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关于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主要源自文秋芳等（2011）对国家外语能力的先导性探讨，详见第一章和第三章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例如，我们在中国知网以“篇名”为检索类别，以“国家语言能力”为检索项，共检索到34篇文献；如以“关键词”为检索类别，以“国家语言能力”为检索项，可搜索到52篇文献；如以“国家外语能力”为检索项，可发现更多文献。所检索到的基本上都是2011年以后的文献。此外，国家对此研究领域日益重视，资助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科研项目数据库以“语言能力”为检索词，共查询到17个立项，其中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课题2项；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以“语言能力”为检索词，共找到10个立项，其中国家语言能力和国防语言能力研究课题各一项。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指南“语言学”类别中，第二条即为“新时代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研究”。国家语委2018年度重大科研项目选题指南中，也将“‘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列为其中。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申请指南“语言学”类别中，又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研究”列入其中。本节主要基于代表性文献，对近年来国内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

一、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和理论研究

国内文秋芳等（2011）在相关先导性研究中提出国家外语能力的概念，李宇明（2011a）、赵世举（2015a、b）、魏晖（2015a）、周庆生（2016）、陆俭明（2016）也相继从不同角度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组成要素和衡量指标等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是什么？二是如何构建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框架？三是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和拓展研究有哪些？下面我们对此进行梳理和述评。

李宇明、赵世举和魏晖三位学者都讨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与外延。李宇明（2011 a：1）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其中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在该定义中，他界定了行使国家语言能力的主体是政府，行使语言能力的疆域覆盖国内外，行使语言能力的时间跨越现在和未来，同时其定义表明，国家语言能力是语言能力的一种。他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包括5个方面：①语种能力、②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③公民语言能力、④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⑤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

赵世举（2015b：105）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赵也赞成行使国家语言能力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但不同的是，他明确主张国家语言能力包括与语言相关的一切事务。据此，他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7项子能力：①语言资源拥有能力、②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③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④国民语言能力、⑤语言人才储备能力、⑥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⑦语言影响力。

魏晖（2015a：37）从管理资源学的视角，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是一种突出内部要素禀赋的内生性能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该定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强调国家对语言资源配置和管理的效率，是衡量国家语言能力高低的关键。为了衡量国家语言能力，他提出4个一级指标：①开放力、②生命力、③开发力、④管理力，提出7个二级指标：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②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③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④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⑤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⑥语言信息处理能力、⑦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他提出的这7个二级指标与其他两位学者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构成元素意义相同。

总体上看，几位学者的看法虽有重叠和差异，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补充，加深了我们对国家语言能力的认识。我们基本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最大存疑是，国家语言能力是否要包括公民（国民）语言能力、网上语言学习资源的开发等。这里需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国家语言能力关注的是国家的一般利益，还是国家的战略利益？聚焦的是政府层面的关切，还是国民个人自身的发展？

就国家语言能力构成元素数量而言，李宇明提出5元素，赵世举和魏晖各提出7元素。我们认为，5元素构成更恰当。一方面，5元素既能满足概括性的基本要求，也能降低对短时记忆的挑战。事实上，以李宇明提出5元素为基准，赵和魏的7元素都可纳入其中，除了魏晖未提及“语言影响力”以外。

从命名上看，赵世举的优势明显。他的各元素都采用了“XXXX能力”的统一提法，具有同一属性。其不足之处是，7元素的行为主体不一致，有的是政府，例如语言资源的拥有能力，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等；有的不明确，例如“语言影响力”和“国民语言能力”。此外，各元素命名所用的短语结构不相同，大部分是动宾结构，例如拥有（动词）+能力（名词），但有的是名词+名词结构，例如国民语言（名词）+能力（名词）。

文秋芳（2016a）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国家语言能力重新定义为“政府处理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并将这一能力划分为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拓展能力等5个分项能力，每个分项能力对应2个或4个评价指标。管理能力的评价指标分别是“组织力”“规划力”“执行力”和“应急力”；掌控能力的评价指标分别是“通晓力”和“支配力”；创造能力的评价指标分别是“实践力”和“科学力”；开发能力的评价指标分别是“信息挖掘力”和“机器翻译力”；拓展能力的评价指标分别是“影响力”和“传播力”。这种国家层面的语言能力应该具有战略性、灵活性、前瞻性和全局性，能够应对常规和非常规事件。本书第三章将详细探讨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构建过程，包括对上述文献进行详细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陆俭明（2016：2）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涵盖国民语言能力；国民语言能力包括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和全民的语言能力。其中，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是整个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国家语言能力可以从社会整体语言能力、国家对语言资源的掌控、国家获取语言信息资源的能力等七个方面来衡量”。周庆生（2016）也探讨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问题，呼应了文秋芳（2016a）在国家语言能力内涵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语言创新”和“语言运用”能力。有鉴于此，文秋芳（2017d）在对国家话语能力先导性研究的基础上，在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对语言认识的启发下，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由“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共同构成。“国家语言资源能力”是“国家话语能力”的基础，“国家话语能力”是对“国家语言资源能力”的应用。因此，“国家话语能力”是衡量“国家语言能力”高低的关键。国家话语能力是指政府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所需的语言表达能力。它由五个分项能力构成：国家对话语战略事务的管理能力、国家领导人话语能力、国家机构话语能力、国家媒体话语能力以及国家话语外译能力。本书最后一章将对此专题介绍。

