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 经济增长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可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主张“财富是金银、财富来源于贸易”，认为金银的增加意味着经济的增长。早期重商主义亦称“货币主义”（Monetarism）、货币差额论或重金主义（Bullionism）、金块主义。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46］认识到，货币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增加货币供应对于促进生产和贸易具有重要作用，为此熊彼特称约翰·罗为“通货管理思想的真正鼻祖”。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只是符号。“萨伊定律”［47］更鲜明指出，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只是一层“面纱”，是对经济增长无内在联系的“外生”变量，但与货币密切联系的各种金融活动，尤其是银行的建立和发展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A.Smith）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48］一书中，充分肯定了货币和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今天被普遍接受的“金融中介在金融体系中的资金分配与再分配职能”的观点。斯密关于银行的“信用媒介论”观点注重银行信用在产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对此后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7）［49］分析了银行在发行信用货币（Issue of Credit Currency）、提供货币资本媒介（Monetary Capital Medium）、节约流通费用（Save the Cost of Circulation）方面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穆勒（J.S.Mill，1948）［50］提出银行信用还可以发挥资本再分配功能。马克思（Karl H.Marx，1867）在巨著《资本论》［51］中深刻阐述了关于内生货币、技术进步和积累相结合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作用的思想。古典经济学派的“信用媒介论”正确指出了银行的信用媒介功能，但它忽视了银行在信用活动中具有信用创造的能力。
20世纪50年代以后，索洛（R.M.Solow）等人对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指出了“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52］用于衡量和计算技术进步所做的贡献，以此建立了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来表达由综合要素生产率带来的产出增长。相关模型中的“资本”概念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体。此后，托宾（J.Tobin）在其《动态总体模型》（1955）［53］和《货币和经济增长》（1965）［54］中，首次将货币金融因素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形成了货币增长理论的雏形。受其启发，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逊（H.G.Johnson）［55］及以色列经济学家帕廷金（D.Patinkin）［56］等一批学者先后提出“货币增长理论”（Monetary Growth Theory）。
20世纪80年代，Romer（1986）［57］和Lucas（1988）［58］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鼓励资本积累促进增长。Pagano（1993）［59］从资本积累角度，将金融部门引入AK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提出金融市场的出现能有效分散风险、减少预防性储蓄需求、降低储蓄率，这为研究金融发展（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其运行机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二 创新经济学
创新理论先驱熊彼特早在1912年就已经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强调金融变量如资本、货币、信贷和利息等在“颠覆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创新”是不断催生经济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实质内涵。伴随创新而出现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会促进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对银行信用产生了需求，从而产生了“信用创造论”（Theory of Credit Creation），即信用扩张创造资本，信用就是货币，货币供需匹配形成了整体经济的信用创造。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金融的本质：资金融通和流动性信用创造。该思想奠定了McKinnon和Shaw的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也与列宁和希法亭关于货币金融与金融资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有许多相近之处。列宁在其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60］一书中强调金融资本同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内在联系；希法亭在其《金融资本》［61］中强调的金融资本不再是借贷资本或银行资本，而是作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联系密切化的一种新资本统一体和资本最高形态。但熊彼特更强调金融资本对于创新、创新周期过程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熊彼特还富有创见地把信用扩张与经济周期理论联结起来加以深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深化和拓展了金融发展与创新这一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Aghion和Howitt在其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62］一书中，通过阐述Schumpeter方法对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Schumpeter's Creative Destruction）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Demirguc-Kunt和Levine（2011）［63］基于熊彼特范式内生增长理论（Neo-Schumpeterism），通过构建引入金融部门及其创新行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指出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体系创造对创新过程的高效率筛选机制）是持续性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
三 金融发展理论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金融发展理论（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y）经历了萌芽、创立、发展与深化几个阶段的演化，其理论触及的领域、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较大的提升。经过约五十年的发展，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重要阶段，亦称作三代金融发展理论。
（一）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
1.金融结构论
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在其著作《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64］中系统阐述了一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关系，此书被誉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开创研究和奠基之作，戈德史密斯本人也被誉为“金融结构理论之父”。他认为，“金融发展的实质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其中，用以衡量金融相对规模或金融结构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的价值之比，并认为FIR也是作为金融自由化指标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指标，FIR、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随着金融发展经历金融增长、金融调整和金融稳定三个阶段，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上升，FIR先快速上升，然后趋于某个稳定值。金融结构论的提出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石。
