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南北分治：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3100年

埃及人沿尼罗河的长条形聚居，极化为南与北，分成上埃及和下埃及；这两半最终又分化出各个地域性的中心，或称省份。每个省有自己的头领、自己的神灵、自己的特色鲜明的标志——类似旗帜。

这些中心相互争夺资源，争夺影响力，最终是争夺权势。在这过程中，纵贯整个尼罗河谷，他们建立起同盟群落的联合帮派。这被刻画在所谓的“城镇石牌”上；石板类似版图，排列有七个建有防御工事的聚居部落。每个聚居点都有雉堞墙环绕护卫，而这墙是一种预演，构成长方或顶圆下方的纹案的早期版本——这种埃及特有的纹案叫作“塞雷克”（serekh），形状就像用于防卫的城寨，被框在里面的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框形顶部有一个相应的保护神。“城镇石牌”上刻着的每一个聚居点，同样在护墙顶部有一个活物形象：猎鹰、蝎子或狮子之类的，这或许是代表该部族的首领。每个动物还都挥舞着一把锄头。但锄头是用于建立这些定居点，或者更有可能是毁灭这些定居点？这不得而知。

随着领地扩张变大，数量上相应减少。纳卡达和它的联盟部落，逐渐被竞争势力，也即被北边的阿比多斯和南边的锡拉孔波利斯掩去了光辉。

这些城镇不仅获得了政治势力，还有宗教影响力；锡拉孔波利斯成为南方的精神首都，而北方与它对应的是位于河口三角洲的布托。它们皆以王冠的形式来昭示各自同盟的“团队颜色”。南方是高高的白色冠冕，与北方那红色的冠冕针锋相对；红冠冕中央上部的螺旋“让人联想到蜜蜂的触须”。此前曾认为，上下埃及都是冠冕的起源之地，但后来发现，最早的红冠冕图像出现在南方，所以，这很可能是“当上埃及控制了北方之后”，才被北方采用的一个符号标识，而埃及人为了润饰——如果不是改写——他们自己的历史，要得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齐整协调的结果时，这便是他们的典型做法。

一旦这两个冠冕成为这个国家南北两地的象征符号，各自便有了它自己的标志性神灵。布托的眼镜蛇女神瓦吉特（Wadjet）成了北方的守护者，而锡拉孔波利斯地区的秃鹫女神奈荷贝特（Nekh-bet）则是南方的保护神。两个神灵被称为“威力无穷的两位”，分别被当作国王的神圣母亲；蜿蜒盘曲的神蛇瓦吉特（来自古老的埃雷特语言，也即“眼镜蛇”）奔跃起来攻击，把死亡带给王室的敌人，而敌人的尸体则会被她的秃鹫姐妹神奈荷贝特啄食消灭。

两片土地上的花卉符号就要安宁祥和许多。北方的是纸莎草，南方的是“莲花”，也即睡莲。这两个象征也有变体形式，南方的莎草植物和北方的蜜蜂——尤其是蜂王（后），与创世女神奈斯有关联。

这同样的二元性也延伸到了男性神灵那里：帝王之神荷鲁斯，与之相对应相抗衡的是混乱之神塞斯。作为相对抗的两极，他们也分别是锡拉孔波利斯与纳卡达这样两个竞争对手的神灵代言人。两个神灵被合并到了帝王一人的身上，帝王头衔就叫“身有两位大神和平共处之王”，而更早前一位女王的称号正与之对应，叫“亲见荷鲁斯与塞斯之女君主”——如此命名方式，几乎有人格分裂之嫌。

随后的三千年，通过这种无休无止的人为排列组合，所有那些文化元素都能被合并为一体，从荷鲁斯和塞斯被捆绑在一起，并把北方和南方的代表性植物搅合起来，再到护卫王族大人物名字的瓦吉特和奈荷贝特。这些象征符号强调和凸显了“两方土地”丰富的多样性；两处联盟领地按传统一直是由布托和锡拉孔波利斯的精英首领统治，这些人被集体称为“荷鲁斯的后继者”。

