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畲族是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湖南、安徽等地的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杂散居民族，其中大部分居住在福建、浙江广大山区。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内地畲族人口共有708651人，其中男383213人，女325438人，福建有365514人，占总人口的51.58%，浙江有166276人，占总人口的23.46%，江西有91068人，占总人口的12.85%，贵州有36558人，占总人口的5.16%，广东有29549人，占总人口的4.17%，湖南有3059人，占总人口的0.43%，安徽有1682人，占总人口的0.24%。浙江畲族主要分布在温州、丽水、杭州、金华、宁波等地。设有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地方——景宁畲族自治县，并设有18个畲族乡（镇），畲族人口占30%的行政村有400多个。福建畲族主要分布在宁德市、福州市（连江县、罗源县）、厦门市、莆田市、三明市、泉州市、漳州市（漳浦县、龙海市）、龙岩市的上杭县。其中占福建畲族总人口一半的闽东宁德市的畲族主要分布在宁德市区、福安市、福鼎市、霞浦县；福建省设有16个畲族乡（镇）。

畲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学术界对畲族文化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书籍。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1906年浮云的《畲客风俗》,1923年胡先骕的《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1924年沈作乾的《括苍畲民调查记》,1933年德国史图博、李化民的《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33年何子星的《畲民问题》,1934年许蟠云、范翰芬、王虞辅的《平阳畲民调查》,1941年管长墉的《福建之畲民》,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1988年施联朱的《畲族》《畲族风俗志》，蒋炳钊的《畲族史稿》,1991年朱洪、姜永兴的《广东畲族研究》,1995年施联朱、雷文先的《畲族历史与文化》,1997年雷弯山的《思维之光——畲族文化研究》、陈国强主编的《畲族民俗风情》,1999年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浙江省少数民族志》、雷恒春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化观·畲族编》、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的《浙江省民族乡（镇）概况》,2002年雷弯山的《畲族风情》、蓝炯喜的《畲民家族文化》、吴永章的《畲族与瑶族比较研究》、谢重光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游文良的《畲族语言》、蓝雪霏的《畲族音乐文化》,2003年施联朱的《施联朱民族研究文集》、蓝炯喜的《猴墩茶人》,2005年石奕龙、张实主编的《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2006年邱国珍、姚周辉、赖施虬的《畲族民间文化》,2009年钟雷兴主编的《闽东畲族文化全书》，郭志超的《畲族文化述论》，钟发品、王群的《武义畲族三月三》,2010年邱国珍的《浙江畲族史》、朱丹的《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王逍的《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等著作。此外还有一大批省、市、县、乡、村的畲族志陆续面世。

畲族习惯法不仅是畲族灿烂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国习惯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习惯法是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就此撰写了论文、出版了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高其才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2003），谢晖、陈金钊的《民间法》（2002—2009），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2002），田成有的《乡土社会的民间法》（2005），李可的《习惯法——一个正在发生的制度性事实》（2005），杜宇的《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2005），厉尽国的《法治视野中的习惯法：理论与实践》（2010），吴大华、潘志成、王飞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论》（2014），高其才的《瑶族习惯法》（2008），陈金全的《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2008），徐晓光的《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2006），陈金全、巴且日伙的《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2008），李鸣的《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2008），吕志祥的《藏族习惯法及其转型研究》（2014）等，这些著作研究了习惯法的理论和实践，阐述了瑶族、彝族、壮族、苗族、侗族、羌族、藏族等民族习惯法的内容、传承与现代化。在国外，习惯法地位较高。它是西方中世纪法律的主要形式，也是当今英、美普通法的主要内容，在国际法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学术界对畲族文化和习惯法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主要居于东南沿海的畲族的习惯法的研究比较薄弱，仅有少数学者涉及，如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石奕龙、张实的《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仅介绍了畲族刑事、民事习惯法部分内容，没有涉及畲族习惯法其他内容，也没有深入探讨，更没有专门地研究。并且法学界对习惯法的研究更多地注重它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在当前党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由于当前少数民族新农村建设包括农村的法制建设、基层民主建设、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学者们仅注重习惯法对农村的法制建设的影响，忽视了习惯法对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及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这势必会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带来不利的后果。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的正负影响是关系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需要全面分析研究。由此以畲族习惯法这个没有全面深入研究的内容为切入点，来探讨它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特别是对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就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对畲族习惯法的研究，首先有利于畲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畲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受到当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畲族习惯法与当地的新农村建设之间的融合与矛盾更需要重点研究。唯其如此，才能建立起富有畲族特色又有现代化水平的新农村，促进畲族地区“三农问题”的解决。

其次，有利于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是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一个重要课题。畲族习惯法的研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习惯法研究的内容，而且为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机关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做出变通和补充提供参考。

再次，畲族习惯法是畲族文化的一部分，对它进行研究，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富有畲族特色的文化，有助于开发畲族文化旅游，带动畲族的旅游经济乃至全国旅游经济的发展。

总之，本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它将对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及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富有特色的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书力图在以下几方面体现出特点：1．视角新颖。以往对习惯法的研究是建立在我国法治建设背景之下的，也有少数学者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本书以新农村建设为视野，来探讨畲族习惯法对畲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找出一条适合畲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道路，同时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起到借鉴作用。

2．资料翔实。研究的资料来源丰富多样，有畲族民族志、族谱、地方志、古籍，也有20世纪50年代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还有其他学者和笔者自己的田野调查。

3．内容全面。对畲族习惯法的性质、特点、产生、发展、表现形式、功能、内容、实施以及畲族习惯法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4．分析中肯。将史料分析、社会学分析、法学分析和法经济学分析相结合，本着尊重历史、客观认识的立场进行讨论，持论公允，立论有据。

本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畲族习惯法概述。介绍畲族习惯法的概念、性质、特点和功能，以及畲族习惯法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表现形式。

第二部分是畲族习惯法的内容。畲族习惯法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畲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法，如宗族习惯法和其他社会组织习惯法、婚姻习惯法、家庭及继承习惯法、丧葬宗教信仰及社会交往习惯法；物法，如生产及分配习惯法、所有权习惯法、债权习惯法；保障法，如纠纷解决习惯法、刑事习惯法等。形成种类齐全、内容完整的法体系。

第三部分是畲族习惯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本书阐述了畲族地区当代社会的变迁和畲族习惯法的传承与变迁，重点探讨了畲族习惯法对畲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建设、经济建设、基层民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