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的关系

对于体系理论来说，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的关系是体系特征对体系单位产生作用。我们可以用以下简图表示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其中S表示体系特征，U表示单位特征。

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重点是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沃尔兹认为体系理论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说明体系结构怎样影响体系单位。就此而言，沃尔兹结构理论有着三个特点。第一，他认为，“……结构改变了行为体的行为，影响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这也就是说，在沃尔兹的理论中，两个主要的变量是体系结构和体系单位行为。第二，结构特征和单位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其中，体系特征是原因，单位行为是结果。第三，体系结构被定义为主要国家之间的物质权力分配，国家行为则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沃尔兹自己举的例子是多极结构使欧洲诸国的合作不能实现，因为它们在安全领域里的互动只能是零和游戏。但在国际体系结构变为两极之后，由于美国对其盟国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所以它们之间的合作就成为可能。

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结构选择”，指国际体系结构导致国家的冲突或合作行为。套用图（1），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定可以表示如下：

Sp—→Ub

其中，Sp为国际体系结构，Ub为国家行为。

新自由制度主义在逻辑推理和理论思维方面与结构现实主义是一致的，所以，国际体系特征和国家行为仍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变量。但是，由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沃尔兹的结构既过于狭隘，又具有很强的静态性质，所以，国际进程才是体系的重要特征。国际体系单位行为仍然是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制度选择”，即，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仍然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行为取向，导致这些不同行为和不同行为取向的是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仍然套用图（1），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假设可以表示如下：

Si—→Ub

其中Si为国际制度，Ub仍为国家行为。

如果说沃尔兹理论的核心是“结构选择”，基欧汉理论的核心是“制度选择”，那么，温特理论的核心就是“文化选择”。文化指国际体系文化，亦即国际体系中共有知识或观念的分配，这种分配的作用对象是作为国际体系单位的国家。

对于温特理论所假设的国际体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三点需要说明。首先，温特所设定的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建构关系。他详细阐述了两种关系的不同，指出因果关系是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另一个变量也随之发生变化，两种变化有着时间的先后。如果将国际体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设定为因果关系，研究重点就是：在国家身份和利益已定的条件下，国际体系因素的变化会导致什么样的国家行为变化。建构关系则表现了结构属性怎样构成了单位属性（身份和利益），即国际体系文化怎样使国家成为国家、怎样使国家产生了利益，这是一种“建构”关系。这样一来，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就不是给定因素，而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温特本人认为，考虑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

其次，国家因素首先是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不是国家行为。由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假定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给定的，在国家体系出现以后，国家就是国家，国家利益就已经确定，所以，单位层次上的变量应该是国家在无政府环境的刺激下采取什么样的不同行为来实现既定利益。而建构主义思考的核心问题却是国际体系文化怎样使国家产生了某种身份和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建构主义不考虑国家行为，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无法避开国家行为这个问题。但是建构主义的观点是国家行为是由国家身份和利益决定的，所以，只有确定了国家身份和利益之后才可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国家的行为。

第三，温特在早期论文中更多地强调能动者和结构的相互建构，但是在其试图将建构主义理论全面发展为体系理论和结构理论的时候，关注重心却已经置于体系结构对体系单位的建构作用上来了。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议程也多是分析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玛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她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银行产生的国际体系规范是怎样被国家习得、内化并界定为自身利益的。

所以，温特理论的核心可以表述为以下形式：

其中Sc表示体系文化，Ui表示国家身份和利益，Ub表示国家行为。这一简图的第一部分表示体系文化和单位身份之间的互构。但在强调体系层次的建构主义研究设计中，这一关系图往往成为如下形式：

Sc—→Ui—→Ub

即由强调体系文化与国家身份的双向互构转向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的单向建构。这并不是因为结构和能动者之间的互构不复存在，而是研究人员将单位对体系的作用设定为已知或常数。进而，在这两个部分中，第一个箭头区间又是建构主义学者重点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