但这些远非简单的符号代码，被用于指代传说中那些王国的虚幻抽象的统治者；这些图形里包含着历史真相中很多被长期遗忘的事物。持续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出埃及的这两个神秘的首府，还有它们那同样神秘的统领者，曾确实存在。

布托——传说中北方联盟的首府，实际上此前一直被认为纯属虚构，直到1983年这个城市的原初遗址被发掘出来。原址在现代居民区法拉因山丘（Tell el Fara’in）的下方，地下二十三英尺（约6到9米）处的饱和含水层。这里的地质层遗物显示，布托最初都是用芦苇编织搭建的棚屋；有一座庙堂，也是用这种寿命短暂的材料建成。据传，在伊希斯的同胞兄弟兼丈夫奥西里斯被他们那嫉妒又狠毒的弟弟塞斯谋杀之后，布托这片茂密葱郁的小树林，就是伊希斯的藏身之地。她的儿子荷鲁斯，经她从小养到成人，从布托起家，击溃了塞斯；这就是所谓的“布托神话”（Butic Cycle）组诗，而这一段神奇的历史，传播范围超出了埃及本土，一直影响到黎凡特沿海的神话信念。

布托，位于离地中海仅仅24千米的地方，不仅与黎凡特和巴勒斯坦有贸易往来，而且城中还有巴勒斯坦人聚居区。这些外来人口，现场制作他们特征鲜明的陶器；所用的陶轮，在一千年之后才被保守的埃及人接受和采用。与叙利亚的关联，也让布托跟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有了联系；那里如壁龛般规则内凹的“宫殿墙立面”建筑最终出现在了布托，一起到来的还有产自甚至更远东方的货物。这些货品也被输入到三角洲的另一个重要地方——法尔卡丘地；那里直到现在才得到充分的考察研究。

作为另一个主要的聚居地，法尔卡丘地设施齐备，有谷仓和一个大型的酿酒作坊；这里的“行政兼宗教中心”在近期出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文物：河马长牙材质的小雕像，化妆颜料研磨板，红海的贝壳，黄金和半宝石的饰品。这些都展示出当时下埃及的财富和权势，而这是学界此前没预料到的情况。

法尔卡丘地这里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两座金质小雕像；雕像被认为代表着当地的统治者，也许是父子俩，约公元前3200年在该地的庙堂中受到敬奉。他们都戴着巨大的阳具护套，呈勃起挺立状；两人的眼睛和眉毛都是用来自阿富汗的天青石镶嵌而成。

布托、法尔卡丘地，以及它们的三角洲腹地，都是位于“两种传统的交界处，两种传统也即上埃及的‘非洲’文化与巴勒斯坦的东方文化”。而布托位于南方的对应城市，锡拉孔波利斯，也是一样的情况。

自从1897年被首次发现，锡拉孔波利斯就一直是诸多细致的考古探索的发掘对象；这是个泥砖建筑沿着尼罗河岸绵延三千米多的城镇。当地的农夫种植庄稼，饲养牲口，而那些各有专长的匠人们，则负责把由船只从南北两个方向运来的象牙、金子和宝石做成奢侈品。

当地曾聚居过不少的工具制作匠人，石艺工匠和陶瓷匠人。制陶匠的产出非常丰富，以至于这里至今仍然四处散落着陶器碎片，由此也触动和导致了当地现代地名的出现：柯姆·阿玛尔（Kom elAhmar），意即“红土丘”。它的古代名字，锡拉孔波利斯，意思是“猎鹰之城”，意在贡奉和赞美帝王之神荷鲁斯，而这里正是埃及未来君主们的精神家园之一。

