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犯北京，1860年8～10月
就在清廷盘算着如何充分利用它在大沽的胜利时，失败的消息传到英国。随着更多细节的披露，在普鲁斯采取的行动是否得当的问题上，舆论出现了分歧。有些人认为，他应当接受中国的邀请，在北塘登陆；而另外一些人则反驳道，额尔金勋爵已经确然无疑地得到了从北河通行的权利，因此，普鲁斯坚持要走这条路线是完全正当的。甚至连巴麦尊勋爵的内阁在这一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在返回英国后被任命为邮政大臣的额尔金勋爵就劝告不要采取过分鲁莽的反应（Costin 1937：293-300）。
当辩论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内阁却在法国人的刺激下采取了行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决定为法国的荣誉而进行报复，宣布向中国派遣一支远征军，以洗雪大沽失败的“耻辱”。关于华若翰在交换美国条约批准书时所受待遇的消息，也成为刺激英国人的另外一个因素。有报道说，中国要求华若翰遵守清廷的礼仪，但遭到拒绝，结果华若翰未能觐见清朝皇帝。最后，他只好在海边的北塘而不是北京交换了批准书（F.W.Williams 1889：297-326；Banno 1964：110-119）。巴麦尊政府由此认定清廷又回到了与外国打交道的传统方式，于是决定只在清朝首都交换条约批准书，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在这年秋末和1859～1860年冬初，英法政府同意共同组织一支联合远征军，还是由代表各自政府缔结了《天津条约》的英国外交官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率领。尽管英国政府担心这次远征会进一步动摇清朝统治（如果清朝统治被来自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所推翻，英国获得的那些条约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但额尔金仍然受命要求清政府为大沽事件道歉并为这次远征的耗费增加赔偿。他还得到指示，如有机会，争取获取香港岛对面大陆上的九龙半岛（Costin 1937：316）。就在这些计划还在英国制订的时候，普鲁斯未经授权，于3月8日从上海向清政府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如果英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向中国开战。作为回应，清政府要求普鲁斯回到北方，在不带军队的情况下进京换约。与此同时，在上海的钦差大臣何桂清——清廷的回复就是通过他传达给普鲁斯的——接到命令，要求他就《天津条约》中皇帝和军机大臣们一直认为不可接受的某些条款，尤其是公使驻京和赔款的规定，重新与英国展开谈判［Correspondence 1861（CRAC）34-36，42-43］。然而，这些努力并未取得结果，普鲁斯拒绝就他认为《天津条约》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进行谈判。
1860年6月26日，《天津条约》签订两年后，大沽军事冲突一年后，英法两国政府联合宣布对华开战。两天以后，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到达上海，并且召集他们的随行人员。巴夏礼和威妥玛再次成为额尔金的译员，罗亨利（Henry Loch）被任命为他的秘书。接着，英法代表启程北上，与分别驻扎在北直隶湾的大连和芝罘的英法军队会合。
英国军队司令是镇压印度1857年起义的英雄克灵顿（James Hope Grant）将军（Farwell 1972：138-139）。克灵顿麾下的军队共有13000人，其中大约1/3来自印度的军团，包括费恩和普罗宾骑兵队以及两个在印度起义期间招募的非正规炮兵队。步兵由8个营组成，分别来自一些野战团，包括皇家苏格兰人团、女王的皇家西萨里团、巴弗团（东肯特团）、国王的皇家步枪团、爱丁堡公爵的威尔特郡团，以及汉普郡团、埃塞克斯郡团和东萨里团。所有这些部队都曾经参加过镇压印度起义。也有一些部队来自皇家海军轻步兵、皇家炮兵和皇家工兵。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的7000名法国军队，由孟斗班（Cousin Montauban）将军统率。法国军队由101和102步兵团、第二骑兵营、两个工兵连、4个炮兵连以及一个海军陆战团组成（Knollys 1875：29-31）。集结在香港的还有英国海军和法国海军，以及一支2500人的华勇营，这支部队后来在攻占大沽炮台时一战出名（Graham 1901：170；Walker 1894：210；M’Ghee 1862：210）。
