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心态病”症结何在
如何看待上述社会心态状况？造成这些心态问题的症结根源究竟在哪里？对成因所在把脉清楚，才可能“对症下药”，有效进行社会心理疏导和心态建设。
（一）“成长中的烦恼”：转型期“矛盾凸显”引发多样心态
许多研究说，社会在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的时期，是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是各种经济发展变量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也会加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快速变化和重新组合的时期。有研究强调，这一时期社会进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
这个结论是在国际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虽然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国情差异，加上美元汇率变动，价格数据会有偏差，不同国家在1000~3000美元阶段表现出的社会状况也有所不同，但大体看来或定性而论，人均收入在这个阶段，社会进入转型期并对应表现出一些突出发展情况。因此一些学者们把这个阶段易出现的问题和风险称作“中等收入的陷阱”。
此时期的社会信用规模和程度状况与人均GDP存在密切关系。有人根据国际研究得出，“人均GDP在300~500美元时，信用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显；人均GDP在500~1000美元之间时，信用被大肆践踏；当人均GDP达到了3000~5000美元时，是整个社会信用的重整阶段”（注：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721640/.）。此时，社会诚信就成为需要高度警醒的问题。
此时期是贫富分化明显加剧的时期，两极分化矛盾开始凸显；社会大众的自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差异性诉求增多，而传统特权秩序无论制度主体还是制度客体，都还没有做好放弃特权、应对日益凸显的民主意识和诉求的准备，社会政治秩序也出现变化和矛盾。
这个时期也是生活质量标准主体性、个体性表达开始强烈的时期。经济学研究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时，生活质量更多取决于物质，所以质量指数“与人均GDP的联系比较紧密”，而达到3000美元水平以后，生活质量诉求多样化、主体化，物质决定关系就不再是决定性的了。这也是为什么“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幸福感却不升反降”的富裕困惑的一个题解。
变革和变化既是发展的机遇时期，也是各种问题的多发期，社会主体——人必会随社会变动在心态上发生共振，所以上述社会心态问题也是“成长中的烦恼”的一部分。
2003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台阶，中国这一年的人均GDP跨上了1000美元的平台，这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中国上下尤其是决策层开始从战略上高度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的问题。据报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所以学者们说，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风险高发期”。（注：参见姚亮：《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特征分析》，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10233434.html。）
首先是贫富差距带来的若干社会矛盾问题。关于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社会多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其是否合理。基尼系数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基尼系数越趋向于0，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趋向于1，说明贫富差距越大。国际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收入差距偏小，0.3~0.4之间为收入分配合理，0.4~0.5之间为收入差距偏大，说明存在较严重的不公平，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过大，0.6以上表明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可见，基尼系数为0.4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一个分界线，因此将其定为国际警戒线。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33，2006年达到0.46。（注：参见楼继伟：《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载《学习时报》，2006-06-19。）在世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中国基尼系数排位接近某些贫富分化严重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注：参见樊纲、王小鲁、张泓骏：《收入分配状况与社会公共政策》，载《上海证券报》，2005-12-26。）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平均水平0.44之上，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基尼系数呈回落态势，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较上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注：参见http：//news.163.com/13/0124/07/8LVHLK7700014JB5.html。）但基尼系数民间数据是0.61，官方和民间数据相差悬殊，但不论怎样，多年来基尼系数都在0.4警戒线以上，足以说明问题的紧迫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财富差距即社会财富日益集聚应当引起更多警惕，因为财富聚集会产生富更富、穷更穷的“马太效应”，从而加剧贫富分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贫富差距现象引发了社会心态的某些失衡。据《人民论坛》的千人问卷调查：对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公众表示难以接受。贫富差距扩大除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以外，还引发各类社会矛盾和心理失衡，潜伏着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
除此之外，贫富差距如果使底层群体进一步“弱势化”，就会引发更多的社会发展成本。林毅夫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重要表现，内部失衡造成了外部失衡，收入不平等也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的关键因素”（注：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113/02047233363.shtml.）。“短板效应”理论也表明，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状况，而是取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风险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状况。（注：参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10233434.html。）幸福学研究者说：“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注：刘耿：《计量幸福》，载《瞭望东方周刊》，第370期；又见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41825027_3761207497.html。）底层社会群体如果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会因为生活困境而对国家和社会失去信任和向心力，执政党以及国家和政府的社会基础就被削弱了，而因为太穷，这个群体缺乏生存空间和弹性，其温饱生存线的承受能力又太脆弱，于是社会冲突和危机风险就存在了——不在贫困中沉沦，就在贫困中爆发不满。底线的挣扎更易使他们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推倒重来的期待”。（注：参见祝华新：《影响力中国》，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638aa8010188pi.html。）
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旧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新情况。转型期出现的贫富差距、生存困难等问题，处理不当就会激发社会危机。如近年来一些地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起因多为劳资纠纷，城市化进程中由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由社会不公或以往改革中所遇到的下岗困难等问题的追溯性维权矛盾，以及贫富差距拉大后的心态失衡等等。
总之，这个时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或风险，如经济失调、社会失序、生活压力、心理失衡、人际紧张、伦理失范、群体冲突时现、危机潜伏等。
（二）“耗散结构理论”视野下的社会转型期
转型期特点之一，即旧有秩序向新秩序过渡，其中有一个“由有序走向无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无序—变动—不稳定呈现客观必然态势，这是一个必需的过程。不要接受不了“过程论”，更不要不允许说“过程问题”。在“耗散结构理论”视野中，社会变化就是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的发展过程。
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首次提出“熵”概念，用来表示物理学上热量转化为功能的程度。“熵”概念的提出，是19世纪科学思想的一个巨大贡献，据称它的意义可以和“进化”概念相媲美。普利高津根据熵原理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提出了“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著名论断。人们习惯地认同有序而反感无序，视无序与混乱为同义词。耗散结构理论则揭示了无序性也是世界构成和发展的一个本质要素。这一理论区分了“静态有序”和“动态有序”，强调事物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进化和发展。只有动态有序的事物才能够变化发展而不僵化在一个结构里。这一理论认为一种“活”的结构是需要不断进行交换的，依靠能量的耗散才能维持其有序状态。
耗散结构理论被从物理、化学、生物学延伸到了哲学、社会学领域。作为一种事物发展过程和规律，作为一种方法论，耗散结构理论强调辩证地、过程性地看待事物，“从有序到无序”，又“从无序到新的有序”的发展状态。我们经常说：面临危机也是面临机遇，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当下中国社会，就处于一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时期。
关于“社会转型期”问题，曾经一度存在争论，一些学者主张要慎提“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仍处在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下，不存在社会转型。事实上我们说社会进入转型期，主要指我国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社会内在结构，到人们生活方式、精神文化、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转变。有学者指出对转型期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动，其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注：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8484385.html.）。这也意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随社会发展都发生变化。
