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冷战后现实主义的发展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大理论范式，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事务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明显，各类跨国界的活动日趋频繁，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影响日趋增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依照现实主义的理论，不少现象都已经无法解释。所以，现实主义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地位受到了其他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严重挑战，一些现实主义的论点和假设也被认为是过时的观念。但是，如果说现实主义只能用来解释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则未免失之偏颇；认为现实主义已经死灭，也仍然为时过早。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范式，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新形势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对外行为的指导性原则，仍然是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国际社会仍然首先是无政府社会，国家仍然是应该首先考虑的理性行为体，国际体系仍然是重要的变量，体系结构仍然是大家极其关注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冷战后现实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轨迹。

20世纪80-90年代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复兴就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完成的。共和自由主义、贸易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相继出现，其中以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学理上对新现实主义的挑战尤为有力，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理论流派。到了90年代，温和建构主义兴起，矛头所指也主要是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虽然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变化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源泉，但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却以辩论的一方的身份为这些新的学派的兴起提供了学术平台。所以，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要感谢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学理启迪。

冷战之后，现实主义在学界处于守势，但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却仍然具有生命力。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仍然以权力为核心，但取向却表现在两条不同的轨迹上面：一是最大现实主义，二是最小现实主义。最大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发挥到极至，典型代表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最小现实主义是放松或偏离现实主义基本命题的理论，只保留某些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比如理性主义和无政府命题。最小现实主义包括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代表人物是沃尔特、格里科等人。

进攻性现实主义可以说是激进现实主义，其思想比较集中的体现在米尔斯海默冷战后的一系列论述上面，代表作是他颇有影响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针对各种学派的批评，激进现实主义的回应是更加张扬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更加突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更加强调暴力冲突的不可避免。1990年，冷战刚刚结束，米尔斯海默就发表了引起很大争论的论文——《退向未来：冷战之后欧洲的不稳定状态》。该论文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国家选择战争还是和平，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实力分配决定的。冷战时期欧洲的长期和平是两极结构、美苏均势和核武器的产物。冷战颠覆了两极结构，使美苏战略均势不复存在，所以，欧洲的巴尔干化很可能出现，欧洲也必然会变得不稳定起来。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其主要预断也是以结构现实主义原则为判定标准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集中反映了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虽然比起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和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主流学派的经典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也超过了米尔斯海默自己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所写的几篇重要论文。可以说，进攻性现实主义借鉴并结合了摩根索的权力论和沃尔兹的结构论，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权力是大国政治的根本，大国为权力而相互竞争；第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和权力分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鼓励国家追逐霸权。米尔斯海默还提出了五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体系；（2）大国具有相互伤害和相互摧毁的军事力量；（3）国家永远无法确认其他国家的意图；（4）生存是国家第一目标；（5）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这些假定基本上没有超越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但是，米尔斯海默提出的第三条，亦即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保证生存，却使进攻性现实主义具有了极端现实主义的特征。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任何一个上升的大国都必然成为原来主导国家的敌人。“国家的最高目标使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这就是大国政治的必然悲剧。正因为如此，米尔斯海默预言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挑战国。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基本上坚守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坚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体系权力分配和单一理性国家等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说，甚至将其进一步突出出来，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可以称为“最大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

最小现实主义中的派别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仍然是体系层面的现实主义理论，但放弃了体系结构作为解释国家行为的惟一重要变量，更多地包含了自由制度主义的变量，考虑了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作用。冷战后体系层面的现实主义继续深入地研究国际制度在减弱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作用。比如，小国加入国际组织可以加强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制约大国的国际行为。再比如，包括军控等领域的国际制度可以弱化安全困境、加强国际稳定。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格里科。他试图使用现实主义解释欧洲货币联盟。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很难解释在没有强力压制的条件下，国家会放弃重要的主权权益，服从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格里科虽然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出发，但认为欧洲货币联盟之所以得以实现，主要是因为国际制度具有通过投票对权力再分配的功能。欧洲货币联盟就是德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德国为了消除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担心，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力，以保证法、意等国不必担心合作之后自己的权力会被削弱。虽然格里科将权力视为重要变量，但他却同时使用了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即可以对权力进行再分配的国际制度。于是，国际制度就成为一个主要的自变量，而这恰恰是现实主义不能接受的假定。这样，格里科就在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之间寻找了一条折中的道路。