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于7月30日在北塘登陆，开始了联合作战。由于北河仍然被封锁，克灵顿将军企图从陆路进攻大沽炮台。然而，这一战略带来了许多难题。整个滨海地区到处是潮泥滩、被一条条两边筑有陡堤的沟渠分割成的盐池以及绵延数英里的湿地。不过，这种地形所造成的困难很快就被解决了。侦察兵们找到了一条凸起的堤道，可以从北塘到达小镇新河。从这里沿北河而下大约6英里，就可以到达大沽。8月12日，英国部队攻打新河。尽管蒙古骑兵表现得“极其勇敢和坚定”[11]，但印度非正规骑兵队在新式阿姆斯特朗枪的支持下，夺取了这个小镇（Walker 1894：171-172）。
当英法联军准备进军新河时，直隶总督恒福与额尔金勋爵取得了联系。他表示不清楚英法联军登陆的目的，希望能与额尔金进行会谈。额尔金在答复恒福这次和随后的来函时声称，只要中国政府不答应普鲁斯3月的最后通牒，开放通向天津的北河，他就不会停止军事行动［CRAC 98，100，105-107，112；Loch（1869）1900：47-50］。随后，联军奉命沿着大道和堤道南下，于8月21日攻占了大沽炮台[12]。在经历了一年前的失败之后，英军认为夺取大沽炮台非常重要，应该给参战部队授予战斗荣誉。这次战斗后，专门制造了胜利奖章，部队的团旗也加上了“大沽1860”的字样[13]。由于一年前的失败现已雪耻，英法军队便掉转方向，向天津进军，并于8月25日占领了天津。此后不久，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得到通知，参与《天津条约》谈判的桂良以及恒福、恒祺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当桂良于9月1日抵达天津时，额尔金以为，或许还需要再进行“一些威吓”，才能完成他的使命（Walrond 1872：349）。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桂良却表示，英国的所有要求将全部得到满足。此后几天，巴夏礼、威妥玛、法国译员美理登（M.de Méritens）、德拉马（Abbé Delamarre）和中方人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英国谈判代表们报告说，桂良和其他钦差大臣并没有他们在1858年时所具有的同样权力（CRAC 155-156）。额尔金和葛罗立即中止谈判，声称在到达通州以前不再与清政府谈判代表进行任何讨论。通州位于北河的终点，离北京城墙大约15英里远。于是，英法军队继续前进。
英法使团于9月11日到达离天津20英里左右的杨村，收到了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送达的文件，声言他们具有相应权力。但额尔金和葛罗拒绝与他们交涉（CRAC 161-162），英法军队继续前进，并于14日抵达大致位于北京和天津中间的河西务。在河西务，额尔金向克灵顿了解了军队补给的情况，并在收到清朝钦差大臣表示接受联军全部条件的信函后，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同时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前往通州，与怡亲王进行进一步的交涉（Walrond 1872：352-353；CRAC 170）。
清朝钦差大臣们在与额尔金的使者们的初次会见时，出具了授予他们谈判全权的谕旨。在此后的会谈中，各方议定可以达成一项包括额尔金所受训令中提出的所有附加条件的初步协议。此外，各方都同意在北京交换1858年天津条约的批准书。鉴于感到敌对状态现在已经结束，各方还议定联军停止前进，在通州城东大约6英里的张家湾驻扎。然后，额尔金勋爵将在1000名武装人员陪同下前往北京（CRAC 171）。
9月17日，巴夏礼在罗亨利、《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Bowlby）、两名文职官员德诺曼（de Norman）、托马森（Thomson）以及一支26人的骑兵小分队的伴随下，在通州向怡亲王转递额尔金确认以上协议的文件。当英国使者开始讨论最后细节时，他们发现气氛明显地改变了。清朝钦差大臣们表示，他们对额尔金想带进北京的士兵数量以及额尔金坚持要将英国女王的一封信亲自递交到皇帝手中的要求感到非常不安（CRAC 172）。由于在这些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巴夏礼及其同事退出会谈，在一些清朝低级官员的陪同下，到张家湾为联军选划宿营地。一到那儿，他们就发现清朝军队加强了防御，周围地区还分散驻扎着蒙古骑兵。巴夏礼于是派罗亨利去向额尔金报警，他本人则返回通州向清朝钦差大臣进行交涉。按照巴夏礼的记载，怡亲王告诉他，在和谈完成以前，清朝军队不会撤走（CRAC 229）。可能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清廷得知天津知府石赞清被英军扣留。怡亲王命令僧格林沁逮捕了巴夏礼及其随从，而清廷现在也决心开战，悬赏斩获联军官兵的首级[14]。
额尔金立即做出了反应，率军向通州前进。英法联军于9月18日在张家湾击败了清军，接着又于20日占领了通州。第二天，这场战争中最后一次重大战役在通州东面的张家湾和西面的八里桥展开（Anglesley 1975，2：228-231；Knollys 1894，2：141-142；M’Ghee 1862：174-178；Davis 1887-1906，5：127-129；Walker 1894：201-202）。僧格林沁的部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最终被击败。北京门户洞开。军事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及其顾问们，包括怡亲王在内，逃到北京东北约200英里的承德避暑山庄。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求和（Banno 1964：171）。
