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事态的发展，1857～1858年
额尔金伯爵于1857年7月初到达香港，但由于印度发生了叛乱（即所谓的印度兵变），他难以立即采取行动。然而，到这年年底，他有了足够的兵力可以支配，而且取得了法国、美国和俄国驻华代表的暗中支持。这些代表现在都愿意跟随英国，以改善各自国家的在华地位[6]。额尔金不是没有过怀疑和顾虑。在他看来，英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尤其是对傲慢的清朝官员——这些官员在和外国政府代表们打交道时，非但不运用智慧和讲究实际，反而依赖于欺骗手段——“冷漠自大”的回应，实在是“愚蠢的”。此外，他还怀疑“亚罗号这个肮脏问题”是否值得人们那样关注（Walrond 1872：209，211-212，217，219）。
额尔金的这些疑虑很快就被撇到一边了。在“外交的形式和习惯”方面，他似乎一直得到法国使节葛罗（Gros）男爵的指导（Walrond 1872：209）。在葛罗的帮助下，额尔金对危机采取了一个外交教科书式的行动。1857年12月12日，他向叶名琛总督发出了一份书面的最后通牒，列举了英国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英国方面的要求，并且表示这些问题没有讨论和谈判的可能，叶名琛总督必须马上履行现有的条约规定，并且同意就修改条约进行谈判。额尔金声称，如果这些要求遭到拒绝的话，“他只有痛苦地命令海陆军指挥官们再次对广州发动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他给了叶名琛10天的答复时间。与此同时，额尔金命令依然指挥驻香港英国海军的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做好战争准备（CESM 95-97）。
两天以后，叶名琛总督做出了回复。他显然并没有明白要答复的是一份最后通牒，在回信中还是回顾了1842年条约签订以来在广州发生的事件，并且补充说，英国的某些要求，包括在广州城内的居住权和修订条约，在《南京条约》的清朝文本中并不存在。关于居住权问题，叶名琛提到，1849年的香港总督文翰（George Bonham）曾承认条约的中文文本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Fairbank 1953：279-280）。因此，叶名琛认定英国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并且把目前的僵局归咎于巴夏礼领事。然而，他同时也给英国使节提供了一个退却的台阶，说他猜想额尔金的信一定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他雇用的某个心怀叵测的人写的（CESM 94，121-124）。额尔金收到这封信的翻译件的当天，在其日记中吐露说，叶名琛的回复“纯粹是一派胡言”（Walrond 1872：212）。
额尔金毫不顾及外交习惯的慎重原则，下令向广州进军。12月28日开始攻打广州，到1858年1月5日，英法军队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叶名琛总督被俘，被拘禁于广州港上的一艘英国海军军舰上。一个月以后，以一种严重违背外交“形式和习惯”的方式，叶名琛被送往加尔各答，并最终死于囚禁中（Wong 1976：193-197）。此外，总督衙门中的总督档案也被缴获。这些档案文件控制在额尔金的语言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和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的手中，在此后的事件中成为他们个人拥有的一种力量。
占领广州顺利地解决了广州居住权问题，但额尔金使命中要通过新的条约来处理的其他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准备下一步行动时，额尔金试图利用占领广州这一有利条件。英国和法国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来统治广州，并且把这一不同寻常的安排当作与清廷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在此后三年时间里，一个以讲究实际的巴夏礼为首的联合委员会借助英国式的殖民地法律制度，在广州重建了新的疆界[7]。然而，在此同时，俘虏叶名琛和占领广州也使得额尔金勋爵失去了可以与之谈判并能够负责的中国政府代表。于是，额尔金先致信北京，向清廷通报了他的行动，然后挥师北上。在福州和上海停留时，额尔金得知他已经进行了一堂极其有效的英国课业：他俘虏叶名琛并把他押送印度一事，“在清朝官员中间产生的影响甚至比占领广州还要大”（CESM 231）。
当额尔金在中国沿海扬帆北上时，清廷对南方事态的发展还不是十分清楚。直到1858年1月中旬，皇帝才接到叶名琛总督1857年12月27日的长篇奏折。在这份写于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前一天的奏折里，叶名琛介绍了他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使节的交涉，指出了英国在印度所面临的问题，回顾了他对亚罗号事件的处理，并且概括了他对英国最新要求的回复。叶名琛已经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表示12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英国人进广州城居住和修约问题会导致当前的危机。但他还是向皇帝保证，他会对外国人严加防范，明示怀柔。力量、忍耐和理解三者兼用，或许会使外国撤出它们的兵船。如果外国兵船退出，他将立即向皇帝报告这一好消息［《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610-619；Swisher 1953：334-346］。咸丰皇帝读到这份奏折后，于1月17日向军机大臣发布了一道谕旨，对叶名琛加以赞许（《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619-620）。
然而，一旦英国行动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种看法立刻就改变了。10天以后，清廷从一份由广州主要文武官员联合具名的奏折中，得知广州已经陷落。这些官员把失败的责任归之于叶名琛，使皇帝和军机大臣们感觉到，造成这一不幸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总督处置不当和判断错误。于是，叶名琛被革职，其他官员则交部议处。然后，清廷思考下一步的行动。3月30日，清朝官员在上海通知额尔金勋爵，皇帝决定任命一位新的两广总督，要求他回到广州等待新总督到达。额尔金拒绝改变原有计划，并且指责清朝又一次违背了《南京条约》：传达皇帝信息的官员并不具备与额尔金同等的品秩。一周以后的4月8日，额尔金率军在中国北方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