顺理成章地，在此地的初次发掘，便挖出了埃及至今所发现的一些最著名的手工艺品，而这些东西曾被安置在最早一座敬奉荷鲁斯的神庙中。如今标示出这个遗址的，只有沙漠里一系列的柱子坑，而这些坑里埋着的曾经是四根雪松木制成的巨大柱子，它们从黎凡特海岸运至本地。柱子位于神庙前部，撑起门面；神庙墙体是芦苇编织而成；庙堂建在沙子堆积成的人工丘地顶部，模仿了“创世说”中的土丘陆地，四周环绕的是大块的砂岩、石灰岩，其中还有一块石头，看上去“高高瘦瘦的，至少是像一根柱子，同时又像一座男性人物雕像”。

神庙前面，是一个大大的椭圆形庭院，其中还有另一根木柱，柱顶上是猎鹰雕像，荷鲁斯的宗教象征物。曾有络绎不绝的礼拜供品被敬奉到此，既有出自本城作坊的奢侈工艺品，作为陪葬埋入周边墓地的异国动物，还有战争中的俘虏，在神的见证下被现场处决——这些都是给神灵们补充威力的恰当仪式，而这些做法当然是互惠互利的：人们贡奉上神，而大神们则负责保佑埃及，还维持宇宙万物的正常节律。

神庙逐渐被祭品填满，先前供奉的物品就被转移出来，放入四边砌了泥砖的坑洞；1898年，早期的考古学家们就在这些坑洞中发现了这些遗物。与法尔卡丘地的情形相似，锡拉孔波利斯的“主要宝藏”是由象牙小雕像构成，其中有长着大胡子的男性，精心装扮过长发的女性，一身行头繁复的侏儒，还有被捆绑着的下跪的囚徒……这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像在演出一场祭典仪式的剧目，不过是缩微形式的，如同在棋盘上纵横捭阖，来决定宇内大事。

这些小雕像中，有一些许多部位受潮遭侵蚀，原本的象牙变得软黏黏的，就如“煮熟捣碎的三文鱼块”，但也有些是用皂石和天青石雕成的。此外还有大型的武器——三把燧石大刀，几乎长达一米，以及三个一组的大型权杖棒头，石灰岩材质，曾经被安置于粗矮木柱的顶部。由此，可以看到这些棒头是如何被用来宣告社会地位，展示威力和控制权的。

这些棒头上都刻有精细的场景。其中的“蝎子权杖”，得名于所雕刻画面中最大的那个人物形象；那人戴着南方上埃及的白色王冠，身后还系上一根牛尾巴，来象征他的猛力。这位蝎子“大王”，是南方的首领；他的名字被用一个小蝎子的图案书写出来。关于人工灌溉，在已知最早的具象描绘中，是蝎子大王挥动着一把锄头，主持引领水渠开挖的典礼，这个工程是通过小型运河水道的体系，将尼罗河水引入田地，也让周边更多的土地能够用于种植。前王朝时代，用于耕种的土地估计有16000平方千米，可养活大约三十万人口，其中大部分都是农耕居民。他们所收获谷物的一部分用于纳税，不仅如此，有需要时，他们还必须承担额外的劳役，去开挖和维护遍及全国的无数条灌溉水道。

蝎子王的强大存在保证了土地的丰盛收获。石刻画面中，环绕他身边的女人们在纷纷起舞，击掌欢呼，而在她们上方，安坐在滑竿轿椅中的，是一位王族贵妇——这也是世上已知最早的女贵族肖像。尽管此女之名目前仍未知，但很可能是蝎子王的母亲或者妻子。她正查看着眼前的这些场景事件，既欢庆又恐怖的事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蝎子王不仅被男侍从们在两侧簇拥着——这些小人扛着扇子，以及蝎子王盟友部族的旗杆——而且，其他区域地方势力的旗杆被变换当成了临时绞架：杆子上晃荡着鸟头麦鸡的尸体，而这正是象征着那些反对蝎子大王统一南方的敌人阵营。