9月22日，恭亲王通知联军，他拥有全权，并且要求停战（CRAC 175）。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拒绝停战，要求首先释放巴夏礼和其他被囚禁的人。恭亲王回复道，一经停战，将立即释放巴夏礼等人[15]。恭亲王的交涉很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或许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恭亲王还说，由于皇帝已经离开北京，去进行一年一度的狩猎，所以额尔金勋爵不可能将女王的信件亲手交给皇帝。由于预见到英法军队要攻打北京，恭亲王一直在北京城外调集军队，而在北京城内，则设立了一个城防机构（CRAC 183-184；Banno 1964：172-177）。当谈判再次明显地陷入僵局时，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命令英法军队进军北京。10月5日，在北城墙安定门外的西黄寺设立了大本营。在此同时，英法军队则继续向北京北面和西面推进，搜寻清军的残存部队。10月7日，法国军队到达了一处有围墙的园林，他们认定这就是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在击溃了园内一些留守人员以后，法国人开始劫掠这所皇宫。很快地，英军官兵也参加到劫掠之中。
当圆明园的劫掠正在进行的时候，一封最后通牒发给了恒祺：限令北京的清军于10月13日向联军交出安定门，否则就将攻破城墙，炮轰北京城（CRAC 188）。这封最后通牒发出的次日，巴夏礼和罗亨利被释放，但其他被俘人员的下落和命运仍然不得而知。随着最后期限10月13日中午的临近，恭亲王就圆明园遭到洗劫一事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进行赔偿。同时，他还要求就安定门的控制问题进行谈判（CRAC 195-196）。联军拒绝对此做出答复。最后期限到达前几分钟，安定门打开了，战争——就其所有实际目的而言——最终结束了。
在此后几天里，巴夏礼一行的其余幸存人员以及死者的尸体抵达了联军军营。总共有36名联军人员被逮捕，他们被俘后，被分成5组。巴夏礼、罗亨利、5名法国士兵和1名印度骑兵分在一组，他们都于10月8日安全返回。第二组有德诺曼、安德森（Anderson）中尉以及费恩马队的5名印度士兵。这一组当中，4名印度士兵于10月12日活着回来，其他人的尸体于14日运回。第三组有3名法国士兵和5名印度骑兵，其中1名法国士兵和4名印度骑兵于12日活着回来。第四组包括1名法国军官、《泰晤士报》的鲍尔比先生、4名印度骑兵和第一龙骑兵卫队的列兵菲普斯（Phipps），其中只有2名印度士兵得以生还。最后一组有3名法国士兵和4名印度士兵，全部被杀[16]。英国军队的巴巴松（Barbazon）上尉和随法国军队来华的德吕斯（Abbé Deluc）是在另外的情况下被捕的，据信他们已经在八里桥战役之后被斩首。鉴于有近20人被杀害，另外还有数人严重受伤，额尔金勋爵认为这样对待这些被俘者是“凶残的犯罪”（Walrond 1872：365）。
额尔金为此向恭亲王提出了正式抗议（CRAC 216），然后与葛罗男爵商议如何采取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必须为死者家庭争得金钱赔偿，同时需要进行惩罚，惩罚对象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清朝统治者。由于他们无法去惩治那些责任人（皇帝、怡亲王、僧格林沁），他们决定将愤怒发泄到皇家宫殿上。但在具体哪一处皇宫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Morse 1910-1918，1：610-611）。最后，额尔金自行其是，决定把毁掉圆明园作为“神圣的报复”（Walrond 1872：366）。第三章将具体讨论对圆明园的毁坏，这里只需说明，法国人拒绝参与这一行动。
毁掉圆明园以后，整个事件迅速走向结束。1860年10月24日，额尔金在数百名士兵护送下进入北京，前往天安门南面紧靠紫禁城城墙的礼部。在礼部，他会见了恭亲王，与其一起签署了《北京条约》，并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确认了英国有权在北京设立使馆，迫使清政府为1859年大沽的“误解”道歉，确定了800万两银的赔款，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并且将九龙割让给英国，允许华民出国。此外，《北京条约》还规定，中国皇帝要发布谕旨，命令在京城及清帝国各省公布《天津条约》［Mayers（1877）1966：8-10］。第二天，葛罗男爵进京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英法军队撤出了中国北部。第二年，普鲁斯返回北京，设立英国使馆。