭的现行基本生活需要通常比积累具有更强的动机。只有在达到一定的舒适程度以后，积累的动机才会较强。”然而，在消费决策中，是否当收入超过某一特定水平后才开始储蓄？这一特定水平究竟如何决定？这些问题一直缺乏理论上的系统研究。鲍温等人提出了具有损失规避意识的消费函数，分析了当消费者仅有两期生命时的消费决策过程，在最优化的分析框架下证明了消费行为的两阶段性，发现不同类型的支出在人们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当存在收入不确定时，具有损失规避意识的消费者会尽力避免当期消费低于参考点水平。当平均每期收入高于参考点时，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储蓄增加；当平均每期收入低于参考点时，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储蓄减少。鲍温等人在分析中将消费习惯作为损失规避参考点，也未进一步讨论收入超过参考点部分的消费行为。本研究在第四章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分析，结合迪顿等人关于分段线性消费函数的研究结论，建立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短期消费函数。由消费者的损失规避行为可知，即使当第一期收入Y1小于参考点时，消费者也将尽可能增加第一期消费以使一生总效用不断增加，其增加幅度取决于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状况，但一定不会进行储蓄。本研究采用山东省居民住户调查微观数据和全国城乡住户调查分层数据，验证了消费行为的两阶段性，两方面的数据都支持了本研究的结论。
随后，本研究分析了分段线性消费函数条件下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补贴收入处于参考点以下的居民能够有效扩大消费需求，而收入超过参考点的居民，其边际消费倾向远小于1。等量转移支付，参考点以下居民增加的消费为参考点以上居民的两倍，补贴参考点以下居民的政策效果优于补贴参考点以上居民的政策效果。从计算公式上看，自发消费和最低生活成本具有共同的性质，最低生活成本则是消费决策要首先扣除的量，它们和参考点的区别在于两者估计时所采用的数据区间不同。在此基础上，第五章实证分析了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过程和影响因素。1988～1998年的十年间，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几乎呈现直线下降的态势，从1988年的0.86下降到1998年的0.61，十年间共下降了25个点。从外部经济制度变迁过程看，1992年以后，我国进行了迅速的市场化改革，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逐步展开，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解体。从居民储蓄动机看，1992年以后储蓄中预防性动机逐渐增强，我国城镇居民1997年生活状况调查公布的居民储蓄动机数据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子女教育，处于第二位的是应付疾病及意外急用。综合三种现象，由社会变革和社会保障的缺位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导致居民大量进行预防性储蓄、使得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由于农村居民一直没有受到强烈的制度变迁冲击，其边际消费倾向一直稳定在0.50左右，2005年出现了轻微降低，随后又恢复到原有水平。
通过证实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损失规避特征，本研究发现未来支出增加或收入下降等导致未来生活水平降低的因素都会使得居民消费行为模式发生改变。在第四章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参考点变动和未来风险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发现参考点与未来风险都会影响其变动，参考点会增加居民未来支出的预期，而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强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两者都会造成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住房、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是影响参考点变动的最主要因素，这其中又以住房的影响最为典型，高房价将购房者的大量收入转移到垄断部门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收入的分配不公，压缩了低收入者其他商品的购买能力。因此，应该开征垄断税，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从企业部门转移部分收入直接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同时起到减小收入差距和扩大消费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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