2.金融抑制论
麦金农（Mckinnon，1973）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65］中提出金融抑制理论（Financial Repression），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在经济、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政府对金融体系过多干预压制了金融体系发展的问题，随之又造成金融抑制的恶性循环，其显著表现就是金融市场不健全、金融结构缺陷、金融工具单调和“经济结构的分割性”。
3.金融深化论
肖（Shaw，1973）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66］一书中提出了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的概念。肖认为金融深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减少对金融市场体系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强调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通过不断完善金融市场，消除金融抑制而走向金融深化。
在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视野中，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是其理论推演的两个方面，金融抑制的存在促使金融深化观点的提出。
4.金融约束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赫尔曼（T.Hellman）、穆多克（K.Murdock）和斯蒂格利茨（J.Stiglitz）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Financial Restraint：Toward a New Paradigm）［67］一文中，根据东亚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发展经验，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Financial Restraint）的重要概念和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金融约束不等同于金融压抑。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金融自由化进程实现金融深化的政策目的，而应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如控制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管制竞争等，为金融市场主体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调动其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制到金融自由化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
（二）功能观下的金融发展理论
在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结构”的概念之后，部分学者开始讨论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Bank-based Financial Structure）与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Market-based Financial Structure）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双方尚未取得定论。针对这场争论，以默顿（Merton and Bodie，1995）［68］为代表的“功能分析范式”论认为，金融功能优于金融组织结构，机构的形式会随功能而变化，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如支付清算（Gurley and Shaw，1960［69］；Diamond，1984［70］；Oldfield and Santomero，1997［71］）、信息提供（Benston George，1976［72］；Leland and Pyle，1977［73］；Campbell and Kracaw，1980［74］；Diamond，1984［75］；Gale and Hellwig，1985［76］；Boyd and Prescott，1986［77］；Boyd and Smith，1992［78］）、降低交易成本（Gurley and Shaw，1960；Benston George，1976）、监督（Shleifer and Summers，1988［79］；Franks and Mayer，1990［80］；Gorton and Winton，2002［81］）、风险管理功能（Allen and Santomero，1998［82］；Scholtens ＆ Wensveen，2000［83］）等。而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构成只是一个次要问题（Secondary Issue）（Crane et al.，1995［84］）。
金融功能服务观由莱文（Levine，1997）提出。他认为，金融系统的功能（如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监督管理和公司治理、强化储蓄流动、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等）是通过金融系统及其产品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来表现出来的，银行和市场在提供服务方面的区别并非首要。该理论也大大扩展了金融发展理论。
（三）金融发展新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La Porta等（1997）［85］开创了金融学和法学交叉的新兴理论。随后许多学者从交叉学科视角，如从政治学、制度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研究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性的深层原因，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这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发展的理论体系，使金融发展理论呈现多学科互动、综合化研究的繁荣态势。
四 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在2008～2011年任职于世界银行时，领导研究了“新结构经济学”项目，构建了一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韦森，2013）［86］。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或称政府干预主义）片面强调“市场失灵”、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政府失灵”，新结构经济学显然采取了一种折中办法，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否认了市场失灵），又强调政府的“充当健康的新兴产业的助产士”作用（从而否认了政府失灵）。它既不是对前两者的完全否定，也不是前两者的简单加总，而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而得到的一个新的思想飞跃和理论概括（张曙光，2013）［87］。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给定不变的生产函数求解最优资源配置，在这种模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新结构经济学则全部颠覆过来——以给定的禀赋结构求解最优的生产函数及其动态变化，在这种模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这种范式的转变实际上是根源于林毅夫教授与主流发展思想的不同：西方主流理论是以最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参照，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和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缺什么或有什么做得不好，以此来改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完全颠覆过来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自身有什么（禀赋条件）出发，在此基础上把现在能够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逐步实现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非常庞大，涵盖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现象的方方面面，其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发展与转型以及市场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88］，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作用的基本政策主张。