总之，社会从原有的“有序”走向新的有序过程后，会处于一种阶段性“无序”过程中，社会阶层和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深刻变革，伴随着社会矛盾的相互交织，社会问题也大量涌现。各种改制、变化，旧有的秩序走向耗散中的无序，使社会充满变数。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说，即旧的秩序打破了，新秩序还没有完全立起来，之间就有一个无序或问题多发的过程阶段。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在1993年的“兄弟谈话”中又讲，“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讲了“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又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注：参见《邓小平年谱》下卷，136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在经济体制转型起初5年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世人惊叹发生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但同时，在一些地区和领域也出现了经济发展过热和失调的现象。这些问题引起了研究者和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就列举了这些问题：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农民增收缓慢，盲目投资加剧，一些地方政府运用权力行政主导投资过热，一些“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产生，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收入不平衡等。研究者也指出，一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误解为“增长是硬道理”，GDP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指标。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忽略了人，带来了贫富分化、权利不公等负面效果。应该说“GDP崇拜”曾是世界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发症”。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中国改革开放最初若干年，一直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迅速摆脱落后状态普遍选择的道路。
中国政府也看到了发展中的问题。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国家决策层面首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在第二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经济将从“高速车道”进入“平稳较快”轨道的思路部署。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提高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的理论指导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指导方针和战略思路。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但也可用几个核心关键词来概括：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在十八大报告中，作为中国社会“五位一体”总体发展部署中的指导方针，得到了执政党和国家的更加自觉和具体的把握。
中国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道路、理论、制度的自觉自信，有一个发展过程，也必须有这个发展过程。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历史态势上把握社会变化和发生的一切，包括“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才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哲学的态度，才会有一个新的思路视野和理论高地，才会拥有“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胸怀和智能。
中国当前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心态，都在发生转型，原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转型，阶层在转型分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都在变化转型，市场主体和公民主体也在转型、觉醒和成熟。社会转型不可担忧，令人担忧的是对这种转型变化视而不见，或不愿正视。
（三）公民在转型：市场主体的觉醒和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凸显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如幸福感不升反降、人际疏离、政民矛盾、社会冲突、心态失衡等，和社会机制发展不完善不成熟有关，也和公民主体的觉醒和诉求多样化、个性化有关。人们生活诉求多了，期望值、满意度标准也提高或多样化了，个性自由度提高了，主体的某些“感觉”相对下降，也是符合逻辑的。
首先是市场利益主体的觉醒。市场经济促使社会成员个性意识、竞争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市场中的商品交换体现着市场主体的意志，“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这种权利关系是由商品交换关系决定的。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02~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这是市场关系中人的经济交往本质。路斯和莱法曾从博弈论逻辑出发，将其定义为：“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中，博弈者将选择能产生较合乎自己偏好结果的方法，或者用效用函数的术语来说，他将试图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注：Luce，R.Duncan and Howard Raiffa，Games and Decisions：Introduction and Crititcal Survey，New York，John Wiley&Sons，1957，p.50.）。这一特征决定了市场交换中的“经济人”总是自利的，他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按照经济理性的逻辑，某种手段如果更能增加个人利益，那么这种手段将会成为“经济人”的必然选择，即使采取的手段不道德。
经济理性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关。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核心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人”即使做出利他行为，也是因为经过计算认为利他行为所获得的收益会更大。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是每一个经济主体面临和关心的现实。
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随，很多理论开始为个人利欲追求的合理性作辩护。英国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益”、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的“道德算术”等，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裹挟而来。此阶段的一些伦理学理论还对市场运作必需的社会条件如社会平等、法治、等价交换和信守契约等道德规则作了独特辩护，一些人在为“个人主义正名”，市场经济向个人行为提出的道德要求也得到讨论。理论的论证和辩护，使个人利益价值取向进一步合理化并深入民众之脑，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显然，经济理性促成了经济繁荣，因为经济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必须提高生产效率，尽可能降低投入产出比，从而增加国民财富。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与此同时，人的竞争意识、效益观念、财富观念也在变化，也就是说，市场主体在市场不断培育下，利益主体逐渐觉醒。需要看到的是，伴随着“市场利益主体”的觉醒，人们对自我利益有了更多觉醒和诉求。不独是经济利益，其他社会利益的权利意识也渐渐觉醒。“我”已经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语。
媒体报道说，在中国的第20个黄金周期间，人们在讨论7天假期的加班补助费问题。尽管无私奉献、积极工作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公认准则，但人们也越来越强烈地发出了维护休息权利的呼声。（注：参见http：//news.qq.com/a/20070506/000844.htm。）学者也说，近年来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多数人已不再抱有“贱讼”和“耻讼”的观念了，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意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注：参见http：//news.9ask.cn/falvlunwen/xflw/200912/282045_2.html。）
“碎片化”（fragmented）了的社会，原子化了的个体，对自己负责的自由的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被安排”的命运，他们希望过自己想要的好日子，过上他人那样令人羡慕的生活，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与信任。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要让人民群众过一种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的提高，个体独立性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生活逐渐活跃并呈现多样形态。一方面是一些人明哲保身的政治冷漠，计划时代对集体政治生活的热情淡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对自我利益和生存的关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表现出对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性，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合法权利，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社会热点问题，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生命和尊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社会改革也促使政府职能发生转变，由全能式“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社会组织建设推出了大量民间非官方、非政府组织。厦门PX项目事件、孙志刚事件、“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考察门”事件、“天价烟”事件、杭州飙车撞人事件等等，都见证了中国公民参与的力量。有媒体将2008年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在这一年，中国公民在大灾大难和大爱中，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责任意识及对国家社会事务的参与自觉性。（注：参见http：//www.handannews.com.cn/epaper/handwb/html/2009-06/27/content_5302574.htm。）
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最早是媒体杂志组织了关于“潘晓来信”的社会大讨论，在讨论中人们对人生意义做了新的思考。学者开始发表《主体性论纲》，彰显主体性意识的“人性论”、“价值观”哲学讨论也在学界和社会中展开，社会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人们开始“跟着感觉走”。一切都表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在不断觉醒和提升。存在主义的“我们”死了，“我”站起来了，其寓意正在中国社会进行现实版演绎。
