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渤海东牟山

众所周知，东牟山是渤海历史地理研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多年以来渤海历史问题研究领域中的最大悬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破解了东牟山所处的地理位置之谜，那么渤海建国初期的许多历史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其众说纷纭。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不断推陈出新，中外治渤海史学者几乎一致确定渤海国的东牟山即今中国吉林省敦化市城山子山城，一时间“东牟山为敦化说”几乎成了定论。然而，笔者一直对敦化说持否定态度，认为该说的历史依据极不充分。多年以来，从历史文献入手，对考证东牟山地理位置的诸家之说认真梳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又对前人的诸家考证东牟山所涉及的地域，进行了反复的实地考察，几乎遍及东北三省。最终否定了东牟山即敦化说的观点，同时得出如下结论：大祚荣率众东保桂娄之故地，就是今天延边地区的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流域，而东牟山就是今延吉市东南约10公里的城子山山城，奥娄河即今日的海兰江。布尔哈通河就是忽汗水的同音异写地名。唐先天二年（713），遣派鸿胪卿崔忻（）经由今旅顺口黄金山下前往大祚荣的驻地——东牟山，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之名称的册封地不是吉林省的敦化市，而是今天的延吉市郊区的城子山山城。唐天宝末年，渤海文王大钦茂将渤海都城从旧国的布尔哈通河流域，北迁至镜泊湖北侧的牡丹江畔，即渤海上京龙泉府。忽汗水之地名则随着都城北迁而移到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附近的水系，牡丹江遂被命名为忽汗水，镜泊湖被称为忽汗海。从此，忽汗之地名就从300里之外的海兰江、布尔哈通河流域随渤海都城上京龙泉府的设置而侨置于今天镜泊湖畔附近的牡丹江流域。文献中的“旧国”，并非是指当时整个震国的辖境范围，而应是专指震国王都的京畿之地，即以东牟山——今延吉市郊区城子山山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带。当然，也包括今延吉市所属的西古城之渤海的中京显德府地域。为了进一步说明渤海国的初都之所——震国都城东牟山，以及唐先天二年册封大祚荣封地的确切位置，将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 探讨东牟山地理位置的诸家之说

东牟山的地名，始见于《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后来《唐会要》《册府元龟》《文献通考》《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书均有记载。为了理解方便，首先将成书较早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东牟山的记述摘录如下：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旧唐书·渤海靺鞨传》）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睿宗（注：当为玄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新唐书·渤海传》）

根据两唐书的记载，人们惯于将渤海建国时间确定在则天武后的圣历年间（698～700年）。其实，这只是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的时间，而真正冠以“渤海”之号的时间，则是始于唐玄宗先天二年。这一年唐王朝遣鸿胪卿崔忻，前往震国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兼领忽汗州都督。由此可知，渤海之号始于公元713年。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的王都所在地，正是原高句丽桂娄部的故地东牟山。此东牟山是渤海建立王国政权的初都之所。因此，确定了东牟山的地理位置，渤海早期的一系列历史地理问题，都将得到认证和解决。从清末至今，关于东牟山地理位置的考证，大致有如下十种观点。

其一，东牟山为沈阳说。见于《大明一统志》辽东都指挥使司条目中：“东牟山在沈阳卫东二十里，唐高宗平高丽，渤海大氏以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即此。万岁通天中为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该书作者是依据《元一统志》对东牟山的考证，误将东牟山定在沈阳卫东20里地方。《元一统志》云：“东牟山，在沈阳路挹娄故地。”实际上，《元一统志》的这个错误来源于《辽史·地理志》记载：“沈州昭德军中节度，本挹娄国地，渤海建州”，所以《元一统志》误将辽代沈州定为渤海旧国之地，从而确定东牟山即今沈阳附近。此后，《满洲源流考》又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将东牟山明确认定在承德县（今沈阳）城东20里的天柱山。东北史地学家景方昶对东牟山为沈阳说进行了彻底订正，认为：“《满洲源流考》以《新唐书》写作挹娄为正，引《大明一统志》东牟山在沈阳卫城东二十里，指今承德县城东二十里天柱山即东牟山，非也。《唐书》云：东牟山直营州东二千里，按营州即今土默特旗境（今朝阳市——作者注）东距天柱山仅数百里，与两千里之言不合。在昔挹娄幅员甚广，奉天之承德、铁岭亦曾隶属明之懿路，所以蒙其故名，特其一隅之地耳。”《明一统志》不知《新唐书》挹娄乃桂娄之误，又指“懿路即属挹娄，遂谓东牟山在沈阳卫城东二十里，殊不足据”。

其二，东牟山为额穆县嵩岭说。据《额穆县志》记载：“额穆在渤海时为旧国忽汗州属地无疑……额穆和即额穆赫索多站，实今旧县城北四十里北大秧地，帽儿山下有古城，适合佛纳赫之方隅里至，当即古之鄂多哩，大氏初都在此……渤海旧国当系此城非敦化也。大氏所据之东牟山当即今嵩岭。正与据山筑城之意相合，奥娄河自是牡丹江。”额穆县为1910年设置，1948年3月划敦化县（今敦化市），现为敦化市的额穆镇。清初在此设立佐领，称额穆赫索罗台站。额穆赫转音为俄摩贺，满语水滨之意。今额穆镇地处牡丹江上游支源珠尔多河的下游，其西北约40里的北大秧地附近的帽儿山上确有一古城，但古城规模甚小，且出土文物多为辽金遗物，古城东北距渤海上京龙泉府故地不到200里，此城与《新唐书》所记300里的里数不合。另外，在帽儿山与古城附近没有大型渤海遗址被发现，东牟山为额穆嵩岭说不足为证。