第二类是国家层面的现实主义理论，即所谓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考虑了国家以及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亦即“倒置的第二意象”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一方面坚持权力政治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另一方面则考虑了国家行为的另外一个层面，将国家理论扩展到国际国内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将国家定义为功能相似的单一行为体，国家行为受国际体系结构支配。沃尔兹理论的简约就在于只有一个主要自变量：国际体系结构。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拓展新现实主义理论，使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活动。……国家可以通过国内行为来对国际事件做出反应，也可能试图通过国际行为来解决国内问题。”这样一来，国家的国际行为就不仅仅受国际体系层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际国内两个层次以及两个层次之间互动情势的影响。在冷战即将结束的1988年，伊肯伯里、莱克和马斯坦杜诺主编的《国际组织》特刊专门讨论了国内利益分配格局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国家领导人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等涉及国内进程的国际关系问题。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的概念，强调国内结构、国际结构和对外政策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扎卡利亚（Zakaria）认为国家的对外扩张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因素国家权力作用的结果。施奈德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则将国内政治进程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因，亦即国家“大战略的国内决定因素”。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内国际两个层面考虑在内的研究方法虽然部分地牺牲了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简约，但解释力却得到了加强。

第三类则更多的是个人层面的现实主义理论，将政治心理学的认知理论作为主要理论依据。沃尔特（Stephen Walt）关于结盟的论述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代表。沃尔特认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过于简单，单凭“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结构是无法解释国家之间的结盟的。因此，他提出了“威胁均衡”（balance of threat）理论。他说：“尽管均势理论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但驱使国家发动战争的并不是总体均势状况，而是每一方对威胁的感知。这些感知既来自系统层次的因素，也源于单位层次的因素。革命通过改变权力分配、增加敌意和增强对进攻优势地位的认识来改变威胁平衡。这些因素的不确定和促使双方把对方看得特别敌对和危险的因素，使整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威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表示了一个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认识，它把对物质性的实力和观念性的意图两种因素的认知结合起来。如上所述，在沃尔兹那里，关键的原因变量只有一个，即物质性权力的分配；在沃尔特这里，关键性的原因变量却成为国家意图及其对意图的认知。罗伯特·杰维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已经将国际政治心理学发展成一种理论，传统现实主义中也有着对于国家意图的诸多论述，但到了沃尔兹理论，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成为结构选择，将主观因素基本排除在理论之外。沃尔特将威胁和意图作为主要变量，对结盟这一现实主义研究的基本现象进行了分析，这显然偏离了沃尔兹理论。他所说的“感知”虽然属于国家决策者的集体感知，但毕竟他的分析单位从体系层次转移到个人层次。这是现实主义冷战后的第三个特点。

从冷战后现实主义发展趋势上看，最大现实主义，亦即激进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比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更加强调无政府性的负面意义和权力的重要作用，向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而比较温和的最小现实主义却注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重视国际制度的作用，从而弱化了无政府性的独特地位，甚至有着向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范式靠拢的迹象。但是，无论是激进的现实主义还是温和的现实主义，其权力政治这一核心内容始终没有改变。激进现实主义和温和现实主义所做的努力是在挽救处于守势的现实主义理论，通过加强现实主义的辅助假设，保持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可以说，在决策纬度，现实主义仍然是决策者考虑问题的重大前提；在学理纬度，冷战后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处于低潮和守势；在思想纬度，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是不会消失的，并且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再生性。

（本文一部分曾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

为标题发表于《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