需要注意的是，权利意识的苏醒，使人们具有了更多个人利益的追求和竞争，也对国家发展、社会公共事务以及自我生活状态有了更多新的自觉，在精神生活领域也有了更新、更多样的价值取向、诉求。一方面是利欲主义的蠢蠢欲动，另一方面是精神理想的坚守；一方面是集体主义原则的坚守，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正名”；英雄主义和平民草根情结不期而遇。经典或精英文化和大众俗文化争夺市场，于是有人说这个年代的人们是分裂和矛盾的。（注：参见许纪霖：《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见http：//www.comment-cn.net/society/problem/2007/0126/article_26094.html。）随着人们的“诉求”多样化，心理需求、价值观念都变化了，幸福感不仅建立在物质温饱基础上，幸福的标准也提高并多样化了。这一点从下列网络投票结果（注：参见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108254804/1.html。）中也可看出，人们对自己的幸福指数趋向于综合要求。网络投票：怎样你才更幸福？
在主体意识和个人诉求提高的同时，不满足感也越来越多；而竞争意识和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在促进效率和财富的同时，也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和人际紧张，时下网络流行语所说的“羡慕嫉妒恨”，大概就表明了某种竞争关系和意识中的民众心态。
所以，当下人们的幸福感低，社会矛盾的频发，社会心态有些焦躁而复杂，不仅仅和客观的各种社会改变、生活压力有关，也和公民主体的觉醒有关。那些由“觉醒”变化带来的利益竞争问题，那种幸福感降低，就有一定的阶段“相对性”了，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中国人小到生活情趣、幸福主张，大到国家发展、社会治理，都有了更自我、更高的要求。人们的期望值和要求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不满甚至焦虑感。我们应该辩证地、过程性地多视角理解和看待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心态状况。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现代化过程就是带来冲突和不稳定的时期，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社会动员加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想干的事，远远多于他们能干的事。这个意义上，转型期过程也是一个“期望值革命”的过程。因而这个时期是最活跃、最进取，也是最矛盾频发和风险凸显的时期。（注：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5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四）孤独感成因：社会碎片化解构人的社会归属感
“镜子镜子告诉我，我是谁？”这个寓言发问的哲学隐喻是对自己身份定位的发问。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碎片化”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其概念界定为：社会阶层的多元裂化，并导致大众个体化、个性化，价值观多元化，消费需求多样化、细分化，媒介小众化，信息零散化、非线性，出现“碎片化思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文化价值和精神家园、话语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中被碎片化了，而人则在自由市场中被原子化、个体化了。“我是谁”的问题折射的是个体的人对社会本质或说社会归属的诉求。
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分化、复杂化、阶层分化，文化市场开放，思想文化价值观多元化，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碎片化”。实际上碎片化也就是社会多元化、个性化的另一种指称。
现代社会首先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解构。市场经济需要的参与主体是独立的、平等的和自由的个体，当中国的市场经济来临时，人们从传统血缘和计划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个体自由空间扩大，个人尊严和感性得到凸显，“为个人主义正名”的思潮出现。计划经济下的“单位人”或“公家人”化为市场个体，以传统血缘为重点的人际关系转向了契约关系。
传统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庭为中心。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中西社会结构时说，西方社会结构是像田里柴捆一样的个体集合体，而中国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这和西方的“团体格局”大不相同。传统人际关系重亲情和人际间的情感内容。林语堂由此说，对中国人言“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差序格局”的传统人际关系模式转变为“团体格局”的契约模式，重感情的天平也开始“一切向钱看”，转向重功利价值一边。当社会血缘的情感人际关系被利益化后，人际间少了给我们温暖感和依赖感的情感归属，疏离、冷漠和孤独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人在远离故土、远离家庭亲人，置身在陌生的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地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时候，当感觉被朋友、组织和社会抛弃的时候，会产生自己的人生不知在何处的困思，也会发出“我是谁”的身份焦虑疑问。
信息时代的技术进一步强化了大众方式的碎片化进程。处在互联网中的受众，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信息传播方式，甚至生活方式都表现为碎片化状态。新媒体时代使每一个碎片都带有全新世界信息，个体完全可以生活在自我和网络构筑的世界中，与那些他们不关心或想回避的议题相隔绝。“宅男”、“宅女”普遍产生，社会人际关系随之弱化。宅在自己的世界中，只向自己喜欢和愿意的个性化世界深入，躲避在自己的虚拟世界中，而信息时代提供的学习社会和虚拟世界完全能够让自己生活“充实”。殊不知在虚拟社会生活惯了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就会出现许多问题。虚拟社会的法则移用于真实社会，就会出现黄勇、马加爵等一类罪责事件，“虚拟婚姻”及其观念，“网瘾君子”的生活，在现实真实中，对家庭、社会都会造成各种负面问题。问题还有，互联网中碎片化生活的宅男宅女，还会由此出现社会孤独症候。正如《一起孤独》中所写的，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彼此隔膜，彼此孤独。（注：参见孙琳琳：《当下中国的12种孤独》，载《精神文明导刊》，2012（7）。）
随着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碎片化，个体越来越拥有更多独立和自由，各种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如传统的家族或地域共同体，或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组织，都瓦解了。而新社会组织、公民团体，还在零散生长尚未被建构起来。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退出、人们获得身份自由“下海”弄潮的同时，许多人的孤独、不安和不适感也相随而生。市场竞争中一切都要靠自己，许多人在市场进程中被抛到市场社会中，成为独立自由的、原子化了的、无所归属和依赖的个体。“这种世俗时代的原子化个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也主要就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原子化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在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注：许纪霖：《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见唐晋主编：《大国软实力》，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
在计划经济时期，从上学、工作、住房到医疗、养老，职工个人的生活总和一定的“单位”相联系，农民也有公社生产队相联系，人们都有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转型、变革开始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整体利益结构开始调整分化，社会成员或群体的关系、位置也在市场经济中被“重新洗牌”。千万人下岗，分配制度、就业制度纷纷改革，打破了“铁饭碗”，来自工作就业的焦虑迅速在全社会扩散。与此同时，乡下人、城里人、户口、教育、社保，都构成重新洗牌后的焦虑。人们生活位置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些都会在人们心中转化为一种压力或焦虑。
引发身份焦虑的因素还有一种是社会尊重的缺失。心理学认为人们往往在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中感受自己的位置和身份。原子化的个体被抛向市场社会后，原来的工人阶级“老大哥”的光荣消失了，代之以“下岗工人”为身份称号，与之同来的是失业、底层生活的困境、无助的生活际遇以及人际尊重的缺失。一个人如果仅是物质生活的困难，尚好对待，如果处处遭受他人和社会的“白眼”斜视或者低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的挫折感、失败感、孤独感等，以及与社会身份需求相关的自尊，就会被激发出来。而自尊被反复、普遍打压的话，普遍的焦虑不适甚至愤懑就会激发出来。在心理底线弹性上，人可以忍受贫穷，但不能忍受人格受欺压或屈辱。
虽然近些年，全社会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尊重人格，从国务院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强调并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于更多外来人口，但无论如何，社会阶层分化和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网上曾集中报道和讨论关于农民工坐公交车发生的一些冲突。2012年7月28日，江苏省南京市一辆28路公交车上，一吴姓男子因嫌上车的两农民工身上汗味太重，竟赶农民工下车；采访中一位农民工说：已“习惯别人躲闪”。2012年12月28日，重庆市825路公交车上，一名穿着时髦的老太呵斥身旁风尘仆仆的农民工，“你穿得这么脏，就不应该坐公交车，应该自己走路回家！”指责其“影响市容”。好在当时车上其他乘客对这名老太的话的反应是“感到愤怒”，认为：“真正影响市容的是这名老太！”（注：参见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InAndAbroad/2012-12/30/c_114204614.htm。）在这些事件中，农民工因生存需要和辛勤劳动的尘灰衣装，会被个别人解读为“影响市容”的歧视性事件，暴露阶层分化后的人际歧视和人格不尊。
在郭于华教授负责的调查报告中，新生代打工者中，58.4%打算未来留在城市而非回农村发展，48.7%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85.7%会上网，但年度结余仅9683.78元。这些数据显示，今天的“农二代”渴望融入城市但不被接纳，在城乡进退维谷之间，生活压力和身份焦虑愈加沉重。
有多久了，农民工年年翻着花样进行讨薪，无奈之举背后有多少辛酸和艰难，农民工的权益在“讨薪”道路中本末倒置，这样的处境除了“辛酸”、“愤怒”，如何谈得上有归属感、尊重感和幸福感？！事实上，许多暴力事件或群体性冲突事件，有复杂原因，其中也有久在社会底层被忽视、被屈辱、人格被压抑而激发出的愤怒，且这种无归属感或“‘无根’的状态还容易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产生推倒重来的期待”（注：祝华新：《我劝天公重抖擞——从网络舆论场寄语十八大》，见http：//www.caixin.com/2012-11-08/100457683_all.html。）。
2012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和幸福感密切相关，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也是最终的标准。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这和培育“自尊自信”的人格心态息息相关，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在幸福感心态建设中，人际尊重环境和氛围的营造也非常重要。