其三，东牟山为敦化鄂多力城说。清末史地学家曹廷杰力主此说，他在《东三省舆地图说》中认为：“仲象父子渡辽水，辟地五千里，以所统为呼尔罕州，应由今奉天东渡辽水，至吉林鄂多哩城建国。查鄂多哩城在今牡丹江源西岸。牡丹即仆斡、忽汗之转，忽汗呼尔罕之转，则所谓鄂抡河者乃忽汗河之本名。因先天中赐名呼尔罕州始有忽汗河之称，又以呼尔罕海为众水所归，故称海以别之，武艺徙上京龙泉府，本拂涅国故城，今称东京城，亦称佛讷和城。自鄂多哩城至东京城实三百里。故曰：旧国三百里，呼尔罕海之东也。通考此处距东京城三百里者别无城基可寻。鄂多力、仆斡、忽汗、呼尔罕与鄂伦皆一音之转的异写地名。今土人呼鄂多哩城为敖东城，其音亦近于鄂抡城，又呼阿克敦城，似背鄂抡之转也。”曹廷杰仅从鄂多力、敖东、鄂伦与《新唐书》所云大祚荣在东牟山所建立的震国在“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的记载，推测东牟山当必地近忽汗河。又认为上京与敦化敖东城恰相距300里，和上京周围300里内别无城基可寻，遂认定今吉林敦化的敖东渤海古城即为大祚荣初立震国的所在地。其实，曹廷杰当时无法知道在上京300里范围内有许多渤海古城的事实，而上京城距敖东城亦并非300里，只有200里。曹廷杰没有从山城的角度去考证“东牟山城的所在地，仅从敖东渤海古城角度考证，是必失之甚远”。后人往往根据曹廷杰对忽汗水的考证，推测东牟山与旧国当为一地。许多学者也按照曹氏的思路去推测东牟山的地理位置，但忽视了东牟山是一座山城的事实。但曹廷杰所提出的“因先天中赐名呼尔罕州始有忽汗河之称”的观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是非常可贵的推测。景方昶遵从曹氏之说，并在此基础上又详加考证。他在《东北舆地释略》中认为：“所谓旧国即今额多力城，在长白山东北，俗呼鄂董城。光绪中设敦化县治，奥娄河当即忽汗河之上源，今名勒福成河，额多力城即滨此河。”继曹氏之后，景方昶明确地认定旧国即指今敦化市的敖东渤海古城。旧国在景方昶那里被理解为大祚荣初建震国的所在地。不仅如此，景方昶还进一步分析了《新唐书》所记唐天宝末年（755）渤海文王大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侧”的事实。他认为“讷讷赫城即上京龙泉府址，额多力城距讷讷赫城适符三百里之数。额多力城即祚荣旧国所在……其中京显德府所属显德州则在今（桦甸）那丹佛勒城。”日本学者驹井和爱在《中国都城·渤海研究》一书中，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在今吉林敦化六顶山发现的渤海贞惠公主墓的事实，同意东牟山与旧国当在敦化附近，但没有指明在敦化何处。许多日本、韩国学者也从此说。曹、景二氏都没有跳出敦化敖东城即祚荣所建震国之地的视野，实则等于承认了“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古城即今敦化敖东城。然而，他们都忘记了其意思是说东牟山应是一座山城，而敖东城却只是靠近牡丹江畔的一座平原城而已。此外，他们还忽略了“保长白山东北”的记载，即东牟山应在长白山东北的事实。今敦化市的敖东城并非在长白山之东北，而是处在长白山西北或正北方向上，这与文献记载完全不符。

其四，东牟山为宁古塔说。据《吉林通志》卷10载：“大祚荣所居忽汗州，即长白山东北之奥娄河境，后呼为旧国，今为敦化县地。《新唐书》所谓徙上京值旧国三百里者是也。《旧唐书》言大氏始徙营州，其地在今奉天锦州府北境以外，后乃东奔，保阻以白固。史不言其所在，以下文考之，则是在天门岭以西继又越天门岭，东保挹娄（桂娄即挹娄），遂据东牟山，挹娄为宁古塔之地，东牟即宁古塔之山。”实际上，《吉林通志》对东牟山与旧国的考证前后矛盾，恍惚迷离。先将大祚荣所建立的震国及所阻奥娄河之旧国之地定在敦化境内，而后又把东牟山推定在今牡丹江流域的宁古塔城（今宁安市）附近的宁古塔山。实则不知大祚荣所立震国之地即东牟山，亦即旧国，当属同地。此后，金毓黻先生等关于旧国与东牟山之地望，多从《吉林通志》中的敦化说，而不提宁古塔说，宁古塔说渐渐无闻。

其五，东牟山为老岭说。此说是清末学者丁谦先生所独倡，见于《唐书·北狄传考证》一文，谓：“东牟山即今塞齐乌稽，图称老岭者，为长白山北行之一支。”所谓老岭者，即今吉林省蛟河市境内的老爷岭，呈西南——东北走向，长达几十公里。其岭有无数座山峰，东牟山究为何处山峰，实难定论。此说按指地理位置过于宽泛，难以立足为据。

其六，东牟山为桦甸市说。此说是由日本学者20世纪30年代提出，主要代表是松井及津田左右吉等人。他们在《满洲历史地理》第1册中撰有《渤海国之疆域》和《渤海考》等文章。松井谓：“东牟山位于辉发河以南、桦甸县西，所谓长白山北行之一支”，并认为：“渤海旧国、显州和中京显德府都在那丹佛勒城（即今桦甸苏密城），《唐书·渤海传》中记载的旧国与上京距离为三百里是错误的，应依据贾耽《道里记》所载，显州与上京距离为六百里一说”。而津田左右吉则谓：“祚荣东奔渡辽水乃沿今浑河入辉发，筑城建国于今桦甸境，旧国即在此，东牟山乃其西南之山，唐书言直上京三百里，三百乃六百之伪。”以今日长白山山脉走势观之，今桦甸市境内的长白山余脉为长白山系之西北支脉，其方向与《旧唐书》《新唐书》所载东保太白山之东北不合，太白山即长白山。又据两唐书可知，东牟山西距营州今朝阳市应为2000里，而桦甸境之山脉西距朝阳仅1200余里，其里数相差甚远，故此说亦不足取。

其七，东牟山为辑安东明山说。据《辑安县志·地理篇》载：“辑安城北有东牟山，似祚荣始都于此。”辑安即今吉林省集安市，其市区北郊有丸都山和禹山。丸都山为高句丽时期之都城，因高句丽曾在此地为其始祖东明王修有庙宇和大型的祭祀殿堂，故有东明山之称。今集安市的丸都山地望，在长白山之西南方向，与两唐书所记的东牟山应在长白山之东北的方向相背，故不可取。此外，今集安市亦非桂娄部的发祥地，更不是北沃沮之地。