关于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探讨，国内也有一些文献探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理据问题，如戴曼纯（2011）从语言规划的安全需求及安全价值、外语人才的培养、小族语言的开发利用等角度论证了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理据。他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从宏观上探讨了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问题。

二、国家语言能力国别研究

国家语言能力的国别研究一直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文秋芳等（2011）在相关先导性研究中提出了国家外语能力的概念后，于2012年组织团队申报并获批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美国、法国、俄罗斯、巴西国家外语能力研究”，对不同类别的代表性国家进行案例分析。该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理论构建、对美国国家外语能力的系列研究、对军队外语能力的系列研究、对国外外语教育的系列研究等（文秋芳，2012a）。《外语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期刊也开辟专栏，推介相关研究成果。该项目于2016年结项，并获得优秀等级。

以对法国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为例。法国是发达国家和世界强国，其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十位。法国也历来重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是世界上国家语言能力的强国之一。因为法国也是移民国家，移民语言资源丰富，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之法国历史上就有“法语独尊”的传统，为实现“一国、一语、一族”的理想状态，法国历来重视在国内外提升法语的国际影响力，即法国十分重视提升法语的拓展能力。课题重点探讨了法国国家语言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和拓展能力，从不同层面为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就语言掌控能力而言，课题组介绍了法国语言资源的管理和调查机构、考查了法国主要的语言调查和语言资源状况；就语言创造能力而言，课题组分别从军队语言能力培养体系和高等院校语言能力培养体系两个方面切入，以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一些军校为案例，分析了其主要特点；就语言拓展能力而言，课题组从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分析了法国政府是如何提升法语的国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尤其详细分析了法国政府的法语国际推广策略，如创建法语推广机构，推动法语在国际会议上的使用等（戴冬梅，2012，2014a、b，2016）。

又如对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俄罗斯是世界大国，俄语是俄罗斯主要使用的语言。俄罗斯不同于法国，不是典型的移民国家，但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整体较强，其高校语言人才资源比较丰厚，且绝大部分为复语资源，语言资源质量高，语域广，语言人才的培养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培养规格高，国际竞争力强，对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增强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课题组重点探讨了俄罗斯国家语言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和拓展能力。就语言掌控能力而言，课题组介绍了俄罗斯的主要语言调查机构，语言调查的主要类型和语言资源概况；就语言创造能力而言，课题组同样以军队语言能力培养体系和高等院校语言能力培养体系两个方面为切入点，分析了俄罗斯领军高校语言人才培养的主要特点；就语言拓展能力而言，课题组评述了世纪交替前后俄语的地位变化、国际推广和传播情况（李迎迎，2013，2014，2016）。

此外，叶志良（2014）对巴西学校外语教学的特点和启示进行了述评。李艳红（2015，2016）对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战略演变进行了探讨。谢倩（2015）对英国语言战略进行了分析。

三、国家语言能力相关问题探讨

国家语言能力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广，如语言教育、语言人才培养、语言调查、语言技术、语言使用等。国内学者从4个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第一，语言（人才）调查研究。外语人才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戴曼纯（2016）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对我国外语人才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①英语是我国普遍开设的外语，在13种最常用的外语中依然是需求最旺盛的语种；②用人单位最需要的外语有21种；③精通外语、兼备其他专业知识技能的高端外语人才远未能满足社会需求。文章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此外，李茜（2017）对驻华国际组织中文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第二，国家外语能力与外语教育研究。语言教育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仲伟合等（2016）以国家外语能力为视角，探讨了我国外语教育规划问题。第三，国家外语能力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需要密切关注国家发展战略，孙吉胜（2016）探讨了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与“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问题，沈骑（2015）从战略导向、能力需求、资源种类和资源质量四个维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问题。第四，其他相关研究。黄德宽（2016）讨论了语言能力与国家现代化建设问题。戴曼纯等（2018）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视角讨论了个人多语能力，将其分为三个层级。另外，为推动国内相关研究，《语言科学》《语言战略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相继推出“语言能力笔谈”“语言能力多人谈”等专栏，集思广益，从不同维度探讨了国家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个人语言能力等问题。

四、现存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还存在若干问题。第一，目前研究尚缺少对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的清晰界定和明确的研究对象；国家语言能力内涵需要进一步明晰，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聚焦。现有定义角度不一，层次迥异，有的从国家战略层面，有的从国民教育层面。由于定义不清，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对象不明确。第二，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虽然国内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这些研究多以介绍国外的理论研究和语言政策概况为主，缺乏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且所涉及的文献材料不够系统和全面。少数学者虽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体系的初步理论框架，但其研究仍属于描述与归纳阶段，抽象和理论化程度不高，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明确。第三，国家语言能力理论和我国语言生活中现实问题的结合研究尚需充实，需要进一步探究如何应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既有研究对国外研究引进和介绍的多，而结合我国国情，“接地气”的研究少。第四，已有研究鲜有对国外国家语言能力强国的系统性、全面性探讨，包括建设背景、模式、特色、特点等。此外，国家语言能力的国别研究中，还缺乏比较的研究视角。有鉴于此，本书将试图弥补上述研究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