“自由与焦虑难分难解”，这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存在主义认为人注定是自由的，人有认知、有觉醒就必定有自由，不是人选择了自由，而是自由选择了人。人就是在不断选择中不断成就自己的人生。但人进行了选择就要承担责任，于是有人想要逃避自由，但不选择也是你的选择，所以人不可能逃避得了选择的责任，逃避不了于是就会产生焦虑。克尔凯郭尔在《恐惧的概念》中认定，人如受到限制而不能实现选择目的就会产生“无法实现”的焦虑，而想要实现自己的选择和害怕实现自己的选择也会产生一种矛盾的焦虑。于是也有了弗洛姆意义上的“逃避自由”。
在中国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这样，有了更多自由的个体，但自由会带来另类“自由的烦恼”。人们一方面希望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当社会体制改变了，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身份，也就给了人们更多的“责任自负”。有了更多选择，就意味着你要为自己的选择和未来的生存承担责任。事实上许多人在市场自由中获得解放和活力，创造了新的社会身份和生活境地，也有许多人感觉自己是被“抛”到市场社会中来，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得为自己的人生和生存负责。比如，“下岗工人”不得不另行择业，毕业生必须自己找工作，员工必须用心经营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动，所有人都得为生存、为发展而奔波劳作。市场经济把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打通了，人们可以走得更远，选择更多，但也可能因为被迫选择而不适应，从而产生焦虑。如果远离自己熟悉和依赖的社会归属（家庭、家乡、国家）就可能会产生不安和焦虑。
从心理学角度看，一个人感到和客观环境不能适应时，就会产生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不适感，在存在主义伦理学中这种“不适感”也被象征性地称作“恶心”。萨特甚至写了一部名为《恶心》的小说，来表达人与外部世界的种种不适感和无奈感。萨特认为人常常会无缘无故被抛到世上。他曾在另一剧本《苍蝇》中写道：“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灵魂里爆发了，申明对这个人也无能为力了。”
人具有社会归属需要。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五个层次，人的需求逐级递升，生存和安全较低层次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生成对高一层次需求的追求。该理论指出，人都有自我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承认的需求，无论是“内部尊重”的自尊，还是“外部尊重”的他人、社会的评价，都需要发生在社会关系结构中。这种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在某方面就表现在人对自己的社会位置和归属的确定。
马斯洛理论认为，社会归属的需要，即融入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这种社会感心理需求在哲学上被亚里士多德表述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离不开群体的、城邦式的政治生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则表述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性本质就在于其社会性。而中国儒家，把人的本质定位为“性本善”之德性，人必须知礼义，知荣辱，生活在伦理关系中，否则就不称其为人。在仁义礼智信的核心理念中，也少不了“朋友有信”的原则，说明维系社会的重要原则中一定有一种是关于互助友爱关系的。儒家强调朋友之道的“友直、友谅、友多闻”，传统重友情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氛围给了人们多少精神依归和支撑。但许多人也感慨，朋友称呼还在，朋友却无处可寻。
在我们课题组的问卷调研中，问及“改革开放以来，您的生活状况在下列各方面进步最小的是”，29.18%的人选择了“政治民主方面”，位居第一；位居第二的就是“人际友爱和互助关系方面”（28.37%）。（图7）从这里可看出两点：一是人们对社会友爱互助很在意，说明人们需要友爱和社会互助的氛围；二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在这方面进步还不够。
图7
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友善和社会互助，需要对他人或一定群体的依赖，这种依赖或对友爱的诉诸实际就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一种表达。友爱互助不仅能凝聚社会人际，也是支撑人的心灵世界、给人社会归属感的重要因素和力量。人是社会的动物，他离不开国家、社会等政治结构中的契约结盟，也离不开市场生产和交换中的契约结构，离不开市场“陌生人”中的合作伙伴。在道德和宗教中，这种社会归属感往往表现为人的情感依赖——即爱和友善。所以，友善或爱，就是人的社会本质在情感层面的表现，是人性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说，人际友善的匮乏显示的是伦理危机以及社会关系的竞争化、疏离化。
在我们课题组有关社会归属感和孤独感的调研中，在问及“您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家庭、单位、某团队、某组织）归属感或依赖感怎样”时，只有21.63%的人选择了“有归属感，不孤单”，42.76%的人选择了“有时有，有时没有”，选择“越来越没有”的占12.96%，选择“完全没有，感觉很孤单”的22.65%。（图8）以上数据结果表明相当数量的人认为自己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孤独感，一个社会，有这样大量的人没有归属感或依赖感不确定，也说明社会归属感已存在严重缺位的问题。
图8
而当问及“在生活中遇到困惑和困难时，您是否想到找工作单位（学校）帮助”时，只有22.35%表示“会找单位或组织”，27.55%的人选择“不会，自己面对和解决”，37.65%的人“不会，依靠家人或朋友帮助”，还有12.45%的表示“想找，但单位或组织不会管”。（图9）
图9
而在“近年来您常参与哪类社会交往活动”的选项中，90%的人把“家人、朋友的聚会”摆在第一位。（图10）在“您和您的邻居相处怎样”的调研中，则显示约一半的人数和邻居相处不错。（图11）
图10
图11
在“您认为当今社会人们焦虑的最主要原因”的调研中，“生存问题尤其是物质生活压力大”（86.94%）位列第一，而位列第二的就是“人际关系和社会竞争太紧张”（81.22%），表现出人际不和谐或孤独因素在人们生活压力中的权重很大。（见33页图5）而人际压力中就有孤独感以及社会归属感和依赖感相对有限的问题。从这个问题中，也可反观出社会依赖感的缺乏。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找组织”现象。如上述，市场经济使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群体个体化，社会组织建设的“空场”使人际产生疏离感，但人们需要社会归属感，因此社会中能看到许多人在自发地“找组织”。一是家庭教会发展较快，据调查其参加者有“三多”：即白领多、单身多、女性多。家庭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白领多，意味着解决了温饱等物质生活的人群需要精神生活，寻找有精神信仰的生活，有一部分人找到了家庭教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单身多，表明单身的人缺少家庭依归，更多会寻找社会依归。家庭教会不仅提供宗教的精神支柱，更多有家庭般组织的温暖。调研中曾访谈过一些家庭教会人员，他们喜欢那里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温暖”、“有互助”、“有亲情”，一人有难教友会共同帮助，且定期有组织活动，一些被访谈者坦言是因身边亲友带去参加教会活动后，感受人际温暖而加入。而女性多，则因为女性往往会有更多“无助感”，更需要寻找归属和依赖，这些人更易在教会组织中找到温暖、归属和依赖。从这里可看出，我们社会如若没有提供这种“温暖”、“互助”的组织平台，人们就会自发自行地“找组织”。
我们还能从其他方面看到人们对社会归属和社群精神的呼唤和需求。从各种生活中的朋友群体，到形色各异的网络虚拟社区，人们在以各种方式寻求与他者和外界的联系，或寻求帮助，或相互倾诉，或在网络世界向社会展示自我才智和价值，或表达自己对他人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关切。总之，人们在广义的社会联系中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存在感，许多人是在“被他人和社会需要”的感觉上寻找幸福感和价值感。
一方面是孤独、寂寞带来的无助和无意义感，另一方面社会显示出自发的全体精神需求，而当下社会，许多领域和地方恰恰很缺乏这种承载碎片个体的社会组织平台。有调研说，大量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自发自愿组织起来做公益活动，他们有更多的精神需求和社会价值实现的需求，许多志愿者组织演化为新型的“社会群体”。
人们的身份焦虑，往往通过自我群体的位置来寻求依赖和确定意义感。血缘关系和“集体”解体后，表面看是个体获得了更多自由和自主，但变成市场社会个体的人往往需要凭自己的力量，而非群体力量来独自应对各种挑战和压力。建构社会组织，提供群体归属感刻不容缓。
另有资料表明，一些地方、领域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组织，使一些新的市场群体或利益群体在进行利益表达时往往“找不到组织”，如很多外来工或农民工有苦无处诉，找不到组织表达。有心理学调研文章用题目表明了这一问题：“外来工心理症结调查：一间工厂成一座孤岛”（注：http：//www.psy525.cn/art/5692.html.）。而某城市的农民工人大代表则表达说：工作生活中感觉“心理压力大找不到归属感”，他们说：“我们每天呆在厂里，每天过的就是上班、吃饭、睡觉这样简单又枯燥的生活，在深圳找不到归属感”、“我们也买不起房”、“连孩子上学都有问题”。他们希望提高工资，并能给他们多一点关爱。（注：参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11784642.html。）归属感往往和关爱相联系，没有归属的安定，没有关爱，人就孤独，生活中就会有孤独、寂寞等人际压力。
有社会学研究者称失去社会归属的个体，面临的往往是一种“社会性的丧失”，人在社会中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撑群体。如上述农民工，如果是与亲戚、邻里、熟人一起外出打工，彼此可以相互照应和倾诉，在异乡也就能有“家”的感觉。如果农民工没有乡亲结伙外出打工，像在一些企业，即使同住一个宿舍彼此也无交往，遇到麻烦苦恼其他人也不知道。可以说他们就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处在“无根”的状态。（注：参见郭于华：《新生代农民工丧失社会性易造成心理问题》，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705be0100muro.html。）
许多人际孤独、道德冷漠现象，和一定“小社会”环境中缺乏归属和团体依赖感有关。如“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地广州佛山五金城，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快速发展的五金集散交易商城。事后位居五金城的店铺老板在记者采访时说：这里“人情关系的确很冷漠”，除了进出货、对账、去银行，没有其他更多的人际交流和社会组织活动。商业利益和地域是他们仅有的连接纽带，一位店铺老板说，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她跟相邻两家店铺的人从未说过一句话。（注：参见http：//news.qq.com/a/20111019/000866.htm。）
无独有偶，在另一城市，曾有一个身处五金城中民营企业的党小组，苦于缺乏社会组织活动机制，自行找到邻近高校院系党组织，希望结对开展活动。五金城的特点之一是各地人“散在”聚集一起，除利益联系外，如果缺乏其他社会组织和文化建设，久而久之必形成各顾各的自利氛围。许多人处于这样的人际疏离环境中习以为常，“各扫门前雪”，自利自私，更甚者会损人利己。在社会发展中，有许多这样的“社会单元”，它们缺乏社会情感依赖、组织依赖，对他人与社会的关心互助道德氛围当然也会相对缺失。所以，“小悦悦事件”的极端“冷漠”，并不表明中国人良知普遍丧失，它和所处环境长期缺乏社会性组织建设“空场”有关。如何重视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小社会”组织建设，恐怕也是“小悦悦事件”带给我们的重要思考之一。
