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推动和支持作用是研究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两者关系的主要方面。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证不同金融结构功能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观点：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综合利用型。
（一）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
早在20世纪初，Schumpeter（1912）就比较明确地提出：银行具有“信用创造”的功能，能够辨别筛选出优质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并对其提供信贷支持以实现货币供需匹配。Gerschenkron（1962）［95］认为相对于金融市场来说，银行更有利于后发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的扩张。Gurley和Shaw（1960）、Patrick（1966）［96］、Shaw（1973）［97］从储蓄与投资有效转化的角度，认为银行中介有助于实现储蓄的快速积累，回应社会投资需求，是提高社会投资效率、优化资金资源配置的强有力手段。Goldsmith（1969）［98］认为银行可以更好地解决金融服务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风险问题，因此，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同时，银行在信息的搜集和处理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Diamond（1984）就认为银行能够通过专业的渠道掌握企业更多的信息，从而具有比个人投资者更强的监督作用。Stiglitz（1985）［99］指出，银行能较好解决个人投资者获取企业经营信息的“搭便车”行为，而且长期的银企合作关系有助于集聚全面翔实的企业信息，从而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通过理论模型证明了金融中介有利于减少信息收集处理成本（Boyd and Prescott，1986）、降低监督成本（Bencivenga and Smith，1993［100］）、分散风险（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7［101］）、便利交易（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102］），从而促进了经济转型发展。Berger和Udell（1990）［103］认为银行通过要求企业提供资产抵押并保留债务清偿权，不仅能对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行约束，还能将经营能力较弱的企业从市场中筛除，达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目的。King和Levine（1993）通过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金融中介在技术创新中发挥的作用，强调金融中介发展可以降低甄别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信息成本。Boot、Greenbaum和Thakor（1993）［104］强调金融中介通过汇聚、集成、研判相关企业信息来有效传导给金融市场，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激励。Dewatripont和Maskin（1995）［105］、Xu和Huang（1999）［106］提出适度竞争型的银行结构对于技术创新活动是相当具有促进作用的，能够有效满足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所需的外部融资需求。Deidda和Fattouh（2008）的研究表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跨期风险分担方面优于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青木昌彦（2001）［107］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日本银行制度和德国全能银行制度对于两国产业发展均起到巨大推动作用。Degryse和Ongena（2001）［108］指出，银行信贷资金倾向于投资到存在一定研发投入水平的企业中，因为银行信贷收益依赖于向经营成功的企业持续贷款，因而企业“创新还是破灭”的两难困境将迫使其不断重视创新，否则其会陷入产品、市场和发展路径的不利环境中，从而失去竞争优势。因此，银行信贷会规避投资资源到不创新的企业中。进一步，David等（2008）［109］指出，强调创新投资的企业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来保证融资的灵活性。因此，创新投资可以创造更大的银行信贷融资机遇。然而，如果企业的创新投资水平过高，同样会引起银行部门的关注，因为创新投资具有很高的风险性，这样企业失败的可能性会随着创新投资的过多而变得很高。尽管信贷资金供给者可以获取企业的专有信息，但其本质上是企业的外部人员。Boot（2000）［110］指出，高创新投资水平意味着企业的战略性知识存量较多且不透明性较高，并且这样的企业抵押资产相对较低，容易导致银行部门并不会完全了解企业的内部运作，进而不能有效参与到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此时，银行信贷会尽量规避给这类企业提供创新资金。Da Rin和Hellmann（2002）［111］研究认为，银行也能成为新兴市场中的产业催化剂，在促进新产业形成、驱动产业成长方面发挥了创造性作用。Black和Strahan（2002）［112］发现，随着美国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和各银行的整合，新企业出现的速度和频率越来越快，小企业越来越容易得到银行贷款。Carlin和Mayer（2003）［113］提出金融系统的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不同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就银行而言，银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依赖于银行融资的行业的发展，这一点在不发达国家尤为明显。Chakraborty和Ray（2006）［114］的研究认为，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结构可以解决企业家的道德问题，并促使企业家从事好项目，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Bertrand等（2007）［115］基于法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背景，认为竞争高效的银行体系有助于营造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并将其视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微观基础。