其八，东牟山为额敦山说。此说为朝鲜学者丁若镛首倡，他在《大韩疆域考》卷5谓：“中京者所谓旧国也，在上京之南三百里，东牟山之下，即祚荣树壁之处也；其地在忽汗河之西，故乃徙上京，谓之忽汗河之东也。今镜泊湖之南二百里有额敦山，其高六十里，正在虎儿哈河之西，此域是东牟山也。其山出二河，东曰福尔虎河，西曰飞虎河，此或是奥娄河树壁之处也，中京在此地，然后东西南北四京之方位得其正也。”无疑丁若镛先生相信《新唐书》所记载的上京直旧国300里的事实，并将大祚荣创立震国与东牟山归为一地，这是非常可贵的。此外，他在直上京300里的“直”字上下了一番功夫，也就是在上京之正南方向寻找中京、旧国及东牟山的位置，这是中外学者在近一个多世纪考证中最有价值的推论。丁氏所指的额敦山即今日布尔哈通河上游的山岭，而虎儿哈河则就是今天布尔哈通河。遗憾的是丁若镛先生没有继续按照《新唐书》所记里程再向正南300里范围内寻找东牟山和旧国的王都所在地。这不是他不想这样做，而是当时没有条件对这一带实地考察。此外，日本学者和田清、池内宏、鸟山喜一等先生也主此说，并极力将旧国、中京显德府及大祚荣初建的震国之东牟山联系起来，一并推定在今吉林省延吉市附近的海兰江流域。然而，由于他们的考证均无显证，往往陷入一种前后矛盾之中，因此不能最终找到东牟山的确切位置。虽然他们都把龙井的西古城认定为中京显德府的所在地，但依然没有解决与东牟山相关的其他历史地理问题。韩国学者李龙范在《渤海王国的社会结构与高句丽遗裔》一文中，极为赞同丁若镛这一观点，认为东牟山、旧国、中京显德府应为一地，当在延吉海兰江一带。实际上李龙范的考证在丁若镛基础之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由于中国学者提出了东牟山在吉林敦化城山子山城的观点，并将敦化六顶山所发现的渤海贵族墓葬联系起来，李龙范又改变了东牟山为海兰江流域的观点，最终还是将东牟山地理位置放在了敦化六顶山附近。即使如此，李龙范先生却一直没有改变中京显德府应在龙井西古城的说法，并对丁若镛的观点大加赞赏：“海兰江上游的西古城子，不仅相当于《新唐书·渤海传》的‘太白山之东北’，也符合‘直旧国三百里’的记载。在此我们不能不再次为丁若镛的慧眼所叹服。他把镜泊湖南200里的额敦山比定为大祚荣的据点东牟山，并且将渤海中京的位置图示于延边东部的海兰江附近。”李龙范下了很大功夫对高句丽桂娄部的故地进行了认真研究，这是他在渤海历史地理学中的一大发现，并得出了较为可信结论：今图们江下游一带当是高句丽的桂娄部故乡所在地。这为考证东牟山的确切地理位置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研究成果。后来他在《渤海史之谜》一文中提出了与他原本坚持的完全不同的观点，即把大祚荣所定居的东牟山与中京显德府截然分开，他在文中写道：“中国的业绩，虽然是片断的传来，但有不少事情明确起来了。通过敦化县六项山附近渤海古墓，明确了大祚荣首次定居的东牟山就在六顶山附近。”不仅如此，以前认为东牟山即中京显德府，现在则提出大祚荣首先定居六顶山附近东牟山（敖东城址）后，又在西古城子经营中京，然后迁走的主张。在这里，李龙范先生忽略了大祚荣所居的东牟山应具备山城的特点，而西古城敖东城址都是滨河所建的平原古城。其次，他将东牟山大祚荣建立震国之地与旧国、中京显德府截然分为两地的推测，则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但是，李龙范先生原来坚持的东牟山、旧国、中京显德府均为海兰江流域的观点，则依然是渤海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亮点。

其九，东牟山为敦化六顶山说。此说见于《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隋唐东北山川条目中：“东牟山，即今吉林省敦化县南5公里之六顶山，因六个小山峰起伏相连，故当地称之为六顶山。六顶山或敦化城附近另有相应的山城所在为东牟山。”其实《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只是将东牟山的位置推定在今吉林敦化六顶山附近筑有山城的山峰，而未能最终确定其确切的地理位置。然而，六顶山之六座小山峰附近尚未发现较大的渤海时期的山城。另外，六顶山距敦化敖东城仅5公里，此说实为敦化说的另一种提法，依然缺乏实证，但将东牟山视为山城来求证，这是可取的做法。