市场经济中人际社会关系的解构，还表现为血缘社会的传统大家庭解体为小家庭，传统的“四世同堂”的家族结构和观念改变了，人们需要也适应了小家庭的简单和节奏，但利益和财产在许多时候也会瓦解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在身边、在媒体上我们常见“亲们”为财富利益反目成仇。许多人过上了不愁温饱甚至富有的生活，但家庭的种种不和甚至矛盾，以及周边人际群体的疏离感，让他们越来越感到孤独。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余年来，少有人从归属感问题关注中国人的孤独感和生存状态，或者说关注的权重太微弱。切实期望我们的国家、社会、决策层和研究者，更加充分地关注这个问题。在“社会建设”视域中，规划“归属感建设”工程领域，给被市场经济原子化了的个体，提供足够的社会归属感落地平台。要认识到当下存在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和人们的孤独感、心理失衡有关，如果缺乏社会归属感的落地，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比如，农村人渴望通过寻找工作机会融入城市改变身份，但城市生活的压力，再加上不被城里人接纳，会产生个人权利的被剥夺感，而“无根”的状态更容易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产生推倒重来的期待。（注：参见http：//china.caixin.com/2012-11-08/100457650_all.html#page2。）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建设”是一种重要的民心建设、社会心态建设工程。
所以，现代社会个体化了的人们，如何获得组织依赖感和社会归属感，社会如何消除归属感的机制“空场”，国家和社会如何更自觉地给个体化的人创建有效的归属组织平台，给予人们更多的社会归属和群体依赖，化解孤独，缓释人际或身份焦虑，如何在发挥好单位、企业、家庭和社区的社会归属平台的同时，建设好各种社会组织，是当下政府、社会必须重点研究的问题。
（五）社会不公：引发社会心态失衡的重要因素
没有什么比社会不公更能够引发心态失衡了。近些年有诸多针对社会不公和腐败的调研数据，无一不显示公众对此的不满和怨气。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同步推出问卷调查，据称“调查结果令人感到震惊”，78%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是“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该选择列所有选项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注：参见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2861379.html。）
在我们课题组2012年的最新调研中，当问“您认为当下影响人们社会公正感的主要因素”时，88.57%的被调查者一致选择了“权力和金钱的腐败问题”，位居选项第一位；当问“您认为是哪些人群在社会道德风气方面起了不好的影响作用”时，86.43%的人选择了“部分有特权的官员”，位居第一；当问及“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您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时，排在第一位的选项是“中国社会中腐败现象严重”（86.22%），排第二位的是“现实生活中两极分化严重”（85%）。（图12）
图12
而在另一对照问题“当前一些人幸福感较低，您认为最主要原因”的调研中，“对社会不公现象不满”和“没找到人生意义，精神空虚”的选项基本并列第一，前者比后者只差0.09%。（图13）
图13
各种调研或相关对照选项中，问题都指向了特权和腐败问题。可见腐败等公权私用问题不仅是影响社会和谐、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原因，更是影响社会心态让人们产生社会不公感的首要原因。事实上时下存在的心态失衡中的许多问题，如怨气、愤怒感、去意义感、焦虑感都和“社会不公”相关。有媒体以“压力全球第一”为标题讨论时下中国人的焦虑，也指出社会不公问题是引发社会焦虑的重要根源之一。（注：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0/29/c_123879505_2.htm。）
社会不公的确是引发社会心理失衡的首要因素，这是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也是世界普遍存在的心理失衡和躁动的社会原因。
普京胜选后，有反普者游行。在俄罗斯权威调研中，这次反普游行者大多是无党派、无候选人的大众，他们也不想要候选人。他们发出声音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让新一届普京政府进行更深入的社会改革和反腐败。调查显示，他们中大多可以买得起电视、冰箱等但买不起汽车，28%的人可以买得起汽车但还想买更多东西，5%的人“什么都买得起”。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穷人，多为中产阶级，但他们对俄罗斯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很不满，他们想要的是反对腐败，追求社会公平，包括参政议政。（注：参见《反普京示威运动与俄罗斯的未来》，见http：//news.chinaiiss.com/html/20122/23/a48fb4.html。）
再反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萎靡，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组织提议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举行和平集会活动，以此来反抗目前美国金融大鳄和政治人物在解决经济危机中不够有作为、金融腐败以及政治和利益交易的现象。但活动一经展开，就迅速蔓延到美国120多个城市。美国以外的诸多国家也都举行了各自规模不同的“占领活动”。抗议民众谴责美国政府向银行机构提供大规模援助，要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项目中去。他们的抗议目标直指华尔街的金融腐败，同时也指向大企业利用金钱影响政治——利益阶层和白宫政治的交易。
发起这个运动的杂志《广告克星》说，抗议者意欲透过“占领”本身形成一场对美国体制反思的运动。相当多的抗议者来自中下阶层民众，他们不仅抗议就业问题，更加抗议社会的不公。从示威者高举的标语可以看出他们的诉求：
——“99%的大众再也不能容忍1%的少数人的贪婪和腐败了”；
——“抗议美国政客只关心公司利益”；
——“谴责金融巨头利用金钱收买政治”；
——“呼吁重新夺回对美国政经决策的影响力”；
——“超级富豪的末日到了”等。
抗议者们说：“我们组织这些抗议活动就是要告诉民众，美国目前的体制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政府对工会所代表的普通人的权益视而不见，一直站在有钱人一边，让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我们之所以发起本次抗议行动，是因为感觉美国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无家可归，整个国家都在受伤害，而造成这些后果的那些人却置身事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注：《占领华尔街运动》，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589417.htm。）。另外，环保、人权等也是此次运动的诉求内容。民众不能容忍的是，一手造就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大佬们，未因自身的贪婪而受到惩罚，反而得到政府救援。而华尔街不但未能和普通民众共度时艰，反热衷于内部分红，这使积蓄已久的民怨最终爆发。（注：华尔街集会抗议政府投入7000亿元救助“亿万富翁”，反对政府金融救援计划的民众聚集在华尔街，抗议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危机中的金融巨头，要求政府首先救助经济窘迫的老百姓。见http：//news.163.com/08/1001/08/4N5J22BF0001121M.html。）“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诉求表达了民众对美国高失业率以及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
值得分析的是，民众不满主要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因为贫富差距悬殊和就业问题；另一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所以，并不是只有社会发生基尼系数问题才会导致民众心理失衡，即使没有达到0.4的警戒线，没有突破基尼系数的0.6阀门，如果社会存在不公平，也必会引起民怨，而且，由不公、腐败引发的愤怒可能比真正的基尼系数危机还要严重！
普京当选后反对派的游行以及由美国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有许多是知识分子、白领和中产阶级。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许多时候，人们并非因为穷才有不满，虽然民生问题是引起社会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人们也不会因为不穷而没有怨气。一般情况下，人们心中的不平是由社会不公引发的，不平则鸣。而最大的社会不公就是权利、资源的不公。公共权力的腐败永远是使人愤怒的一个缘由。许多人因贫困而生怨，更多人会因为社会不公和公共权力腐败而愤怒！所以，国家、社会要关注民生问题，缩小贫富差距，这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工程，但切不可忽略引起民怨的“社会不公”问题，这可能是比其他问题更能引起民众不满的问题。许多人不是因为穷才有怨言，或者社会中怨言最多的，可能不见得是底层的穷人。曾有人在研讨会上问，底层百姓生活困难有怨言，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和白领甚至中产阶级，不愁吃穿，反也怨气冲天？所以，基尼系数是引发社会失衡不安的一个问题维度，现在要思考的是，是否存在另类的社会失衡“系数警戒线”？
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已成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反腐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目前因权力所造成的不公现象却越来越多，造成了人们的极大不满。《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96.11%的受调查者表示“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注：参见http：//paper.com.cn/rmlt/html/2008-11/01/content_132311.htm。）
对腐败的痛恨已成民众共识，社会上表现的“逢官必疑”心态和对官员的“腐败推定”思维定式，也体现了民众的反感程度。官方的数据被质疑有假，年轻干部提拔被怀疑是“官二代”，官员晒承诺、表现勤政也会引来质疑。
古罗马政论家塔西佗解说他的执政和思考结论时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由此“塔西佗陷阱”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定律，用在政府公信力问题中可表达为，当政府不受信任的时候，政府怎样做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批评。
在我国当前社会心态和舆论现象中可看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一些官员及其部门工作，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信、怀疑和指责，人们习惯把屡屡出现的衣食住行质量和安全问题，把市场某些无序环节造成的种种“乱象”，都惯性地归因于官员和政府。网络出现的流行语言：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你信不信”，“反正大家都不信”，对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作出了网络体的诠释。年轻人则借“元芳，你怎么看”这句台词，用属于他们的经典句式，表达着某种质疑思维。
几乎所有相关社会科学都认定，信任是社会关系及其运转和谐有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党群之间、警民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就不会有相互信任和合作，社会矛盾冲突就会频发。当年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当问不得已必须去掉一个时先去哪个，孔子曰，去兵。再去则去食。“信，国之宝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可见在中国智慧中，“信”在国家治理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如果质疑成了民众普遍心态和思维习惯，社会处于“低度信任”结构中，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在所有的“不信”中，政府公信力的责任首当其冲。而公共权力被滥用，责权利不明，腐败问题严重，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根本原因。所以，如何保证公共权力在“在阳光下运行”，就成为重中之重。
