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太祖与佛教

第一节　明太祖对佛教的推崇与倡导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调整适应，至隋唐时期便完成了自身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成为根植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宗教信仰，其种种思想和观念渗透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隋唐以降，佛教又进一步在思想领域和儒、道二家互动调和，成三教融通的局面。佛教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促使历代帝王在奉行传统儒家“王道”或所谓“圣贤”之道的同时，也将佛教视为施政治民的重要思想工具，借之以教化臣民，辅助“王纲”。这是统治者对佛教取倡导推崇之策的基本出发点。

明太祖治国，首重“礼法”，称“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1]。而所谓“礼”，无非是正统儒家社会政治思想与纲常伦理的体现，贯穿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但长期寄身佛门的经历，使朱元璋对佛教有着比一般帝王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体认，也十分清楚佛、道两教对于专制统治的裨益之处。所以明太祖在以儒术治国的基本前提下，提倡“三教合一”之论，充分利用佛、道两教的思想文化资源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他在《三教论》中指出：“三教之说，自汉历宋至今，人皆称之。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2]因此，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礼法建设的同时，又倡导佛教思想，发挥其教化益治的功用。《明太祖集》收录有大量朱元璋有关佛教的言论，可以看到他对佛教“阴助王化”的政治功用是十分推崇的。他在《论僧纯一敕》中称：

昔释迦之为道，孤处雪岭，于世俗无干，及其道成也，善被两间，灵通上下，使鬼神护卫而听从，故世人良者愈多，顽恶者渐少，所以治世人主每减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减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阴翊王度是也。[3]

可见，明太祖认为佛教教化可以促使世人趋良向善，因而可以助成天下之治。

朱元璋指出，儒家“三纲五常”为自古以来“圣贤”“驭世”之“不易之道”，“未尝有舍此道而安天下”者，但“自中古以下愚顽者出不循教者广，故天地异生圣人于西方，备神通而博变化，谈虚无之道，动以果报因缘，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顽闻之如流趋下。渐入中国，阴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异圣人之道而同焉”，[4]两者之间所异之处只是阴阳虚实之别，即佛为阴虚，儒为阳实。“所以云阴者何？举以鬼神，云以宿事，以及将来，其应莫知，所以幽远不测。所以阴之谓也，虚之谓也。其圣贤之道为阳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将来，其应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验，所以阳之谓也，实之谓也。斯二说，名之则也异，行之则也异，若守之于始，行之以终，则利济万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5]所以“阳摄以纲常，而阴范以名相昙那止观之论”，以为“摩善厉俗之方”[6]。但朱元璋又认为，谓佛教为“虚”，也只是相对于“圣贤之道”而言的，他在《心经•序》中就讲道：

二仪久判，万物备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纲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辅弼之。有等凶顽不循教者，往往有趋火赴渊之为，终不自省。是凶顽者非特中国有之，尽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号曰释迦，其为佛也，行深愿重，始终不二，于是出世间脱苦趣。其为教也，仁慈忍辱，务明心以立命，执此道而为之，皆若此利济群生。今时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虚空而不实，何以导君子，训小人。以朕言之，则不然。佛之教实而不虚，正欲去愚迷之虚，立本性之实，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异其名，脱苦有情。[7]

佛教有儒术所不及的独特的“善世”功用，这正是它实而不虚之处。明太祖又指出：“僧言地狱镬汤，道言洞里乾坤、壶中日月，皆非实相，此二说俱空岂足信乎？然此佛虽空，道虽玄，于内奇天机而人未识。”正是凭借这种人所未识的“玄奇”之机，佛、道两教方能宣化民众，“每所化处宫室殿阁与国相齐，人民焚香叩祝祝祷无时不至”，“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8]。这就是说，佛教所谓“天堂”、“地狱”之类虽属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却可以实实在在地资以训世，“神道设教”。当然，太祖又清醒地提出，佛教所谓“天堂”、“地狱”之类，“本非实相”，所以也不能“妄求其真”，要保持理性的态度，也就是说，不能像梁武帝那样溺事佛教，“惟常至吉”，否则“祸生有日矣”。[9]

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虽然将佛教所宣扬“天堂”、“地狱”指为虚象，但他又是一个鬼神论的倡导者，肯定鬼神是存在的。他认为：“其鬼神之事未尝无，甚显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于显寂之道必有为而为，夫何故？盖为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时者，有不得其时者。不得其死者何为？壮而夭，屈而灭，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盖因人事而未尽，故显。且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尽矣，故寂。”[10]特别是经历了元末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兵戈扰攘，“有生之类不得正命而终，动亿万计，灵氛纠蟠，充塞上下，吊奠靡至，茕然无依，天阴雨湿之夜，其声或啾啾有闻，宸衷尽伤，若疾在躬”。而佛教“举鬼神”、“云宿事”，有一整套救度济拔之术，最为太祖所重，以为“洗涤阴欎，升陟阳明，惟大雄氏之教为然”[11]。为此，他曾频频地向高僧们请教和咨询佛教当中有关鬼神的论述。洪武时期，法会频兴，其主要目的就是济拔荐度那些阴魂冤鬼，借以安抚人心。可见，太祖在肯定鬼神存在的基础上，是举鬼神而劝人事，资神教民。所以在朱元璋看来，否定鬼神的存在，就等于教人们“无畏于天地，不血食于祖宗”[12]。自然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正是基于对佛教的上述基本认识，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在施行儒术治国的同时，以佛教（也包括道教）为专制统治不可或缺的社会教化工具，采取倡导和推崇佛教的政策。而佛教的社会教化意义也成为太祖之后明朝历代皇帝推崇佛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