Deidda和Fattouh（2008）［116］指出由于具有监督和甄别投资项目的作用，银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Benfratello等（2008）［117］以意大利各省银行数据为依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银行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银行信贷发展可以降低其固定投资支出的现金流敏感性，增加其从事创新的可能性，尤其增加高技术企业及小企业的过程创新可能性。Karjalainen（2008）［118］实证研究10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对企业创新和未来收益间的关系，发现经济体中以银行为基础的融资相对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融资比例增高，企业的创新投入和未来收益均会增加。Bauma（2011）［119］指出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使得融资约束的企业更易于获得外部融资。Wang和Thornhill（2010）［120］融合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分析框架指出，过低或过高的企业创新投资会限制其获取银行信贷融资的能力，二者呈现“倒U”形关系。Song等（2011）［121］考察了银行体系对中国经济增长、投资回报、贸易盈余、要素再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发现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银行更倾向于支持出口产业的发展。Hanley等（2011）［122］采用中国2001～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银行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各省专利活动，FDI、政府干预对技术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Sheng（2012）［123］指出，创新投资和银行体系发展之间的本质关系在于，银行发展可以影响企业选择项目的性质、内部投入品的质量以及创新的有效性。类似观点也有很多，如Baum等（2011）［124］、Ujunwa等（2012）［125］均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位。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69）［126］在其专著《经济史理论》中详细考察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工业革命注入大量的长期资本这一现象。此后，Grossman和Stiglitz（1980）［127］、Holmstrom和Tirole（1993）［128］的相关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在集成市场信息方面获得更大激励，市场流动性越大的金融市场，越发显示市场主体的偏好信息，以促使对好项目、创新项目的投资。Scharfstein（1988）［129］的研究也表明，由金融市场衍生的股权治理活动能形成强大的外部投资者压力，将迫使代理人自觉追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处理好委托代理关系。King和Levine（1993a）［130］认为：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全社会增加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投资。Paul（1992）［131］认为资本市场能通过融资多元化来实现风险分摊。Allen（1993）［132］指出金融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向战略性、前沿性、创新型产业的聚集。Bencivenga等（1995）［133］通过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表明，当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效率比较低时，社会和企业一般会选择优先发展短期技术；当金融市场的效率提高时，长期技术才会被选择，而这些技术往往暗含着高投入和高产出。Cooley和Smith（1998）［134］的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认为，金融市场可以促进专业化、技术创新和干中学。
21世纪以来，Solomon Tadesse（2002）［135］提出，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能够有效激励技术创新行为的偏好稳定、内生性、长期化和持久度，从而实现技术创新的规模化、持续性和产业化。Allen和Gale（2002）［136］通过考察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史，证实了铁路源于英国但铁路产业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得以跨越发展；汽车源于德国但汽车产业通过美国的金融市场得以大规模产业化；同样的例子还有商用航空业、计算机产业等新技术的扩散与转移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一个开放经济的模型中，Aghion等（2005）［137］指出，金融发展会减少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的信贷约束，从而促进其技术引进和向发达国家收敛。Binh等（2006）［138］认为，那些具有较高R＆D密度、创新程度和资本密集度的制造行业在市场主导型金融市场上增长得更快，市场主导型金融市场更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Erosa和Cabriliana（2008）［139］用金融契约的实施难易程度来表示金融发展程度。当金融发展程度很高时，投资者容易对撒谎的企业家进行惩罚，这样，只有高生产力水平的技术会被企业家所采用。Carpenter和Petersen（2002）［140］，Rin等（2006）［141］，Ilyina和Samaniego（2011）［142］等考察股票市场、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结论：股权融资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动力。
