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发展与流变的状态都取决于它自身与所在社会的互动关系。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正是与中国社会长期互动并自我适应改造的结果。但在中国强大的专制集权政治背景下，佛教的盛衰消长显然受着帝王君主思想信仰倾向的直接影响。“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1]明代是一个中国专制集权政治发展最为典型的时代，帝王在以儒家“王道”为正统的基础上，又大力提倡佛教，使其成为辅助“王道”的思想教化工具。但另一方面，佛教不仅仅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思想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以宗教社团（寺院、宗派等）形式而存在的现实社会力量，因此，在思想信仰层面倡导佛教的同时，明朝帝王对佛教僧团又采取了严格限制和严密控制的措施，从而形成了明代皇室对佛教既倡导崇奉又约束限制的政策基调。但佛教对帝王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教化民众以维护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上，佛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更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它对社会各个层面都极具渗透力，作为集权政治枢机的宫廷也不能超然其外。所以，明代帝王对佛教的推崇倡导一方面是基于其社会政治价值的考量，另一方面也缘之于个人思想信仰的内在因素，奉事佛教是明代帝后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明朝帝后之奉佛却以无数人力、财力、物力的耗费以及朝纲政事的萎靡荒殆为代价，因此，佛教便常常被朝野上下斥以“惑世诬民”和“乱政蠹财”；而在正统的儒家视野中，佛教自然成为妨害“王道”正统，也即所谓“圣贤之道”的“异端”、“左道”。在此背景下，佛教实际上就被视为一种消极的文化存在。这是明代帝王与佛教关系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宦官与佛教关系密切，与佛教僧团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这是明代宫廷与佛教的关系的一大特点。明代宦官是宫廷中十分显要的政治力量，这使得他们与佛教的关系格外引人注目。以宫廷势要和佛教檀越这样的双重身份和特殊角色，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更具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内涵和意义。深入研究宦官与佛教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明代宫廷与佛教的关系，也是从宗教与文化的特殊角度对宦官这一特殊群体研究的一种拓展，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明代宦官政治的认识。
“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是一个介于明史和佛教史之间的课题，但无论从明史研究还是从明代佛教史的研究来看，这一课题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一种拓荒阶段。就相关的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明初太祖佛教政策的探讨方面。早在20世纪上半期，日本学者清水次泰、龙池清等就有关于明太祖的僧团统制政策方面的探讨之作发表。[2]近二十多年来，又有郭朋、朱鸿、陈高华、陈连营、周齐、释见晔、陈玉女、程志强等人著文研讨太祖佛教政策的内容、影响、特点及太祖与僧人的关系等等诸多方面。[3]大多认为明太祖在儒术治国的前提下，于佛教既有崇尚倡导的一面，也有限制和控制的一面，并认为太祖朝的佛教政策奠定了明代佛教政策的基调。其中朱鸿《明太祖与僧道——兼论太祖的宗教政策》指出：“明太祖对宗教的态度着重于其对政治利益的观点上，他与僧道的关系端视二教对现实政治的利用价值而定。”周齐《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一文，总结了太祖佛教政策推行造成的官僚化僧伽管理、功能化僧伽结构和道德化僧伽形象的三大结果。台湾教内学者释见晔法师在《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中认为：“太祖的佛教政策约有三类：管制、隔离、怀柔礼遇，而以隔离政策为其特色。换言之，其政策原则是僧俗隔离，方向是采限制而不禁绝……基本上，管制及怀柔、礼遇政策多承袭前人，而隔离政策除继承前人外，尚有太祖的创意，故笔者以此项是太祖整个佛教政策的核心与特色。”而在此种政策主导下，“洪武时期的佛教发展对明清以来的近世、现代佛教，有关键性的影响。并且对明清以来所谓‘佛教衰微’之趋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4]。白文固先生还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太祖时期僧官体制的建构及其相关问题；[5]台湾陈玉女先生又有《明代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一文，[6]在龙池清研究的基础上，就洪武时期所促成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对中国佛教和社会的影响作了探讨。认为经过太祖的规划及其后的发展，瑜伽教僧的经忏活动，渐成明清以来中国佛教与社会互动的主要走向，是僧俗往来的重要桥梁，佛教更趋世俗化与大众化，但同时，“追求丛林生活与穷究义理之佛教精神本色却相对地减弱与衰退”。成祖在明代宫廷与佛教关系史上地位十分重要，王崇武先生早在1949年就发表《明成祖与佛教》一文，[7]主要分析成祖在宗教上师法太祖笃信佛教。利用朝鲜方面有关史料是本文的一个特点。但此后相关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太大的进展。1991年，台湾学者曹仕邦发表《明成祖对佛教的政治利用》一文，分析认为成祖之崇佛，实是为借以宣传自己为“名正言顺，天意所归的大明帝国缵统者”[8]。2000年何孝荣也发表《明成祖与佛教》一文，[9]也对成祖与佛教的关系作了研讨，认为，佛教的社会教化功用和对佛教的崇信是明成祖制定佛教政策的基石和重要出发点，而利用佛教为其篡夺皇位服务也决定了成祖对佛教的态度。
关于明代其他皇帝与佛教关系的探讨比较少见。郭朋先生《明清佛教》有《明武宗与佛教》一节，[10]对武宗与佛教关系作了简要叙述。何孝荣先生《论明世宗禁佛》则对明世宗禁佛的原因、情况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另外，一些明史著作和明帝传记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明代帝王与佛教关系及其佛教政策。台湾学者陈玉女《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探讨了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奉佛及其对明末佛教复兴的意义，认为慈圣奉佛，“再度促使宫廷佛教恢复昔日盛况，甚至带动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快速成长”[11]。