蝎子王曾被认为是来自埃及那神秘的古老往昔的一个虚构人物，但近年的考古发现显示他是确有其人的。强有力的证据出现在阿比多斯，就在编号为U-j的地下墓穴中；这座面积为82平方米的死者殿堂有多达十二个墓室。古代时，这里就被盗挖洗劫过，但最近的重新发掘，还是出土了一根象牙权杖，还有4500升从黎凡特进口的葡萄酒，存储在四百只陶制容器中；大部分酒罐子都印着官方的封印，要么就是刻着象形文字标记——其中就包括了蝎子的符号。

这种简单的文字记录，更多是出现在164块象牙和兽骨材质的标签上；这些标签曾经被固定在墓室中木头的储物箱上。文字列出的是早已从箱子中消失的财物清单及其来源地——若干卷的亚麻布匹、油料和其他的商品，作为纳税朝贡，从北方的布托、南方的巨象岛，以及东方和西方的各个地区送到这位统治者的王宫。

这些不显张扬的朴素标签，是跟邮票差不多大的小牌子，在北部的一些考古遗址也有发现。它们是最早的实物证据，说明埃及的行政区（省份）是如何运作，又是如何征税的。但它们之所以能跻身于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列，是因为刻在小牌子上的是文字书写的证据，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发现的都更早，明显要早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也证明了及至公元前3250年前后，埃及已经有了“语音学意义上可读的”书面文字。

西部沙漠中同时期的岩画石刻也有着类似的价值，标志着埃及文字历史的开端，因为它们也构成一种清晰可读的手稿；其中蝎子和猎鹰的组合，再加上一个挥舞狼牙棒、手里牵着一个俘虏的人形，被解读和描述为是“关于上埃及联合统一的文献记录”。这个石刻的位置也暗示出，蝎子王和他的武装是利用了基纳这一带尼罗河大拐弯处对面西部沙漠中的路线，从侧翼迂回包抄从而击败了盘踞在纳卡达的敌对力量。

不过，蝎子绝非一个孤立和仅有的首领人物，因为阿比多斯墓葬里的小标签牌上也刻有狮子、大象、狗和贝壳。这些有可能是指代另外一些名字至今未知的地区统领——或者，他们甚至可能是古代帝王名录中“荷鲁斯的后继者”；为安顿这些人物，埃及学研究者们大概要不得不再编排一个“零王朝”出来吧，放在第一历史王朝之前。

阿比多斯的墓地，不仅是蝎子王最终的安息之所，而且还发现了这个谜一般的王朝最后两个统治者的地下墓室。两位大王分别是伊里—奥（Iri-hor）和卡（Ka）。与蝎子王一样，他们也只是半个王国的统治者，都在为一位后继帝王预演暖场。长期以来，那位帝王已经被誉为是古埃及的终极统一者，将这个文明从史前时期带入真正有据可考的历史时期，而从此以后，埃及人自己当然也认可了这是统治整个国家的第一位君主。

这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国王纳美尔（Narmer），习惯上被誉为是埃及两半国土的统一者，他在约公元前3100年完成此项大业，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而这也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先驱”。

关于纳美尔的真实身份和那些归功于他的成就，尽管有着持续的激烈争论，但他统一国家的那个时刻，虽然被理想化了，却一直受到高度称颂，被认为相当于重演了“第一次”——创世本身；而这个重复的“第一次”，是指埃及国家政权的诞生。

这事被庄重地记录在纳美尔石板上。石板是在锡拉孔波利斯的主遗址宝藏中发现的，并被很恰切地定义为“古埃及创立的铭石碑刻”。

在这片彩妆颜料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土地上，第一个历史文献竟然是以一块超大号化妆品研磨石板的形式出现，这反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石板上用以研磨色料的圆形凹陷区，几乎只是偶尔使用。这块64厘米高的盾牌状石板，主要意图显然不是当作日常研磨工具来使用；与那些巨大的狼牙棒棒头一样，这是一个庆典仪式用品，竖直安放在神庙中，以此来永久记录下重大事件本身。它代表统治者来传播信息，所采用的是“经典的”埃及风格，其中包含的基本要素都已齐备；随后的三千五百年间，在同类历史事件的人工表述或再现方式中，这些要素一样会出现。在此前的几个世纪，这一方式已经在打磨和试炼过程中，然后瞬间聚焦，达到最清晰的形式，以便最佳地传达王室官方宣传的高妙之处与权威性。