以美国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这样解释权力腐败：如果制度规章不严密，一些政府官员像其他“经济人”一样，会利用公共权力采取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而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注：参见王振贤：《“经济人”假定的演变与发展》，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2（2）。）因此，必须制定并完善有关规章制度来约束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我国体制改革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或不配套，且各级政府又掌握着某些资源并有权力配置这些资源，一些干部就会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做权钱交易，获取“灰色收入”。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造成了各种资源、机会分配的不公。调研和分析都表明，腐败是导致我国社会不公感的首要原因，也是引发“信任危机”社会根源之一，而公信力危机一定会削弱民众信心。
对腐败、不公、不信和民心的逻辑关系以及严重性问题，人们已有所认知并开始大声疾呼。一位网友说：“任何一次不公正的得逞必将造成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愤的积累最后必将酿成大祸。”2012年《长江日报》曾发表题为《赶紧收拾人心》的社评，强调诸多群体性冲突，是政府在攸关民众利益问题上，表现出对民意的轻视傲慢，蛮横与霸道，与民心渐行渐远的后果。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等等。（注：参见《赶快收拾人心》，载《长江日报》，2012-07-31。）这些声音都表现出社会对腐败、不公和民心问题的危机感。执政党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从严治党的“紧急令”，十八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反腐问题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六）制度缺失和失序环境造就机会主义心态
在转型期中国制度在破旧立新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制度、法制建设远远与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匹配，基本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制度和管理的某种缺位。无论是社会诚信失范问题，还是质量隐患、安全事故问题，无论是政策走样问题，还是专项治理问题，一揭开问题，进入到事件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问题隐患普遍而又长期存在，要么制度细则不健全操作性差执行力衰减，要么缺乏部门有效管理，有些管理部门形同虚设，更糟糕的是许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习惯性违规违法。人们在说，假如这些东西一开始就有部门管，就有法律管，出现一起纠正一起，怎么可能形成这样失范和无序状态？
在转型期的确存在“过程中”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力问题。如果制度逐渐细密起来，管理严格起来，许多问题就会在制度和管理制约下有序起来。比如，交通整治，有了酒驾、醉驾入刑的法律制度，有法可依，交警们又勤于执行管理，交通秩序就大为改观了。又如企业不诚信以及恶意欠薪问题，也缺少细则规制。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早都有相关法规制约，我国在这方面许多制度细则还未到位，这使我们对某些假冒欺诈、恶意欠薪的对象缺少必要的司法手段或执法力度。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工业对河流和空气的污染、过度砍伐森林、过度捕捞渔业资源等，都还缺乏明确有效的制度细则加以制约。制度缺乏，责权利不明，还会产生经济学中常提的“公地悲剧”。由美国学者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其实质是无制度制约的利用公共资源的灾难。当公共资源或财产产权不明晰，许多人共同拥有，每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又没有制度限制这种开放的使用，谁都可以“搭便车”，谁都不为之“买单”，由此必导致资源过度使用和沦为“公地悲剧”。
制度缺失还表现为没有形成应有的链条体系。大多数制度规定属于“亡羊补牢”或“头痛医头”的下游堵截治理性质，没有建立起从源头预防治理到中间阶段监管责任，再到后果责惩治理的制度链条体系。管理的“程序性”缺失，加上规章制度不健全，各种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统筹的机制，结果到底有多少制度，此制度和彼制度是否冲突，许多部门和管理者是心中无数的。
二是制度执行力参差不齐。当下许多社会问题和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相关，或由于制度本身的操作性不强，或由于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执行力度不够，或缺少一套严格的执行制度，或执行水平不够，一些制度或政令不能得到有效落实，一些政策则是目的和手段发生异化。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理念好的制度规章，但由于缺乏相应落实执行而成了纸上、墙上的制度和“休眠法规”。《亮剑》中一国民党败将说，南京发出的指令都正确，但执行过程被人变样，所以“我们”败了。现实中我们也常听说“好经被假和尚念歪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可见制度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制度和政策的执行力问题。比如，为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制约恶意欠薪，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已将恶意欠薪入罪，但效力执行仍有待给力。据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5月1日法律正式生效至2012年11月，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此类刑事案件数量为110多件，仅有80名被告人依法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欠薪多、入刑少，恶意欠薪治理道路仍漫长。（注：参见http：//www.shzfzz.net/node2/zzb/shzfzz/jrgz/node1745/u1ai251102.html。）铤而走险的农民工王斌余有一句话让我们深思：“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不少政府部门对民工维权感情冷漠、行政无力的背后，是价值取向和工作职责的偏离。
由于社会管理方式以及政府管理责任能力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管理思维的僵化，工作方式的粗简，一些需要健全的制度如质量监管，缺乏刚性执行力，而需要细化柔性管理的人心民心工程，却往往工作方式刚性僵硬。许多时候制度或政策理念不错，但执行过程中目的和结果却发生变异。如某省的“平坟运动”，初衷为土地利用、殡葬改革还有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执行方式和过程过于粗化、运动化、强制化，结果变味走样，积下了民怨。又如，维稳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和谐稳定，为了人民群众利益得到保障，政策任务初衷也是让各基层解决好百姓的困难和问题，化解矛盾，但维稳结果往往出现与目标偏离或背离的现象。一些地方官员或基层组织，不是认真解决问题，而是采用管卡压方式或围追堵截方式，压制群众维权和上访，老问题没解决，新的权利侵犯问题又产生了，同时形成的还有大量的民怨心态。如某些“刚性维稳”思路和方式，有些时候会使一些地方政民情绪更加对立，陷入媒体所报道的“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之中。
此外，制度和管理的缺位会导致机会主义和投机心态盛行。一个制度机制及管理运行不严密的社会环境，再加上一些人的投机钻空子行为，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运行怪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奥斯特罗姆认为，社会秩序是一个博弈过程，在社会存在大量不遵守法律和公共道德的情形下，在社会成员自律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制度的硬性制约对社会秩序就变得极为重要。在一定意义上，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问题，会成为社会乱象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分暴富阶层，不是勤劳致富、创新致富，而是通过投机获得，“卑鄙成了卑鄙的通行证”，就不但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还会破坏人际信任和人们的道德心态。
《读者》上有这样的话，“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十八大会议已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报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中，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对诚信管理和制度机制建设做了专门强调。在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特别指出，政法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执法环境越来越复杂，对政法队伍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相比，政法工作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强调在加强制度建设同时，要着力打造一支执法为民、务实进取、公正廉洁的高素质执法队伍。（注：参见http：//view.szonline.net/Channel/201301/08/723026.shtm。）有了好的制度，有配套的制度细则，再加上有执行能力和水平的人，我们的社会管理、社会秩序才能够开创出新的局面。
（七）“鸭梨山大”：网络语言折射社会焦虑心态
调研表明，当下人们普遍感到的压力来源之一是生存或物质生活的压力，除此之外，还包括距离感带来的压力，以及来自社会归属消失和精神家园失落的压力，具体表现如下：
人人都有焦虑感，因为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买房是人们必需的功课，老老小小的名下都得有房才踏实，而房价很贵涨速很快，于是大家都有做“房奴”的压力；大学生还没毕业就开始背负找工作的压力；老人为身体年龄以及养老而发愁；穷人担心生病看不起病，富人担心投资缩水和赢利亏本；公务员抱怨工资偏低，农民工总奔波在讨薪的路上；蓝领、白领忙在加班的工作压力中，农民则一年到头都在操心收成好坏和收入怎样提高一点。《蜗居》有段台词说：“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6000，吃穿用2500，冉冉上幼儿园1500，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虽然剧中人物生活在一线城市，但确实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压力感受。
还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物价涨得太快，而工资涨得太慢。另有许多人看见同事的成就，别人的名车豪宅，心理也就“压力”起来。于是坊间人们戏说，时下社会“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
2012年10月18日美国《侨报》以《中国人缘何“压力山大”》为题，引用一家世界知名职场调研机构雷格斯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中国内地上班族目前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前列。调查显示，“工作”、“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三位，三者背后都有“钱”的因素。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激烈的生存竞争，很多年轻人面临“初老症”和“亚健康”的问题。此外，中国人同时还要在竞争中面临精神压力。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调查显示，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患精神障碍疾病，估计中国患抑郁障碍的人群可能达到6100万，其中压力过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而中国人的压力多来自物质生活的生存境地，也有很多是源于“膨胀的欲望与现实的差距所构成的压力”。（注：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yzyd/society/20121020/c_113437164.htm。）现代化生活往往使人陷入一种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之中。人们在巨大的物质追求中往往忘记了对高贵人性的追求，在日益高涨的物欲推动下，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气息弥漫，经济活动成了人生意义的终极依托，追求人性神圣的德行成了多余的东西。