其十，东牟山为敦化贤儒镇城山子说。渤海史学家王承礼先生在《考古》1962年第2期发表《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渤海遗址调查记》一文后，中外学者便纷纷从其发表的渤海山城中寻找东牟山的所在地。其中尤以刘忠义、冯庆余两位先生发表的《渤海东牟山考》一文影响较大。他们认为，今敦化市区西南大约25里处的城山子山城应为渤海的东牟山所在地。刘、冯所认定的城山子山城实际上是处在敦化市区西南12.5公里处的贤儒镇城山子村附近的城山子山城，俗称为城山子。城山子海拔600米，孤立的坐落在一块较大的台地上。山上依势修筑有周长达2000米的山城一座，城垣为土石混筑，西墙辟有一门，为内向瓮城结构。北墙则修建在濒临河水的悬崖上，山崖十分陡峭，高达近40米。山下是牡丹江上游的一条较大支流，俗称“大石河”半绕山城南侧，并在山城东北4.5公里处注入牡丹江。山城与牡丹江东岸的永胜屯遗址隔江相对，敖东城与城山子山城东北相距约15公里。六顶山渤海墓群在山城东北7公里处。山城内未见高句丽与渤海时期有代表性的遗物出土。据群众反映，山城内曾出土过铁矛头、铁刀、铁镞、矛等，并出土了一枚“开元通宝”钱。归纳起来，刘、冯的主要根据有三点。（1）城山子西距营州（今辽宁朝阳）2000里，且地处长白山东北之地，其地望及距营州里数与文献记载完全相符。（2）城山子山城坐落在牡丹江上游，恰是挹娄故地，认为《旧唐书》记载的“桂娄故地”有误，当以《新唐书》所载“挹娄故地”为是，并将桂娄部的故地推定在长白山西南。（3）据《新唐书》《旧唐书》所载“大祚荣以其所统为忽汗州”，说明东牟山应当在忽汗州领地内，忽汗州乃忽汗河流域之地，今牡丹江即渤海时期的忽汗河，城山子山城正处在牡丹江上游的敦化市境内，恰为忽汗州领地。此外，刘、冯又将城山子山城内近年来所发现的50余处半地穴式的房屋解释成为“掘地为屋”的靺鞨人故俗，并以此来说明此城当为挹娄故地无疑。此后，中外治渤海史的学者大多数遵从刘、冯的观点，将城山子山城看作渤海之东牟山，城山子山城说遂成定论。刘、冯考证东牟山的三点论据都是难以成立的，（1）今吉林敦化城山子古城西距朝阳市不足1500里，而山城的地望在长白山之西北而非东北之地。无论是从西距营州里数还是从地处长白山东北方向上看，城山子山城都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而刘、冯认为上述条件完全相符。（2）今牡丹江上游之地非挹娄故地，而应是扶余故地。挹娄故地当在今扶余东北千里外求之，学术界对挹娄故地早有定论，即今黑龙江省鸡西以北的友谊、宝清、双鸭山等广大地区。此外，刘、冯认为《旧唐书》所记的“桂娄故地”有误，从而遵从《新唐书》将桂娄故地改为挹娄故地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对此，景方昶先生订正了这种观点：恰好相反，《旧唐书》所记的大祚荣率众“东保桂娄故地”的记载则是可信的，而《新唐书》中则把“桂”字误写为“挹”字。因为即使在《新唐书》的同一条目中，也屡屡出现册封“桂娄郡王”的记载。《新唐书》所改写的“挹娄”故地，实为“桂娄”之误。（3）刘、冯对东牟山应地近忽汗河（虎儿哈河）的论据则是成立的。此观点实为曹廷杰观点的重提，但是大祚荣率众东保桂娄之地东牟山附近的忽汗河究竟指的是哪一条水，则需要重新加以分析和思考。事实表明，与东牟山有关的不仅有忽汗之地名，还有“奥娄河”之地名。正如作者在文末中所言，“奥娄河”与“忽汗河”同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出现，二者并非一条水，因此只有寻找到奥娄河与忽汗河这两条不同河流均临近东牟山才有说服力。作者最后将城山子山城附近的大石头河比定为奥娄河、牡丹江比定为忽汗水的推测是可取的。然而，考证东牟山位置所在，不能仅仅以两条水在某一城址及附近相交就加以认定。考证东牟山的位置，必须是结合文献与各种条件加以求证，方能得出可信结论。还需指明的是：城山子山城内所发现的50余处穴居坑不能说明为挹娄人独具特色的居室遗址。这种带有穴居坑的山城址已在吉、黑两省的广大地区均有发现。以地望诊之，这类遗址当与勿吉、靺鞨人的筑城穴居的特点有一定关系。此外，城山子山城中仅发现一枚“开元通宝”，迄今为止尚没有在山城内发现更丰富、更典型的高句丽及渤海遗物，而经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结果证明，贤儒镇城子山城当为辽金时期所建。这说明此山城的文化性质与断代根据仍显不足，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现加以印证。

二 东牟山的确切方位

弄清东牟山的确切地理位置，首先要认真分析和梳理有关东牟山的历史文献记录。目前有关东牟山的文献记载，除了上文所录两唐书的两条记述之外，还有如下四条：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唐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将军李楷固等击斩之。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夫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睿宗（注：当为玄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文献通考·渤海》）

渤海靺鞨大祚荣，本高丽别种也。唐开元中，高丽灭，祚荣（率）家属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居之。（《册府元龟·种族·渤海》）

渤海国，唐中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俗呼其王为可毒夫。（《册府元龟·官吏》）

渤海国王武艺，本高丽之别种也。其父祚荣东保桂娄之地，自立为振国王，以武艺为桂娄郡王。（《册府元龟·怨仇》）

以上四条记述渤海东牟山的历史文献，多出自于后晋及宋人之手。其中《旧唐书》成书时间早，成于后晋开运二年（945），为刘昫等撰。刘昫字耀达，归文人。后唐时，刘昫为翰林学士，后拜为相。末帝时监修国史，并拜为右仆射。后晋代唐，刘昫又任东京留守，天福六年（941）晋修《唐书》，至开运二年书成。以后史学界为了区别与北宋欧阳修等撰修的《新唐书》而被称为《旧唐书》。《旧唐书》诞生时间恰是渤海刚刚灭亡之后不久，仅隔15年。此外，后晋地近契丹、渤海，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上看，刘昫所掌握的有关渤海史料与信息要比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的《新唐书》可信度要高得多。同样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册府元龟》和成书于元延祐四年（1317）的《文献通考》中有关渤海史料，其可信度均不能与《旧唐书》相比。由于《新唐书》的作者在鉴别史料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错误，导致在运用史料时产生了自相矛盾的情况。如《新唐书》在叙述大祚荣率众保桂娄之东牟山时，就将“桂娄”写成了“挹娄”，而在下面的叙述中又将祚荣死后，册封其嫡子大武艺为“桂娄郡王”。这说明大祚荣是在桂娄故地建立的震国，而非挹娄故地。由此可见，考证东牟山的地理位置应以《旧唐书》为基本史料，并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进行综合客观分析，方能较为正确地推断出东牟山的地理位置。