同时，由于债务融资的实物抵押特性不利于创新融资，因此随着股权市场的发展，权益融资成了R＆D支出的重要融资途径。La Porta等（2008）［143］使用92个国家宏观层面的数据实证发现，银行体系中政府所有权比例越高，生产率水平会显著降低，伴随的企业创新投资数量也会明显降低。Gustav（2010）［144］指出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比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更利于企业创新。Sheng（2012）［145］指出股市发展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而银行信贷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这主要依赖于银行体系中政府部门的参与程度，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创新水平越低甚至为负。Brown等（2009）［146］发现，在美国的科技产业中，新兴企业更加偏好股权融资，并且股权融资数量的变化能够解释20世纪末出现在科技产业研发投入上的剧烈波动。Brown（2010）［147］使用高技术行业企业数据发现，公共权益融资与新进入企业研发具有显著相关性，而与在位企业关系不显著。权益融资的可获得性可以显著影响新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进而促进市场的创造性破坏过程。Brown等（2013）［148］对来自32个国家5300家企业组成的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可进入性以及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提升，都将显著增加企业在技术研发上的长期投资，且对小企业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而信贷市场的发展难以促进技术创新。Jaemin（2013）［149］使用韩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研发会导致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的低定价现象，但风险资本的参与可以起到认证作用，进而可以减轻这种价格低估现象。Wang和Thornhill（2010）指出，创新投资和权益融资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股权融资不会迫使企业按期支付融资利息，这种下降的财务负担对需要从事大量创新投资的企业非常重要。创新虽然能够实现良好的绩效，但要受制于外部市场和内部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前者难以判定顾客的品位和竞争者的行为是否可以影响新产品或新过程的价值，而后者则难以确定创新支出能否成功产出新产品或新过程（Song et al.，2005）［150］。另外，研发投资属于资源消耗型投资，充裕的资源对其影响非常重要，而权益融资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充足性。权益融资促进创新投资的重要原因还来自二者的紧密联系，股权收益来自企业的剩余价值，而创新投资可以帮助企业建立特定优势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创新投资的副产品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吸收能力，有助于甄别、消化和商业化自身的新知识或新技能。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会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和剩余价值水平。尽管股权持有者可能会因为企业创新投资而暴露在风险之中，但权益投资者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选择来降低这种非系统性风险（Allen and Gale，2000）。Martinsson（2010）［151］选取欧洲和英国高技术企业的样本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在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方面更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Demirguc-Kunt等（2011）［152］运用了更大规模的跨国样本数据，考察了总计7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近30年的发展绩效，发现一国的总产出对银行发展的敏感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而对金融市场的敏感性会不断增大。Cull和Xu（2011）［153］发现，在低收入国家，依赖私人信用的贷款交易越活跃，劳动增长率增速越快；而在高收入国家，劳动增长率的增速来自更大规模的金融市场。Kpodar和Singh（2011）［154］采用47个发展中国家1984～2008年的数据，表明银行业的金融深化会伴随贫困程度的下降，股票市场的发展却伴随贫困程度上升。同时，金融发展要充分发挥反贫困效应，不仅需要一个与其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的总体规模，而且更重要的是金融发展的内在结构与所处的实体经济环境相匹配。Hsu等（2012）［155］通过32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1976～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比研究，发现银行显著抑制而金融市场显著提高了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的行业的专利活动。Mazzucato和Tancioni（2012）［156］研究了研发投入、专利和股票收益波动性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创新性较强的公司在股票收益波动性与研发投入强度和专利的多样性方面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suan等（2014）［157］发现，技术创新密度越高的经济体，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强，而信贷市场呈现抑制技术创新的特征。
关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对创新投资影响的其他方面研究主要包括进出口、外资流入和跨国公司对创新投资的影响。Veugelers（1997）［158］指出，为了面对来自跨国公司的竞争，本国企业需要通过外购或自主研发来获取技术。Kathuria（2008）［159］通常将技术进口作为一种优先选择，但技术进口同时要伴随内部研发支出以适应本土实际情况。类似的，溢出的吸收也需要伴随一定数量的研发支出。Nelson（2004）［160］指出，跨国公司不得不增加适应性研发投资以便应对母国实际需求。Annique（2008）［161］指出，研发投资受制于融资约束，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可能并不会面临这种困境，因为母公司比国内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具优势。Kumar和Aggarwal（2005）［162］通过印度企业的实证数据发现，技术的进口和研发具有互补关系。而Fan和Hu（2007）［163］以中国企业的实证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技术的进口和研发具有替代关系。Bertrand（2009）［164］发现国外企业对法国企业的并购会同时提高其内外部的创新支出，创新融资不仅来自内部资金，更多来源于合作伙伴以及母公司的资金支持。并购可以带来足够的效率提高进而抵消一体化或市场成本，推动企业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Minin（2012）［165］认为新兴经济体企业的FDI通常伴随技术寻求式创新支出增加。Wouter（2012）［166］指出信息问题和资本抵押的缺乏导致国际投资，母国银行的融资歧视和资金配置方式使得中小企业出现融资约束并寻求FDI的融资支持。
（三）综合利用型金融结构