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往往不在意精神人文世界的发展，它关心的是经济利益如何最大化，“经济学帝国主义”在这里称霸，市场经济需要并培育出的经济理性人，充满物欲追求的思维。人所置身其中的自发的市场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环境，充满了物欲和竞争。人们的存在方式被引向物欲、挣钱、竞争和消费的框架中，与之匹配的，是商业广告无孔不入的声音和画面，“随时随地的享受，挡也挡不住”（广告词），在广告的商品化和奢华引导中，高贵、至尊、品味只和豪宅豪车豪华名牌相关。许多中国人把消费品牌和自我形象等同起来，把金钱财富和成功、荣耀、实力、尊贵、身份、自由、理想、人生价值和意义联系起来。事实上这是一种物欲偏导后的压力，充其量算是“相对压力”。
距离产生美，在现实生活中也产生“比较性”的压力。贫富差距过大一定会影响社会心态。中国当下现实中，一方面是“炫富”、“拼房”、“拼车”、“拼包”甚至“拼爹”、“拼孩子”的“攀比”，另一方面是在攀比中许多人的心理开始失衡，严重的失衡甚至引发了部分民众“仇富”的心态。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三十余年间，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阶层分化后又重组，带来社会利益多元化和不均衡，在人们心态上则会带来这样那样的心理失衡，而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不公正，以及社会成果共享机制的缺弱，则进一步激化了利益分配失衡、心理失衡引发的人际紧张甚至社会冲突。
市场经济发展带给中国诸多巨变，物质生活水平极大丰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和政策，拉开了社会贫与富的距离；与此同时，自由、改革、观念变化、创新的大潮环境，也激活了众多中国人的个性追求。现代社会就是以个性精神复苏为标志的，中国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在经历着个性复苏的阶段。苏醒后的个体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紧接着也产生了“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感觉。大市场流动中，人们看到了人与人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文明素质的差别、生活方式差别、阶层差别、城乡差别，发出“人与人之间差别咋就那么大”的感叹。生活境地的差别反映到心理上，就成为心理落差。
一方面是节日的促销和人们的购物狂潮，成为市场社会中固定的商业风景；另一方面是来自房子、车子、票子的“压力山大”的焦虑。媒体人说，“随意地选择一个方向与路线，你信步走过北京时，你所看到的大多数表情都一致：焦虑的面孔。在一部制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片中，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不知疲倦地询问每一个他们随机寻找到的被访者——他们的身份从城市精英到无职业者——他们想要什么？大多数答案是‘钱’”（注：http：//baike.baidu.com/view/1671846.htm.）。社会中弥漫的物欲主义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模式，又促进着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此消彼长。
当物欲主义遭遇中国人的攀比心态，就导致了许多人的心理失衡。
心理失衡表现两个负面结果：一是更加疯狂地为物欲目标奋斗。有房有车成了征婚的条件和优势，有则寓言式短信说：一个中国老人和一个美国老人躺在同一间病房。中国老人说，一生辛苦和节俭积累的财富昨天刚够买了房子。美国老人说年轻时就贷款买房，昨天刚还清了贷款。这个比较让改革开放中期的中国人醒悟了自己消费观念的落后，现在贷款买房买车已成为中国大众的普遍共识和行动。“不差钱”和“海外购物狂潮”也成了中国大众令世界瞩目的消费写照。重要的是，物欲主义和物质生活方式的攀比，让许多中国人更加迷失了人应有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意义，“实现不了”的物欲追求会在心理上转化为失败、相对剥夺感以及越发的焦虑心态。
二是仇富心态的滋长。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流行“红眼病”，现在的流行网络语言把这叫做“羡慕嫉妒恨”。中国传统文化有“等贵贱，均贫富”的心态观念和习惯，心理失衡后的焦虑就像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现代言说。
更重要的后果是：失衡后的心态，会放大或扭曲人们对富人的仇恨。百度百科解释说，仇富心理，就是当打破中国人几千年的“等贵贱，均贫富”历史观念，人们对富贵阶层，特别是一夜暴富者所表现出的怀疑、迁怒、嫉妒、蔑视、不屑、愤懑、仇恨等复杂的心理状态。（注：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059946.htm。）如果只是对一些取财无道的非法暴富者或“为富不仁”的货币腐败产生愤恨，还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心态。但泛化后的“仇富”心理，对一切富者都怀有义愤和仇恨，就会夹杂许多扭曲的社会负能量在里面了。有人说仇富是爱富的一种逻辑延伸，就如一则短信中所言：国人“计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
所以，我们说贫富差距会影响社会心态。事实上这种影响极其复杂，通常与人们的认知和心理承受力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由于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影响深远，曾几何时“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又带来平均主义的观念，因此中国人对于贫富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有限，尤其是一些人的腐败和非法致富行为，更会造成人们的强烈不满，使人们在心理上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放大。基于此，就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一是导致了贫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我国社会结构因此逐渐演变为最不利于稳定的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各阶层间关系紧张，缺乏合作和友善精神；二是导致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使部分社会成员由此对政府和改革产生怀疑；三是会导致一些人以冲突方式甚至犯罪行为来宣泄对社会的不满，表达对富人的仇视。（注：参见孙辉：《贫富差距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及其对策》，载《思想战线》，2005（6）。）这些问题无疑威胁到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也影响社会道德风气的走向，事实上现在许多表面看起来属于道德建设领域的问题，如人际信任度低、道德滑坡、人性冷漠、个体或群体冲突增多等等，深层上都和人们的仇富心态相关。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心理失衡尤其是仇富心态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自我满足感和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问卷中会出现逻辑怪圈的原因之一！在我们课题组的调研的一组相关对比问题中，会出现逻辑矛盾的数据比照。
当问到“您对自己的当前生活是否满意”时，12.35%的人选择了“满意”，28.98%人选择了“比较满意”，相加后大致41.33%的人属于比较满意的。另有43.27%的人认为“一般”，只有15.4%（8.16%比较不满意，7.24%不满意）约占被调查者总数七分之一的人选择的是“比较不满意和不满意”。（见31页图2）而在问及“您认为社会中人们存在焦虑感吗”时，却有66.02%的人认定焦虑感普遍存在，另有22.35%的人认为焦虑感部分存在。只有6.53%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焦虑感。（见33页图4）
生活水平提高了，自我满意度也不低，但焦虑感反而普遍存在。在这种又满意又焦虑的逻辑反差中，应该有心理不平衡甚至泛化的仇富心态在发生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转型期的贫富分化和市场物欲导向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人的“拼比”心态也是一个问题，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针对这一点说：“过去3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为国家的贫困问题忧心忡忡。而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需要担忧的却是中国的富裕和市场问题”（注：http：//www.haijiangzx.com/2012/haiwaiwenzhai_1128/41990.html.）。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一现象，既要看到贫富差距以及物欲导向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合理性，又要看到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要重视“富裕后的问题”，即物欲化的社会，以及“仇富”心态中不利于社会发展、人际和谐的问题，积极采取应对的态度和举措。
许多人不知是否意识到，在自己所面临的“鸭梨山大”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孤独感。
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他需要社会归属感。各种社会关系就是把个人与社会联结起来的一个纽带，而社会生活就是国家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以及人性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系统。每一个人，不仅需要在社会中有一个位置，这表现为你具有某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组织、单位组织的身份，至少你必须有一个家庭——社会细胞单位中的一个身份，还需要有一份来自他人或群体的温暖和扶助力量，否则你就会有彻底的孤独，还会伴有不安、焦虑和郁闷。许多人会有“身份焦虑”，许多人总在寻找“我是谁”的答案，其实就是在躲避孤独，惧怕孤独。在“我是谁”的问题论域中，暗含着的是对社会归属的发问。人的安定感、意义感和幸福感，许多时候是和社会归属感联系在一起的。
生活共同体可以表现为国家和民族，也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组织，某种事业、文化共同体，还可以表现为社区或家庭。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一个或多个社会共同体中。置身于一定的共同体中，你会因为与他人以及群体有共同感受，共同价值观文化，共同的组织归属，而产生出强大的力量感和依赖感。比如，当中国进入紧急的“汶川时间”，中国迅速举全国之力投入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这令每一个中国人都体会到了国家、社会共同体的力量，来自灾区的一首诗句表达了人们的感受：“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你的精神和心灵价值秩序也会被共同体的新质和共振所重置和放大，他人和群体对你的需要产生出的“被需要”的意义感，也会放大你对人生的价值感和幸福感。
