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体系理论的科学性与局限

体系理论虽然在诸多方面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其认识论基础是科学实在论，研究方法也主要是经验研究。国际政治学主流学者努力将国际政治理论发展为宏大科学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的建立非体系理论莫属。卡普兰和沃尔兹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并且，自从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以来，三种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流派都是体系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体系理论最有可能构建一种科学的国际政治宏理论，这恰恰与国际政治学界建立国际政治学元叙述的愿望是一致的。

体系理论之所以最容易从宏观角度提供科学研究需要的条件，主要是因为它所具有的三个特征。一是共时性特征。所有体系理论对共时性的强调超过对历时性的强调，研究的对象被假定为相对超时空的系统，而不是经过时间演变而来的历史产物。比如，主流理论的体系是国家构成的体系，而国家又被视为不受时空概念影响的稳定单位，这样体系和单位才能作为非历史的客观现象加以研究。所以，共时性使国际政治理论更接近自然科学的“硬科学”研究。二是客观性特征。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事物是客观实在，科学家可以对其进行客观地观察、测试和验证。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特征是物质权力分配，最容易以客观标准观察和测量。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体系特征是制度，制度虽然属于非物质范畴，但是制度的存在与实施、制度化程度却是可以观察和测量的事实。温和建构主义的体系文化可能是三种理论中最难以客观定义的事物，但温特的方法是采用迪尔凯姆的做法，将社会现象视为社会实在，强调它之于行动者的外在性和客观性。三是简约性特征。任何科学理论都应具备简约的特征，体系理论最容易提供简约的理论体系。体系理论重点思考的问题是体系特征对体系单位的作用，所以，体系理论一般设定体系特征和单位特征两个基本变量，并就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作出假设陈述。这样一来，国际政治的理论核心就被定位于这两个基本变量上面，以此达到了科学理论的简约要求。

但是，体系理论的主要问题也正表现在它刻意强调的这三个方面。

首先，共时性是体系理论成为超时空宏大理论的根本条件，但是国际政治的历时性特征又十分明显，这难免使人们认为体系理论对共时性的强调抹杀了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和进化发展。国际体系和国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间体系，亦即国际体系理论定义的国际体系，绝非永恒的现象。1648年国家体系建立之前的国际体系不是国家体系，20世纪以前中国的朝贡体系也不是国家体系。因此，根据历史的经验和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的超时空地位必然受到质疑。其次，强调体系的客观性势必忽视结构—能动者互构问题。体系理论将国际体系作为客观的社会实在，实际上是将体系与体系单位作为可以分而处理的两种客观事实，也只有这样，才能观察体系特征对单位行为体的作用。但是，如果承认国际体系具有社会特征，可以用国际社会的概念予以表述的话，体系和行为体就是互构的。既然是互构，行为体的能动作用就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此以理论假定的方式做了回避处理。温和建构主义强调了社会体系和行为体的互构，温特在1987年的论文里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但是，当温和建构主义以体系理论出现之后，无疑弱化了双向互构，突出了单向建构。至于体系理论的简约性，则往往容易使复杂的国际政治简单化。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国家的对外行为。所有体系理论都将国家假定为单一的行为体，这一假定的目的是排除一切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干扰。这里，体系理论遇到了一个两难境地：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国家身份的界定、对国家利益的形成、对国家对外行为的表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考虑国内因素，则无法确定一个可以类比的体系单位。体系理论的做法是将国内因素完全排除。这虽然帮助体系理论实现了其科学简约的目的，但是却把大量问题和现象置于解释范畴之外。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包罗万象，都无法解释所有现象。虽然体系理论往往难以解释其他分析层次上的现象，但它对为数不多的重大国际政治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并且，体系理论实现了相对高度的科学性，也正是这种科学性使体系理论在人类知识再生产和积累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微观理论所不能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体系理论才成为学理争论的焦点和国际政治学的学统主体。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