新、旧两《唐书》在叙述高丽被唐军灭亡之后，大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一直到大祚荣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的过程，也有明显不同。《旧唐书》认为，高句丽被灭亡之后，大祚荣率其家族迁居营州（今朝阳市），唐朝万岁通天年间，契丹人李尽忠反叛于唐，并杀死了唐朝官吏营州都督赵翙。大祚荣则与另外一位靺鞨首领乞四比羽率众向东方逃奔，并利用险要地势“持阻以自固”。李尽忠死后不久，武则天就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征讨大祚荣及乞四比羽。李楷固率唐军先破斩了乞四比羽之众，又迫近天门岭祚荣的固守之地。然而，大祚荣纠合了高丽、靺鞨之众在天门岭布阵抗拒楷固，并与之发生激战，结果李楷固率领的唐军被大祚荣大败而归，李楷固只身逃脱。此时正逢东突厥势力沿蒙古高原由西向东横扫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居住在燕山北麓的契丹、奚族则纷纷投降突厥，由于道路隔绝，使则天东伐大祚荣的计划未能实现。大祚荣乘机率其众“恃荒远”继续向东，迁徙到原高句丽五部之一的本部桂娄之故地，并在东牟山上筑城以居之。随后，大祚荣骁勇善战东征西讨，尽使靺鞨及高丽之众渐渐归降，力量不断扩大。到圣历中，大祚荣自为震国王，并立即派遣使者与东突厥通好，建立了正常关系，说明大祚荣只想借助东突厥的势力牵制唐军的力量，使震国不至于很快灭亡。

然而，《新唐书》在记述这段过程和细节时与《旧唐书》相比，则有很大不同。（1）过程的次序发生了大的变化，如“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这里省略了“高丽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的记录，并将桂娄写成挹娄。（2）增加了乞乞仲象这个人物，是作为祚荣的父亲而出现的。（3）省略了李尽忠死后，则天派唐军先击乞四比羽，却增加了“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和武则天封乞四比羽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的记载。《新唐书》虽然较之《旧唐书》在记叙祚荣东奔“保桂娄之东牟山”的过程中，在次序上有些变化，但整个过程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中增加了不少细节描述，无疑这是新增添的史料。从谨慎的立场出发，新、旧两《唐书》均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只有充分的综合分析新、旧两《唐书》有关东牟山地理位置的记录，方能得出较为科学的推测和结论。

根据上述文献，寻求东牟山的地理位置应具备如下八个条件。

其一，首先要为高句丽五部之一的本部——桂娄部的发祥地确定地理位置。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要把桂娄部故地与高句丽王国形成后的桂娄部南迁的居地混为一谈。找到了原高句丽桂娄部故地所在，大祚荣率众东保桂娄故地的东牟山也就不言自明了。

其二，东牟山的地理位置必须在长白山东北方向求之，因为文献已明确记载东牟山在长白山之东北。这里的长白山不是指整个长白山脉，而是指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而言。因此，东牟山的地理位置应在长白山天池主峰的东北方向。

其三，东牟山下必有山城，应与“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记载相吻合。

其四，东牟山下必有音近于“奥娄河”之名的江河名称，山城与江河形成绕阻之势，地势险要，应与文献记载的“阻奥娄河”之势相合。

其五，唐玄宗先天年间，唐朝遣使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此忽汗州之名当与忽汗河或忽汗水的地名有关，因为忽汗州都督之官名来自于忽汗州，说明在大祚荣自立震国的东牟山附近，应有与忽汗名称相近的地名存在。也就是说东牟山附近除了奥娄河以外还应有另一条水系，即与忽汗水相合或音近的河名。

其六，大祚荣在东牟山筑城居之所建立的震国，当为文献所载的旧国之地。而中京显德府的地理位置正是在旧国的范围内所建，并与东牟山相距不远，与桂娄部故地相合，还应与渤海上京距旧国直300里的里数相合。

其七，东牟山之山城地理位置应与文献记载西距营州2000里相合。唐代的营州即今辽宁省朝阳市，所以东牟山应西距今朝阳市在2000里内求之。

其八，大祚荣率众东保原高句丽桂娄部故地的东牟山，在此山城上和附近当有高句丽及渤海文化遗存。也就是说，从考古资料上看，此山城之文化特征应同时具有高句丽和渤海的文化特征，即山城应有高句丽和渤海文物的出土。此外，又因此山城为震国王都之所在，山城规模应具备王都的规模及宫殿式建筑。总之，只有符合上述八个条件的山城，才是大祚荣建立震国的东牟山所在地。据此推断，今吉林省延吉市东南与龙井市交界处的城子山山城，为大祚荣“率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居之”的东牟山山城无疑，亦大祚荣自立震国的王都所在和旧国之地。现按这八个条件分述如下。

其一，今布尔哈通河、海兰江流域以及图们江下游，即高句丽五部之一的桂娄部世居之地，桂娄部亦即高句丽的本部，高句丽始祖东明王即出自于桂娄部。而桂娄部的由来正是夫余在西晋太康六年（285）被前燕慕容廆攻破亡国之后，“扶余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即扶余的残余势力东逃至北沃沮之地，与沃沮人融合后建立的一个新的地域政权。因地处东方滨海，所以史书又称为“东扶余”，而高句丽的始祖邹牟王（东明王、朱蒙）即出自于东扶余。《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均认为：“高句丽者出自东扶余。”值得注意的是，《三国遗事》和《三国史记》中均谓“扶余王解夫娄，建立东扶余”。此中的“解夫娄”就读作gaifulou”，快读则读如“koulo”，亦即“高丽”、“高句丽”或“桂娄”、“奥娄”。解本作澥，《说文》：“澥，渤澥，海之别也。”《唐韵》《正韵》俱作“胡买切”，读若海，而“娄”则与“兰”同韵，海兰江即解娄，亦即奥娄。由此可见，桂娄部的由来当与扶余王解夫娄建立的东扶余有直接关系。从语言学角度，渤海的奥娄河名与高句丽的桂娄部、扶余王的解夫娄均有密切关系。奥娄河与桂娄部的地名很可能来自于东逃到北沃沮之地扶余王解夫娄的名字。《魏志·高句丽传》载：东川王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这是毌丘俭再次向高句丽王位宫进攻，迫使高句丽王位宫逃至北沃沮之地，即置沟娄。此中的“沟娄”亦即“桂娄”，而“置”则是设置、驻扎，具有固定之含义。《三国志·高句丽传》载“沟缕者，句丽名城也”，可知桂娄、沟娄、奥娄，因为东扶余王所都之地，故有名城之称，此名城当在奥娄河附近求之。另外，韩国学者李龙范还从桂娄部冶铁技术很发达的角度，详细考证了桂娄故地应在今海兰江及图们江下游一带，并把桂娄部的发祥地与渤海最初建国之地推定在同一地点。实际上，高句丽的核心桂娄部发祥地就是在海兰江与图们江下游这块盆地附近，并由此逐渐南下迁入佟佳江流域，最后成为高句丽王族的统治阶层。李龙范先生推定桂娄部的故乡和发祥地在今延边及东部图们江下游一带是非常正确的。今延吉市与龙井市交界处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交汇地的城子山山城，应该是高句丽桂娄部的发祥地，其城内及附近当有北沃沮、高句丽及渤海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今海兰江、布尔哈通河流域是北沃沮、高句丽、渤海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文化有明显的相互叠压和继承关系。这些物质文化是推断桂娄部故地的有力物证。

