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国家语言能力”由美国学者于1993年提出。这一概念与国家战略、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是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和政府的重视。2011年这一概念被引入我国。我国虽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过初步解读和评述，但国内外至今尚未有人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系统阐释，更未见学者将构建的理论用于分析具体案例。《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是国内外该领域的首部专著，研究成果处于国际前沿，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理论性和原创性等特点。本章主要提供背景知识，辨析核心概念并介绍全书的结构。

一、研究背景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沈骑，2015），从“本土型国家”转向“国际型国家”（李宇明，2010）。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加，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参与的国际事务越来越多，承担的大国责任也在不断扩大。我国面临着重要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成为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当语言为国家利益服务时，它就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也是国家软、硬实力^[1]的重要体现（李宇明，2010；赵世举，2015a、b）。信息战、情报战、心理战，归根结底是语言战；外交谈判、经济竞争、文化交流，无一不需要语言。语言是桥梁，也是利剑。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国家语言能力最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就构建了由国防部为主导的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机制，并先后以法案的形式，对政府投入经费建设国家语言能力给予了法律保障。例如，1958年通过了《国家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91年又通过了参议员Boren提出的《国家安全教育法（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文秋芳率先关注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规划和措施，并于2011年1月向教育部提交了《关于提升我国国家外语能力的思考与建议》的咨询报告，该报告被采纳为《专家建议》的稿件并上报。随后文秋芳等（2011）根据美国学者提出的“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的内在含义（Brecht & Walton，1993，1994），定义了国家外语能力的内涵，构建了“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框架。

借鉴文秋芳（2011a）的观点，李宇明（2011a）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解读。赵世举（2015a、b）、魏晖（2015a）也相继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前修时贤的基础上，文秋芳（2015a、b，2016a、b）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进行了更为聚焦的解释，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评价指标。

本书重点描述我们采用文献研究法，以共时材料为主，辅以历时文献，构建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的过程，并报告我们运用自创的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深入分析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案例的结果，最后为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提出了积极建议。

本书选取美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美国的国家语言能力最具代表性，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从国家层面上看，美国大力建设国家语言能力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的需求。第二，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出于经济利益拓展的需要，对各州、大都市语言能力的建设也非常重视，制定了语言能力提升规划，如州层面的语言路线图。第三，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语言生活状况、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多民族和多移民语言问题有诸多经验和教训。鉴于上述理由，探索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特点和路径，厘清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模式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此外，本书拟在构建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及其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案例研究，检验该理论框架的不足，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更深入探讨，对其各评价指标间的关系进行更清晰界定与阐述。

二、关键概念的界定

国家语言能力、全民语言能力和国民语言能力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站位于国家战略层面。这种能力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掌握语言的绝对人数，也不取决于一个国家语言教育的普及程度（文秋芳等，2011）。我们在文秋芳等（2011）对国家外语能力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将三者关系总结如表1.1所示：

表1.1　国家语言能力及其相关概念间的区别

根据表1.1，全民语言能力是国民语言能力的集合。两者是群体和个体的关系。没有国民语言能力就没有全民语言能力。全民语言能力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平均语言水平。全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但全民的某种语言能力较强未必能够保证国家语言能力较强（文秋芳等，2011）。国家语言能力着眼于国家战略层面，与国家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利益密切相关。

三、全书框架

本书首先描述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的构建过程，并阐述其内涵和评价指标，然后从国家语言能力的5个一级指标（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技术开发能力和拓展能力）及其附属的二级指标对美国国家语言能力进行分析。本书最后部分，从战略层面，依据国家语言能力评价体系，以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参照，从共时角度对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存在的不足进行较为仔细的分析，力图为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外语教育改革以及语言教育政策的修订，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或对策。

本书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全书概况，包括第1—2章；第二部分为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构建，包括第3章；第三部分为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包括第4—9章；第四部分描述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存在的主要不足及对策性建议，包括第10—14章；第15章为全书结语。

四、小结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我们构建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并将其应用到个案研究中去，便是努力践行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总体而言，目前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框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成熟，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但任何成功都需要艰难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有益尝试。

[1] 语言是软实力的观点已经被学界和业界普遍接受。近年来，一些学者也不断呼吁，语言不仅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李宇明（2011b）从语言和经济的关系角度，提出了语言也是硬实力的观点。他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资源，还是经济资源，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倡导树立语言资源意识，善待语言资源和语言人才，提升公民语言能力，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目前，语言经济学这一研究领域，正在我国蓬勃兴起、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