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1858年6月

英法联军于1858年4月底抵达北直隶湾（指渤海湾——编者注），和他们一起到达的还有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eed）和俄国使节普提雅廷（Putiatin）伯爵。26日，额尔金获悉直隶总督谭廷襄、内阁学士乌尔焜泰和其他两名省级官员受命与他进行谈判。在双方第一次会晤时，额尔金明确表示，他只与具有和他相同权力的官员进行谈判，这就是说，这些官员要具有便宜行事全权，即有权当场做出决定，而不需要将谈判的每一项内容都向政府转达。他还要求这些官员出具相应的全权证书。据威妥玛（他手中掌握着有关的中文和英文文件）说，1842年谈判和签订《南京条约》的两名清朝官员耆英和伊里布，就具有额尔金所要求的这一权力。当谭廷襄表示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权力时，额尔金中断了谈判，下令在北河口开始军事行动^[8]。5月20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摧毁了炮台上的大炮。然后，额尔金溯河而上，将战事推进到天津。

面对英法联军随时准备进军北京的姿态，由于兵力不足，咸丰皇帝又派出两名更高级别的官员来到天津，与额尔金进行交涉。一位是满族贵族、大学士桂良，他在30年的官场生涯中，担任过许多文武官职，在1857年晋任大学士之前，曾在北京和天津所在的直隶省担任总督。除大学士官职之外，桂良还被授予钦差大臣的头衔^[9]。另一位官员是吏部尚书花沙纳。额尔金对他们的全权证书表示满意，也认为他们确实是清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于是开始与其进行谈判。在此后3周里，对新条约的具体条文进行了仔细推敲，并最终于1858年6月26日在天津签订。与此同时，清朝谈判代表们也与法国、俄国和美国缔结了条约。

中英条约通常被称作《天津条约》，它要求在北京和伦敦建立常驻公使的外交使馆，外交使领官员可在两国间自由往来。在非外交方面，英国公民获得了许多令人满意的特权。沿海和沿长江开设了新的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人和游客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基督教传教士传教无需经过批准。条约还规定，双方在上海举行有关税则问题的协商。这一协商于11月初完成，新的海关税则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按药材类征收关税（CESM 426-434）。最后，在一项只有英国条约才有的条款中，规定清政府在其公文中不得再使用“夷”字——英国把该字翻译成barbarian。在单独的一项专条中，规定中国赔付银200万两，赔偿英国在广州的损失，另外赔付银200万两，赔偿“大英君主只得动兵取偿”造成的“军需经费”（CESM 347-355）。条约最后一条规定，两国政府将在一年之内，在北京完成条约的正式批准。

清廷最终被迫应允了英国所有的要求，额尔金勋爵现在想表示一下他的宽宏大量了。在缔结关税协定的同时，清朝钦差大臣明确表明，公使驻京仍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恳求额尔金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作为英国在北京派驻公使的替代办法，清政府提出委派职位与英国代表对等的政府大臣，与额尔金或其继任者在英国希望的任何一省进行谈判。额尔金在致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伯爵的信中，建议英国政府接受这一妥协。额尔金认为，如果条约按原计划得到批准的话，由英国使节“在北京以外选择一地驻节，或定期造访京城，或在公共事务急需时随时造访京城”，是符合英国利益的（CESM 405，408）。然而，第二年的大沽事件使得额尔金建议完全失去了被接受的任何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