其二，《新唐书》记载，东牟山在长白山东北，今延吉城子山城恰在长白山东北方向，与文献所说的地望相合。长白山是确定东牟山位置的最重要坐标之一。长白山并非指整个长白山系，而是专指具有天池的白头山主峰。因此，东牟山的地望当在今日白头山主峰的东北方向上求之，今延吉市城子山山城地望恰好在长白山东北方向。

其三，两《唐书》均记有：“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和大祚荣“率众保挹（桂）娄之东牟山……筑城郭以居……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可知东牟山上必有山城，此山城既然是桂娄之故地，桂娄即沟娄之同音异写，有“山城”之意。大祚荣率众东保桂娄，据东牟山筑城居之，当是在原桂娄部的山城基础上又加以修筑。“树壁自固”可能是采用树加固山城城垣的防御能力。今城子山上修有规模巨大的山城，古城周长为4454米，城墙用石块砌筑，并覆以土。古城中央有较大的宫殿址，山城的东、北、西及东南各开设一门址。山城的地理位置及规模与文献记载正合。

其四，城子山山城下正是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相汇后，经过山城的东、南、北三面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山城南侧为峭壁悬崖，山下即是海兰江由南向北直冲山城南侧的峭壁，与布尔哈通河汇合后滚滚东去。山城与海兰江恰好形成阻挡之势。山城西侧则是一条峡谷，有趣的是，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相交在城子山山城东南的悬崖峭壁之下，这与史书记载的“阻奥娄河”之势正合。“海兰江”正是渤海时期的“奥娄河”，海兰与奥娄、桂娄均为同音异写的地名。

其五，唐玄宗先天二年曾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以其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由此可知，大祚荣所居的东牟山附近当有与忽汗有关的地名。今城子山山城附近有布尔哈通河，为图们江一条支流，源于哈尔巴岭东麓沼泽地，自西向东贯穿延边中部，沿途形成了广阔的冲积盆地。布尔哈通河又写作虎儿哈河、富儿哈河，亦即最初的忽汗水。说明渤海大祚荣于东牟山建立震国之地正是忽汗水之侧。忽汗州的地名由来当与忽汗水有关。为什么唐在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同时又加领忽汗州都督呢？说明唐朝以祚荣所统的忽汗水之地，设置了忽汗州，今布尔哈通河流域才是渤海初期的忽汗水，亦即忽汗州都督的所统之地。唐天宝末年（752～756）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将都城从旧国东牟山之地迁往上京龙泉府，即今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仍号渤海。与此同时，旧国之地的忽汗州都督及忽汗水之名也随之侨置于上京。镜泊湖与牡丹江自大钦茂迁都上京之后始称忽汗海和忽汗水。至此，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大祚荣在建立震国于东牟山之际，就被唐朝册封为“忽汗州都督”的不解之谜。“忽汗”之名随着迁都被侨置到上京之地，说明了大钦茂等渤海贵族依然眷恋旧国之地的心情。此时的渤海已处于兴盛时期，其北境黑水靺鞨的后顾之忧已经解除，国势逐渐强大起来，因此，唐朝于宝应元年（762）改封渤海郡王为国王。

其六，《新唐书·渤海传》明确记载：“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此上京即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牡丹江东侧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所在地。直旧国300里的意思，就是由今渤海上京正南方向的300里内求之，即渤海的旧国王都之所，亦即文王大钦茂迁都之前的渤海王城所在地。以地望诊之，此地正是今延吉龙井市的西古城和东牟山的所在地。从今龙井西古城及东牟山之地向北，正与渤海上京所在地是南北垂直方向上，其距离恰为300里，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所说的“直旧国三百里”的意思是指南北或东西的直线距离。关键要正确理解“直”字。而敦化的城山子山城与敖东山城则在渤海上京的西南方向，与“直”字不合。

其七，两《唐书》记载大祚荣率众东保桂娄之地的东牟山，两距营州为2000里。唐代的营州即今辽宁省朝阳市，若以城子山山城为东牟山所在地，恰好西距朝阳市为2000里。而敦化的城山子山城则西距朝阳市仅1300里左右。因此，推断延吉市城子山山城为东牟山较为可信。

其八，大祚荣在东牟山建立震国的所在地应为高句丽桂娄故地，因此，在东牟山的所在地和海兰江、布尔哈通河流域应有高句丽文化遗存、北沃沮文化遗存和渤海文化遗存。值得注意的是，东牟山及其周边地带既是震国的建都所在地，当有大祚荣时期介乎于高句丽和渤海初期的文化遗存。而城子山山城及海兰江、布尔哈通河流域的确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遗存，即延边地区出土的高句丽式的纹饰板瓦。有人认为这种瓦完全属于高句丽时代，也有人认为是属于渤海时期，而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属于高句丽和渤海初期。第三种说法较为可信，从目前这种瓦的分布范围上看，可能是大祚荣建国初期的一种特有文化。这种板瓦主要分布在今吉林市及延边等地，而黑龙江省境内的渤海遗址（包括上京龙泉府在内）中则不见。此外，延边地区的这种板瓦往往伴随着渤海时期的典型陶器出土，说明这种所谓高句丽式的纹饰板瓦可能是渤海初期的一种特有文化类型，很可能是大祚荣震国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典型遗物。