帝王的名号，也即所谓的“荷鲁斯名字”，被保护性地圈在形似要塞工事围墙的“塞雷克”图案中；两个象形符号拼读出纳美尔的名字：鲇鱼符号代表“纳”（nar），凿子代表“美尔”（mer），字面意思就是“击杀鲇鱼”。为了保障最大程度的安全，框中的这个帝王名字，两边还各有一巨大的头像——女神哈索尔的头——来保护；在此下面，纳美尔本人的真形才会出现。

头上是与蝎子王一样的南方白色王冠，浑身每一处都是半神半人的神王气派，纳美尔被描绘得伟岸高大。他戴着假胡子，身后还系着一根公牛尾巴；一件腰部嵌有钉珠的裹布上，还装饰着更多的哈索尔牛头图案；要保护这个男人身体最脆弱的部位，保护王族后代繁衍的源泉，司掌爱情和生育的哈索尔无疑是最合适的神祇。

穿上了一身保护装备，纳美尔高举他的狼牙棒，朝脚下的俘虏施以致命的一击；而这个不幸的人是一个敌对者，被考证是来自下埃及紧靠布托的“鱼叉”（Harpoon）地区。在他们下方，更多的敌对者已经横尸倒伏；这些处决行动，有荷鲁斯在一旁监察——作为其象征的猎鹰栖停在代表下埃及的纸莎草标志上，标志上的六个花簇，每个表示一千。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象形符号的画谜，读出来的意思是，“大王击溃了河口三角洲的敌人，计有六千名”。如此的符号画面，其功能既是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语言形式。

在石板的反面，纳美尔戴着的是红色王冠；这就与北方关联起来，意味着他已经把全国范围纳入麾下。他身前有人扛着一列旗标，旗杆顶部分别是猎鹰、豺狗和王族生养之后的胎盘；这些部分的“神圣本质之物，在统治者间代代相传。从最早的时候起，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来证明王权神授，传达和维持埃及帝王权威的意识形态”。这些旗标属于“荷鲁斯的后继者们”，代表着“下埃及帝王们的灵魂”；他们所累积并流传下来的权力，现在被纳美尔挪用和占有。

这位胜利的君王在认真地视察敌军的尸体。死者的头被割下，放在他们的双腿间，而断头上还放着他们各自被割下的阴茎——这种仪式化的肢解切割，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剥夺这些敌人在来世的能力，让他们无法完整地行使功能。如此的策略，倒是不折不扣地“分而治之”——连身体都被肢解了。

击败和征服了所有的敌对者以及竞争势力，纳美尔举行了一场相当平和的庆典。这在出自锡拉孔波利斯遗址的一根大尺寸狼牙棒棒头上有描绘记录，展现他加冕登基的场景，而他前面还有一个没有任何武装的人物，坐在一把滑竿轿椅上。这或许是某个败军首领的女儿，被他娶为妻妾，以便他对敌方土地的占领合法化，显得名正言顺。这个女子，最有可能的人选是奈斯霍特普（Neithhotep）；有人提出见解，说她是“前王朝时期纳卡达统治者的一个后裔”。

因此看来，纳美尔是通过和亲联姻，外交与武力征服的组合手段，将他的统治权延伸覆盖到上下埃及的两方土地之上。埃及统一，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整体，纳美尔与奈斯霍特普由此开始了一种君主政体的统治。这一政体将会持续三千年之久，也就是所谓的“王朝时代”。有相继三十个王朝先后统治了三千年，而帝王家族“是通过血缘和姻亲关系联合起来，或是通过出生来源地或是根据居住地相互关联，或是两种关系兼而有之”。从此以后，纳美尔便一直被认为是第一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