针对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究竟哪一种更具优势难以定论的情况，有学者提出了综合利用型金融模式。如Merton等人于1993年提出了基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功能观点的金融体系改革理论，即“功能观点”［167］，该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较稳定，但金融机构的构成及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应该以金融体系需要发挥的经济功能为依据，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即在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发展中，谁能更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谁便将会具有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这一理论为解释当前金融体系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168］他们于2004年10月发表的《金融制度设计：迈向功能与结构的综合》（The Design of Financial System：Toward a Synthesis of Function and Structure）［169］一文中指出，金融制度设计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金融制度功能与金融制度结构的融合表现。以La Porta等（1997）为代表的LLSV学派认为关于两类金融结构的孰优孰劣的问题争论不大，并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专利保护制度、产权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不断完善是促进其金融发展，包括金融结构演变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后Allen和Gale（1999）［170］给出了关于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Bank-based Financial Structure）与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Market-based Financial Structure）在技术创新不同性质、不同阶段、不同企业中发挥差异化功能的经典阐述，指出成熟的，处于产业化、规模化阶段的技术适应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而市场前景并不明朗、投资者分歧较大的新兴技术往往更倾向于市场导向的金融结构，这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随后，Tadesse（2000）［171］、Allen和Gale（2000）分别从金融市场发达情况、技术创新的阶段（新技术扩散或成熟技术的传播）来研判市场主导型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在技术创新激励方面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学者Antzoulatos等（2011）［172］认为，不否认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在长期显著相关，但两者关系还依赖于行业的技术导向，实证结果更倾向于支持“金融服务观”，即影响行业发展的是成熟的金融体系，而非何种金融结构。Lin等（2013）［173］也提出考察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需要重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金融结构方面的差异性。Egger和Christian（2015）［174］指出创新投资是由银行和风险资本共同支持的，二者的区别在于，风险资本支持的是那些小的（Marginal）和高风险的公司，而银行信贷支持低风险的大型公司。也可以说，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依靠的是一种抵押文化，以风投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代表的是一种股权文化。因此，金融结构的变迁及效率的改进必然对不同规模和风险的企业创新产生差异性影响。相关研究也发现，随着一个国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强，而银行体系的相对作用则不断下降（张一林等，2016）。［175］
二 国内文献
国内关于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影响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大部分学者从技术创新性质和类型、技术创新不同阶段、产业经济发展禀赋、金融支持机理和金融政策等层面展开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代表性观点的提出者林毅夫等（2003）［176］认为，不同的金融结构及其具体的融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不同性质的企业各有其比较优势，理想的金融结构是能够动态化、权变地满足企业的各种需求。这一观点与Allen和Gale（2002）的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和银行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各有利弊，必须通过同时利用金融市场和银行才能实现最优金融体系的建立。前者强、后者弱，不利于带动储蓄，易导致投机行为泛滥，带来经济系统的不稳定；前者弱、后者强，会导致企业向银行寻租行为的兴起，破坏市场秩序，扰乱资源的有效配置，更不利于资产价格的合理制定，还会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类似，并为其之后提出“最优金融结构”和“最适金融结构”理论奠定了基础。孙伍琴（2003）［177］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出发，挖掘了以银行中介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与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不同比较优势，适应于不同类型的产业企业。王莉（2004）［178］认为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性质（原创、模仿）、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创新的程度和企业的规模等具体因素。戴淑庚（2005）［179］提出我国选择何种高科技产业融资模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银行导向型的过渡模式适合经济转轨时期，而证券市场融资与银行间接融资并重的混合融资模式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殷剑锋（2006）［180］研究了银行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新技术推广、传播、改进等不同阶段的作用机理和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张杰、刘志彪（2007）［181］指出，金融结构差异对技术创新存在项目风险、监管方式两方面的显著影响。