总之，通查吉黑两省的山城，符合上述八个条件者唯有延吉市城子山山城，应系东牟山无疑，而旧国则指城子山山城及附近的西古城。

三 东牟山名称的由来

关于东牟山之“东牟”一词，以往研究多从东牟山地理位置角度探讨，忽视了对东牟山地名含义的解释。根据文献记载，东牟山是高句丽五部之一桂娄部故地，而桂娄部后来又成为高句丽五部分之一的核心部，是高句丽王所出之部。《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由此可知，高句丽王原本出自于涓奴部，随着桂娄部势力的不断壮大则取而代之为王。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东牟山所在的桂娄部故地，当与高句丽国主有一定联系。今集安市所存的高句丽所立的《好太王碑》中明确刻有高句丽始祖邹牟（朱蒙）“出自北夫余”。这与《魏书·高丽传》所记“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完全一致。《后汉书·夫余传》与《三国志·东夷传》则记为“东明”。《三国史记》则与《魏书·高丽传》记载相同，写作“朱蒙”。由此可见，邹牟、朱蒙、东明均为高句丽始祖名称的同音异写。令人感兴趣的是：东牟山的“东牟”一词不仅与朱蒙、邹牟、东明音近，更与高句丽国主的桂娄部以及高句丽始祖邹牟（朱蒙）出自扶余（北扶余或东扶余）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大祚荣能够率领高句丽及靺鞨的部众东保桂娄之东牟山建立震国，必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如果东牟山之“东牟”一词与朱蒙、邹牟、东明为同音同韵同义的话，至少有如下四层含义。

其一，东牟即为高句丽始祖邹牟（朱蒙、东明）王的又一种汉字标音文字，可以把“东牟”看作邹牟、朱蒙、东明。

其二，东牟山很有可能是高句丽始祖邹牟王（朱蒙、东明王）所居之山，王都之山，所以其山名曰之“东牟”。东牟山纯属因邹牟王（朱蒙）所居之地而流传至渤海。其山上当有祖庙及大型的宫殿式建筑。而高句丽素有立祖庙之说。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第三代王大武神王三年春三月，立东明（朱蒙）王庙，又称始祖庙，祖堂位于高句丽初都卒本之地，后王即位，常常前去祭礼。这说明大武神王所立的始祖庙，不在今集安，因为王者即位后往往前去祭礼。卒本之地究竟在何地？目前尚不清楚。又《北史·高句丽传》云：“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像；一云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朱蒙云。”《周书·高丽传》中有同样记载。据梁志龙先生考证：“所谓高登，当即高东明（‘登’乃‘东明’之合音）、高朱蒙。而《旧》、《新》两唐书高丽传中所说的高句丽祭祀的可汗，当此。”更为称奇的是渤海人称王主为“可毒夫”，实际上与高登和东牟、朱蒙、东明的发音特别相近。东牟山即今延吉的城子山山城，其上有高句丽时代的大型宫殿和祖庙之类的建筑。可能与高句丽的始祖邹牟庙（朱蒙、东明王庙）有关。

其三，既然东牟山的“东牟”即为东明、朱蒙、邹牟之意，那么东牟山附近应当有“东明”之类的地名。无独有偶，延吉市朝阳川镇之西侧、布尔哈通河上游右岸有东明村，而龙井市东南有东满村和明东村（实为东明村），龙井市正东20公里处有东明村之地名。在如此狭小的地域范围内竟然存在如此之多的与“东明”、“东牟”相近地名，不是偶然的，充分说明了东牟山与东明王、邹牟王、朱蒙王之间的关系，这是证明东牟山之东牟来源于东明王之东明、邹牟、朱蒙的主要佐证。

其四，《好太王碑》第一面第三行刻有“朱蒙（邹牟）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天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黄龙负升天”。今东牟山（即延吉城子山山城）之东侧正是南岗山脉，横亘南北，而“忽本”就是忽汗，忽汗水即今布尔哈通河。所谓“忽本（汗）西城，山上而建都焉”，就是说邹牟王在忽本（汗）水之西侧的山上建城为都。今布尔哈通河恰好是绕过城子山山头之南、东南和东侧三面，如从东侧观之山城恰在忽汗水之西侧。《好太王碑》的这段记载与今延吉城子山山城所处位置正相合。此外，在今南岗山的延吉地区留有大量的带有“龙”字的地名也可为之傍证。例如：上龙城、下龙城、龙井、和龙、龙江、龙池、龙潭村、龙盛、龙兴洞、九龙、河龙、龙水、龙坪、龙水洞、龙村等等，这些带有“龙”字的地名，如此密集地在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流域大量出现，更说明了此地当与古代帝王和古代帝都存在着密切关系。众所周知，桂娄部又称黄部，而《好太王碑》中直接称“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黄龙负升天”。或许因黄龙之故，朱蒙的葬地被称作龙山。《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王升遐，时年四十岁，葬龙山。”此龙山即《好太王碑》所记的东岗山，即指今南岗山脉。一般人以为南岗山应在其南，然而南岗山恰处在城子山山城之东侧，此东岗山当属“忽本东岗”之山。

总之，东牟山正是高句丽始祖邹牟王的故地，高句丽建国后之所以将邹牟王尊为始祖与桂娄部国主有关。《好太王碑》所追述的邹牟王初始创业的经历，被渲染为高句丽的创世神话。《广雅·释天》：“日名耀灵，一名朱明，一名东君，一名大明，亦名阳乌。”此朱明、东君即东牟、邹牟、朱蒙、东明的本意——太阳神体。而邹牟（朱蒙、东明、东牟）其人，是古代扶余、高句丽人将太阳神体人格化的结果。唯东方太阳神体为尊贵，敬佩不已。所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即太阳之子，朱蒙的母亲河伯之女是因“为日所照”受孕而生朱蒙，这种受日孕的神话与契丹族、夫余族的降生神话同出一辙，这可能与东北古代各族崇东拜日之俗有关。由此衍生出整个民族都遵守崇东拜日之俗。实际上东牟、朱蒙、邹牟、东明就是东方太阳神，即东皇太一神。这一点已被渤海人称自己的王主为“可毒夫”所证实，毒夫的发音实际上就是“东牟”，亦即“朱蒙”，就有东皇王之意。而契丹人则皇帝直接称为“东皇王”，就是明证。