新结构经济学之新，一方面承认结构主义所推崇的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差异，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林毅夫，2012）［89］。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在于：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随着发展水平动态变化，从而最优产业机构及其所需的基础设施也不同；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是从低收入农业经济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频谱，不是简单的穷与富的二分法；第三，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且政府也必须发挥提供基础设施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同时做好“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工作以促进产业多样化和升级。新结构主义综合继承并发扬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为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作为新兴的发展观点，新结构经济学只是具备了一个研究框架，缺乏“血肉”支持，有许多问题还需要回答：政府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比较优势和产业外部性的甄别、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安全、产业政策失败的代价、比较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关系等。
林毅夫等（2006，2008［90］，2009a［91］，2012a［92］，2012b［93］）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经济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并由此内生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最优产业结构、相关风险的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分布。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特征、风险特征和融资需求，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结构的需求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也会有所不同。只有当金融结构的特征与当前最优产业结构需求相匹配和适应时，金融体系才是最有效率的，而金融结构也才是最优的。中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是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要企业类型。因此，最优的金融结构必须能够适应中小企业发展需要、满足其发展对外部资金的需求。
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一）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代表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
供给侧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与之对比，需求管理假定生产要素的供给为既定的条件下对总需求的调整和控制。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侧管理代表了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而需求侧管理则代表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
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来自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即我们所熟知的：
Y=C+I+G+NX
其中，Y代表总产出，C是消费，I是投资，G是政府支出，NX是净出口。凯恩斯认为因为需求不足，当期的实际总产出Y可能会低于潜在产出Y*。在此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调节有效需求（货币政策降低利率r刺激投资I，或者财政政策直接增加G）来使得总产出达到潜在产出。
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一般形式是：
Y=F（A，K，L）
其中，Y代表总产出，F是一个函数形式，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投入，A是全要素生产率。这里资本K和劳动L是生产投入要素，其要素价格分别是利率r和工资w。A代表效率，A越大意味着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可以有更大的产出，A包含了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全部要素，故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A的常见因素包括技术、制度、自然条件等。区别于K和L等生产要素“量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生产要素质的提升，主要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组织方式改善等。
产出Y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K、L（所谓的“要素投入驱动”），以及提高A实现。不过增加L不会提高人均产出（除非人口结构变化），资本投入K达到稳态均衡后便对经济增速没有贡献。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致认为，从长期看，全要素生产率A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因此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 。
（二）供给侧改革的内容
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两者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有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看，本质上都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
（三）供给侧管理的海外经验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在各国的经济政策应用中通常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海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较为明确地被贴上“供给侧管理”标签的主要是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时期的经济政策。这两个时期经济政策的大背景都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提高需求的“刺激政策”使得两国出现了明显的“滞胀”现象，而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
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里根政府1981年上台伊始便提出了长达300页的“经济复兴计划”。财政上，大规模削减个人及公司所得税并压缩联邦政府开支；货币上，收紧货币以控制通胀。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放松行业管制。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滞胀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她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即英国的国企改革；削减福利开支，压缩财政开支；控制货币，降低通货膨胀率；开放市场和降低税率；打击工会力量。
（四）“真正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实现供给侧改革就要稳稳抓住“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即科技创新与管理制度，充分调动创新者的积极性，因为“真正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9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后都要落在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创新型经济上。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成功的创新将会在世界范围内以几何级速度扩散开来，供给将创造出波澜壮阔的需求，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与需求侧调控相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更有利于催生颠覆性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经济思维、政策思维的深刻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旦成功，中国经济将会开启创新驱动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