明代皇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些研究藏传佛教和西藏史的著述中如王森先生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2]、牙含章先生的《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13]、邓锐龄先生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14]等都有所论述。另外，明代成祖、宣宗诸帝敕封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为法王、王等，日本学者佐藤长在20世纪60年代撰著的《明代八大教王考》中即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近十余年来，邓锐龄、陈楠等又分别就大宝法王哈立麻、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及大智法王班丹札释入朝、受封及其与明皇室关系诸问题，作了更为细致的研究，[15]从而推进了对明皇室与藏传佛教关系的认识。
近年来，明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也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何孝荣先生发表了《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一文，[16]阐述了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的基本内容，并分析了宦官奉佛的原因。程恭让先生则有《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一文，[17]重点讨论了明代宦官佛教信仰的背景与原因、宦官与佛寺建置及宦官与僧人的关系等问题。可以说这是近年来明代佛教史研究新开拓的一个课题。不过，在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方面，台湾学者陈玉女先生的《明代二十四衙门宦官与北京佛教》引人注目，[18]此著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并大量使用碑刻资料，对明代宦官崇佛、宦官与僧人的交往、宦官与北京地区佛寺兴衰的关系等进行了相当系统和细致的考察，较充分地展现了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的基本面貌。
另外，台湾杨启樵先生著有《明清皇室与方术》一书，[19]论述明代诸帝溺好佛道两教中术数、方术的状况及其对政事民生的消极影响。
本书在广泛搜集史料和前贤时俊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有明一代宫廷与佛教的关系作一较为系统的考察。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分阶段论述此种关系演进的脉络及各个阶段的一些特点，阐明包括帝后以及宦官在内的宫廷力量对明代佛教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同时，探讨佛教对于帝后及宫廷内宦所具有的意义。
[1]《元史》卷202《释老》，中华书局点校本。
[2]如清水次泰《明代佛道统制考》（载日本《东洋史会纪要》1937年第2期，转见于释见晔《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载台湾《东方宗教研究》1994年新4期）；龙池清《明代的瑜珈教僧》（载日本《东方学报》第11册，1940年，转见于陈玉女《明代瑜珈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台湾《新世纪宗教研究》1993年第3卷第1期）、《明代的僧官》（载日本《支那佛教史学》1940年第4卷第3期，转见于释见晔《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及《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收入张曼涛主编《现代佛学丛刊》第15册，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等。
[3]分别见郭朋《明太祖与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朱鸿《明太祖与僧道——兼论太祖的宗教政策》，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0年第18期；陈高华：《朱元璋的佛教政策》，《明史研究》第1辑（1991年）；陈连营《试论明初洪武年间对佛、道二教的整顿与管理》，《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释见晔《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台湾《东方宗教研究》新4期（1994年）；周齐《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3期；陈玉女《明太祖征儒僧与统制僧人的历史意义》，台湾《中国佛学》第2卷第1期（1999年春季号）；程志强《明太祖的三教思想、政策和影响》，《史林》2002年第1期。
[4]参见台湾《东方宗教研究》新4期（《东方宗教讨论会论集》）。
[5]参见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白文固、赵春娥《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参见台湾《新世纪宗教研究》第3卷第1期。
[7]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转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台湾大立出版社1984年版。
[8]参见台湾《国际佛学研究》1991年创刊号。
[9]《佛学研究》2000年年刊。
[10]郭朋：《明清佛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第23号抽印本（1996年）。
[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4]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
[15]邓锐龄：《〈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陈楠：《大智法王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陈楠：《大慈法王与明廷封授关系》，《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陈楠：《释迦也失在南京、五台山及其与明成祖关系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4年第3期。
[16]《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
[17]《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期。
[18]台湾如闻出版社2001年版。
[19]上海书店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