如果没有社会归属，没有人需要自己，人们在社会、单位、组织甚至家庭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有他者的存在都是陌生和不可信的，都像是生活的竞争对手，这种“他人就是地狱”的感觉就会带给人一种人际孤独压力。孤独感对人的幸福感会产生负影响。这些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幸福感不升反降的心态，精神疾病、自杀率增多现象，都和孤独感有关。网上诉说人生困扰的帖子很多，有一个帖子诉说自己：“觉得做人很消极，对什么都失去了信心，对人生觉得没有希望，每天过得很不开心，真的好想离家出走，抛开所有一切”。下一行是问题补充：“我没有朋友，觉得孤僻到只有一个人”（注：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2281886.html.）。许多自杀者就是无法摆脱最后的孤独而选择一切包括生命。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及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觉，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注：［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40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诸多精神抑郁甚至是自杀者，那些生活悲剧的主角，其实都是孤独的“病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后单位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单位集体不再为个人负责，作为市场中的原子个体必须自己为自己负责，就业从“分配工作”变成了双向选择，每个人都凭借一张自己唯一的身份证获得市场社会的流动资格，身份从单位人变成了个体，每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身份自由，但却产生了新的身份焦虑。
社会归属感的消失，孤独的人不被某群体接纳和需要，这是对具有社会性的人产生的一种本质压力。同时，人心中的价值感、精神家园的失落，也会成为人无意义感以及人生压力的一个来源。
许多人在商品化的、物欲弥漫的世界里，会迷失和忘却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的精神被放逐后，就会被物质欲望充满，而物欲的特性就是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刻，而永不满足就越是要去追求。当人类过多地占有被征服的物质世界的领地，就会同时失落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已经成为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生活的一种谶语。一位生态学家的话道出了现代人的感叹，他说，我越研究自然生态问题，就越感觉到这实际上是人类内在精神危机的外部表现。失去精神内在的人才会去疯狂追逐外在物质，而越是追逐外在物质，就越是失去人的精神家园。网上有一则转帖，描绘出了关于幸福、钱财与心态的谶语：口袋里没钱，心里也没钱的人，不痛苦；口袋里没钱，心里却有钱的人，最痛苦；口袋里有钱，心里也有钱的人，最烦恼；口袋里有钱，心里却没有钱的人，最幸福。（注：参见http：//zhaocc9268.blog.sohu.com/14914006.html。）
市场经济自然状态中，精神世界“漂移”或精神家园“不在场”经常发生。自然状态的市场经济讲的是物的法则，人文精神世界的建设往往会被忽略。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如果没有了精神家园和意义支撑，就会感到生活的虚无。上述紧张不安再加上意义虚无，信仰缺失，“精神危机”就会来临。
有学者在分析社会问题时说：“信仰缺失导致社会成员的焦虑”（注：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7/04/c_121619327.htm.）。文化学者张贤亮也在一个讲座上强调，社会浮躁心态和信仰危机有关，他说：“文化精神力量，对于造就一个大国有着重要作用。而我们现在，文化混沌，杂乱无章，还没有建立起人的终极目标。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信仰都非常短缺，文化秩序也相当混乱；用以感召人们的核心文化精神苍白无力，多数人心中除了钱之外没有支撑，找不到精神家园。”（注：http：//www.chinaqking.com/sh/2010/95939.html.）信仰在人生意义上的功能就是人的精神支柱或精神家园，也是人的终极价值所在。
所以，造成生活“鸭梨山大”和怨气的原因往往来自多方面。除了上面所说的生存压力和社会不公外，就是缺乏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精神支柱提供的是超越现实困难的心灵秩序和主体性力量。由于客观现实和主观理想存在着矛盾，现实社会有很多困境和局限，人们的理想愿望往往要受外在条件制约。用儒家的话来讲，即人生的许多矛盾仅靠“在外者”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在我者”即心灵精神来调适解决，也就是说，客观现实中的许多局限和矛盾，需要靠价值意义构建和精神信仰去超越。从古希腊开始，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就开始思考探究：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好的生活？为了好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些问题中都隐含着“应然”这个价值范式。人类的好的生活应当由人类主体来定义，今天中国应然的好的生活，应由现代中国人来定义。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就有什么样的意义世界，什么样的幸福感。如果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不去构筑价值和意义，价值虚无，意义失落，精神危机，人在物质世界就一定会出问题。正因为如此，有人说，现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富有了，精神却贫穷了。
在社会的某一侧面，我们会看到关于心灵自救的图书、心灵鸡汤和培训班讲座开始流行起来，媒体上“心理访谈”、“谈话栏目”也开始占用版面和节目时段了，网络上的灵修和运势预卜页面，更是点击量很大。随着各地寺庙香火的越来越旺，家庭宗教组织也呈现上升走势。一方面是精神支柱不在场，另一方面是对心灵依托和解救的外力寻找，这表明社会对精神危机补救的需求。
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通病，是在着力发展社会经济或者包括制度规范建构的同时，往往忽略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在发展中都有唯GDP的经济发展思维取向，都有外部制度建设权重有余而心灵秩序建设权重不足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理念上强调“两手都要抓”，但实践中在一些阶段和一些领域，也常表现出“一手强”“一手弱”的现象。执政层面已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社会心态这一新的角度强调了“精神家园”的建设问题。
（八）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跟进与整合不力
对于一个社会共同体来说，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具有成系统的制度机制，二是具有理性自觉的主体群体，三是能够将一个社会凝结成统一共同体的价值文化纽带。所以，一个结构严密、整合有序的共同体，必须形成一种占优势地位、彰显主体自觉自信的文化和意识的共同体。
反观中国近些年发展过程，理论、文化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是不适应的或滞后的。市场经济初期，社会进行了理论大反思，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旧价值体系被思考甚至被变革，新的理论和价值体系在建立，竞争意识、金钱意识、“时间就是金钱”、个人利益和权益意识等，都有发展。市场理性也在生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度成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方针，社会的改革开放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路线和方略。十八大报告对公平效率关系做了更明确的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但社会理论也存在建设滞后的问题，社会提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任务，构建得还不够好，许多理念提出来了，但“有题目缺少故事内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都很好，但百姓不清楚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许多人也并不清楚，因此，理论在建构和社会解释方面还任重道远。
另外，社会在改革开放转型期过程中，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新旧道德的交锋，中西价值观的碰撞，以及道德价值标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趋势，也导致社会现实中出现一些是非模糊、善恶不明、荣辱错位的问题；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被人们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气息同时在弥漫。社会现实中的多元价值氛围，会深深影响社会的主流道德教育。在“利己主义”和“唯金钱论”的社会语境中，谈论道德素质、道德力量，往往就会显得苍白。青少年在接受学校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同时，也在接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其他价值观的消解，有些教育工作者因此比喻说，“5＋2＝0”。社会中实际盛行的多元道德价值观，尤其是“唯利是图”、“利己主义”等价值观，影响着国家的道德教育，也导致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道德培育的乏力和不尽如人意。
道德可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某种直接的约束，许多时候在法律不能到达的地方，就需要道德去填补。道德还能对社会共同价值观进行整合，因此麦金泰尔才说，“美德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纽带”。但麦金泰尔之所以看重德性伦理，或者说社会需要道德哲学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道德理性”能弥补“工具理性”给社会带来的某种缺陷。工具理性往往导致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泛滥，还致使人的“单面”发展。人的物欲发展或畸形发展，必会导致现代人的精神空虚、无意义感、苦闷焦躁等精神心理不适，进而引发社会规则失范、秩序紊乱、矛盾凸显等诸多问题。
许多年来，我们社会中时不时存在一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声音。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大有市场，讲雷锋，讲道德，有时候反会遭遇阻力。当社会中有人对某现象进行道德批评时，就有声音指责说是“挥舞道德大棒”、“占领道德制高点”；有媒体人集体倡导崇高价值观，就有人出来给你贴上“伪崇高”的标签；总有人忽略或不屑道德的社会功能，总有人反感道德，“躲避崇高”。在讨论某些违反道德底线的行为现象时，网上有人直接倡导“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为不道德行为辩护开脱。一些人自我缺乏德性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在观念上认为道德是“坏”东西，要让他人和社会都远离道德。社会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道德崇高，但社会应有崇尚道德的价值取向。社会舆论如果容忍甚至鼓励不道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就同样发生在道德生活领域。道德虚无主义甚至反感道德的声音强了，社会正能量价值观、道德观，就会在“沉默的螺旋”规律中沉默下去。如此，道德败坏，人际疏离，矛盾四起，公序良俗不再，精神良知无存，社会就真的危险和可怕了。所以，整顿社会秩序，收拾人的精神心态世界，还必须从道德价值观的社会树立开始。
十八大提出了“文化强国”思路，但在文化发展中首要就是要把握好文化价值观的构建，把握好文化产业建设和文化价值观建设的分寸。目前在我国文化建设上还存在某些没把握好的分寸问题，表现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商业文化过分繁荣，“经济学帝国主义”盛行。而商业性文化，往往易导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媒体作者说，“这是一个没人关心‘文化’但所有人关心‘产业’的时代”，“文化造富”正演绎着新一轮的悲喜剧，“如果有一个行业目前可以用‘人傻，钱多，速来’形容，那一定是文化产业”（注：http：//www.xj71.com/2012/0509/667906.shtml.）。而产业化的文化在信息媒体时代的表现就是文化产品的“眼球率”和收益率的导向。文化的产业发展不等于文化产业化，应有分寸把握。比如，要娱乐但不能娱乐至死；要物质但不能是物质主义；要消费，但消费主义不能代替全部文化，消费文化中还应有节俭，有“低碳”，消费也有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之分，精神消费还有低俗和高雅之分。综上，文化、理论、核心价值观、道德观，一定要让它们在“五位一体”发展布局中，各在其位，各给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