与此同时，根据恭亲王的指示，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常简称为总理衙门）。从这时开始，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就由北京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而不是由驻在通商口岸的钦差大臣负责。另外，咸丰皇帝1861年8月去世后，发生了宫廷政变，恭亲王与慈禧、慈安两太后得以摄理朝政，辅佐小皇帝同治。英国人发现北京出现了一个他们可以与之合作的政权（Hsü 1990：262-266）。这样，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一种和平的局面主导着此后的40年。第五章将讨论这种和平局面的性质，而接下去的两章则试图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本章所叙述的历史事件。
[1] 前者发生于1856年11月，当时有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受到攻击，美国指挥官阿姆斯特朗（Amstrong）准将攻占了广州附近的炮台并摧毁了167门大炮。见Morse 1910-1918：432-433。
[2] 当时的主要起义是开始于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此外还有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叛乱和华北地区被称作捻军的更为传统的农民起义。更具体的概述，见Hsü 1990：221-258。
[3] 和黄包车一样，这种三桅帆船也是中西技术的混合体，它由西式的船体和中式的索具装备组成。
[4] 有关报刊的评论，见Wong 1998：153-165。
[5] 关于这一辩论，见德尔比（Derby）勋爵的发言以及其他人于2月24日和26日在上院的发言，载Hansard’s，3d ser.，vol.144，cols.1155-1245，1310-1388。关于下院的辩论，见Hansard’s，3d ser.，vol.144，cols.1391-1485，1495-1585，1589-1684，1726-1850。哈特（Hurd）对这一辩论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并且讨论了议会的派系斗争，见Hurd 1967：47-60，也见Wong 1998：196-198。
[6] 伯驾（Peter Parker）于1856年曾经试图修改美国条约，但未获成功。见Morse 1910-18，1：416-418；Swisher 1953：312-326。俄国人一个月以前也遭到了同样的失败。
[7] 据魏斐德（Wakeman 1966：175）研究，在占领结束时，多年来一直深受土匪、叛乱者和政府横征暴敛之苦的珠江三角洲乡村农民，对外国占领带来的和平局面表示感谢。
[8] 美国和俄国公使曾劝说额尔金接受他拒绝接受的清朝代表的证书，见CESM 304-305。
[9] 1854年，桂良曾与抵达大沽要求修约的英国、美国和法国使节进行过交涉；见Hummel 1943：428-430。
[10] 赫德（Hurd 1967：184）和希伯特（Hibbert 1970：244）都提到了这个传说，但没有提供表明它出现于1859年的资料。不过，这一故事第二年确实已经流传开来，沃克（Colonel Walker 1894：179）在8月24日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它。
[11] 虽然有不少记载称清朝军队指挥不当或者缺乏组织，但英国士兵和平民都注意到了清军的勇敢精神。引文见Graham 1901：162；Anglesley 1975，2：231。
[12] 在这次战役后不久发表的英文记载中都有对战斗的描写，见M’Ghee 1862；Swinhoe 1861；Wolseley［1862］1972。其他记载见后来出版的回忆录，见Knollys 1875；Walker 1894；Allgood 1901；Graham 1901；J.Harris 1912；Stephenson 1915。英国和印度部队的历史中也有相关记载，见维克斯（Wykes 1968：81）书中刊载的英国国旗在大沽炮台上飘扬的一幅画。
[13] 奖章和团旗的事例见Davis 1887-1906，5：134；Weaver 1915：191-193。战斗荣誉的全部名单见Leslie 1970：85-86；Singh 1993：133。
[14] 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2315-2321；Hsü 1960：102；英军在圆明园获得了这道上谕的草稿，将之译成英文。额尔金把它看做是逮捕巴夏礼的一个原因，见CRAC 206-207。
[15] 双方就这方面的问题交涉了好几天，未能达成协议。见CRAC 175-187。
[16] 这里列举的名单来自克灵顿将军1860年10月22日给陆军部长的正式报告，见War Office Archives（以下简作WO）32/8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