孙伍琴（2008）［182］运用Malmquist指数模型，采用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23个省份金融体系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及差异，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和效率在不断加强，并认为证券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促进技术创新及新兴产业成长上更为成功。林毅夫（2009）基于适应不同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相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徐建军（2010）［183］采用1985～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机构贷款对我国技术创新起到的显著促进作用。张磊（2010）［184］以发展中国家为例，探讨了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对于后发经济体中存在的优势。田代臣（2010）［185］认为以银行为主导与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之间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而非替代排斥的关系。叶子荣和贾宪洲（2011）［186］通过对中国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发现，银行信贷对代表技术模仿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代表科技创新的发明专利产出无显著影响。朱欢（2012）［187］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不同金融安排在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时的行为选择和作用机理。仲深（2012）［188］运用实证方法，利用1998～2009年省级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数据，检验了银行与金融市场对不同难度创新项目的差异化支持效应。周永涛（2012）［189］通过空间计量检验结果指出，银行信贷与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与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何国华（2011）［190］、翟淑萍（2013）［191］和卢荻等（2013）［192］认为我国银行业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较好的促进作用，金融中介的发展显著缓解了高新技术研发投资约束。王珍义等（2013）［193］、左志刚（2012）［194］认为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形成的垄断国有商业银行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孙伍琴、王培（2013）［195］通过实证发现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绩效在我国各区域表现不同，中部、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张瑞萍、王星（2013）［196］通过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和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探讨了缓解融资约束的金融市场发展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和路径选择问题，认为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体或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非线性影响，不同金融市场路径选择具有不同影响途径。在本国融资约束情况下，股权市场对外开放会对创新投入产生显著影响，而当金融市场融资约束较小时，信贷融资开始对创新投入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创新投入倾向于权益融资。陈东、汪敏、沈春苗（2014）［197］通过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市的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实证得到金融中介的发展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影响总体上为正、但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结论。丁一兵、傅缨捷（2014）［198］利用了20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相关数据，研究得到一国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影响这一渠道来优化产业结构的结论。彭建娟（2014）［199］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更多地来自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而不是金融结构的优化。李后健、张宗益（2014）［200］利用中国大陆32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改进，但金融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吴勇民（2014）［201］认为技术进步的发生与金融结构的变迁通过紧密耦合蕴含在一个协同演化的系统中，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力量。同时，高研发投资企业会将自身暴露在高风险之中，而权益融资通过降低财务负担和清算可以缓解创新项目失败的可能性（龚强等，2014）［202］。陈昆玉（2015）［203］通过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无论使用专利授权量抑或专利申请量作为创新能力的替代变量，其对内源融资或股权融资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马如飞和何涌（2015）对我国A股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研究表明，银行信贷对企业R＆D投资具有阻碍作用，而商业信用对R＆D投资基本无影响［204］。严成樑、李涛（2016）［205］最新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越会容易获取R＆D融资，我国应该充分发挥金融发展的技术提升效应来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
另外，2009年以来陆续出现的关于科技金融的相关论著需要特别关注。赵昌文等（2009）［206］明确提出科技金融的概念和体系内容。之后，房汉廷（2010）［207］、游达明和朱桂菊（2011）［208］、周昌发（2011）［209］等学者从理论层面对科技金融的内涵、运行模式、保障机制等进行了相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