四 余论

（一）关于旧国与显州、中京显德府是一地还是两地

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主要因为对《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的记载有不同解释所导致。有人认为，文献所载从显州“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与《新唐书·渤海传》所载上京“直旧国三百里”是完全相悖的。由此断定显州与旧国非一地，因为旧国距上京300里，显州则距上京600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旧国与中京显德府及显州则同在一地，并断定贾耽《道里记》的记载有误。后一种观点显然可信，但随意否定文献记载有误却是值得商榷的。其实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直旧国三百里”和从显州“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的记载。首先“直”就是指垂直距离，今渤海上京龙泉府渤海镇与中京西古城正处在南北直线上。“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王城”则应主要理解在“如”字上，以往治东北历史地理的中外学者，在考证和分析这段文献记载时，均没有考虑为何要写作“又正北如东六百里”的“如”字的含义。据《尔雅·释诂》对“如”字的解释：“如，往也。”即是说“如”字应是“往”的意思。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更清楚地说明了“如”字的含义：“如凡有所往曰如，皆从随之引申也。”由此可见，贾耽《道里记》之所以用“如东”而没有只书“正北”，并在“又正比”后面加写了“如东”二字，是另有释意的。“如东”实际上就是往东走的意思。“如东”接通上文的“又正北”与下文的“六百里至渤海王城”相呼应，全句的完整意思是：“渤海王城虽然在显州正北方向，但要往东绕行，方能到达上京。”而“又正北”则只是表述渤海的王都在显州的正北方向，不然贾耽不会在“又正北”的后面加上“如东”（往东）的意思。而“上京直旧国三百里”是指中京与上京之间的距离，并不是行走路线。又因中京至上京的直线距离正是哈尔巴岭和额敦山大岭横亘东西，山高路险道路难行，所以从中京到达上京的正常路线是：从（西古域）中京显德府出发，沿着海兰江经城子山山城再沿布尔哈通河东北行，至嘎呀河与布尔哈通河交汇处，再溯嘎呀河而东北再折而正北，经汪清百草沟而西北直达渤海上京。这条路线距离恰为600里左右。由此证明，旧国与显州、中京显德府当为一地，显州依显德府城廓而治，是合情合理的。渤海不可能将显州和显德府分而建置。因为《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明确说明：显州，“天宝中王所都”之地，即渤海王都的所在地。又《辽史·地理志》东京道条载：显州“本渤海显德府”。这两条史料均明确指出，显州是天宝中的王都所在地，也就是中京显德府的治所之地。将显州与显德府分在不同地方的做法显然是误断，主要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如东”二字。今延边龙井市的西古城即渤海的中京显德府和显州，亦即天宝年间的王都旧国之所。

（二）敦化六顶山渤海贞惠公主墓及和龙县贞孝公主墓的相关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根据敦化六顶山发现的渤海贞惠公主墓，渤海王陵的所在地亦应在敦化六顶山附近，并将这一观点作为支持旧国即敦化说的主要依据。其实，贞惠公主墓虽然在敦化六顶山发现，但这并不能说此地就是渤海初期王陵的所在地。因为在中京显德府即龙井市西古城附近也发现了贞孝公主的夫妇合葬墓，贞惠公主与贞孝公主均是文王大钦茂的女儿。贞惠公主是文王大钦茂的次女，贞孝公主是四女。这两座墓地均出土了墓志铭，从中可以了解到：贞惠公主死于大钦茂大兴四十一年（777），而贞孝公主则死于文王大钦茂大兴五十六年（792）。大钦茂的两位女儿分别于大钦茂迁都上京龙泉府之后的25年和40年死于外第。据墓志铭载：贞孝公主“粤以大兴五十六年夏六月九日壬辰，终于外第，春秋三十六，谥曰贞孝公主，其年冬十一月廿八日己卯陪葬于染谷之西原”。贞惠公主“粤以宝历四年夏四月十四日乙未，终于外第，春秋四十，谥曰贞惠公主。宝历七年冬十一月廿四日甲申，陪葬于珍陵之西原”。根据上述墓志铭载；贞孝公主死于大兴五十六年六月九日，时隔五个月后，于当年十一月廿八陪葬于染谷之西原。而贞惠公主则死于宝历四年（即大兴四十一年）四月，时隔近三年后又陪葬于珍陵之西原。所谓外第，就是指王都所属之地以外的王侯功臣宅院。据《初学记》卷24引《魏王奏子》载：“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爵虽列候，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可见大钦茂的两位公主下嫁之后，均死于王都所属之地以外的王侯之家。贞孝公主是死于中京显德府之地，葬于染谷西原，其墓地位于今和龙县龙头山上，东北距和龙县城约50华里，1980年延边博物馆清理了贞孝公主的墓地。附近峡谷当为染谷之地，所陪葬者当为渤海王国的王侯功臣。奇怪的是墓葬只有陪葬者的墓志，而不见被陪葬者的墓志，即使在陪葬者的墓志铭中也没有发现被陪葬者的有关文字。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中朝联合考古队在六顶山上发掘的贞惠公主墓是一座渤海贵族大墓。附近有渤海敖东城址、城山子城址和永胜大型渤海遗址。敖东城及城山子山城如果确系渤海时期所建，当为渤海时期的重镇无疑。从贞惠公主陪葬之地近“珍陵之西原”碑铭上推测，其葬地当建于渤海王陵之一的珍陵附近。珍陵当在贞惠公主墓地东方求之。永胜渤海遗址距六顶山仅3公里，可推测为渤海王室祭奠珍陵的庙堂之类的建筑，而敖东城和城山子山城的建筑特点及出土文物多为辽金时期，这两处古城的文化性质和修建年代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就目前来看，敖东城外城周长仅1200米，且有辽金的马面建筑，出土渤海的典型器物很少，而城山子山城则尚未见到明显的渤海遗物。因此，这两座古城的确切修建年代可能晚于渤海。总之，贞孝、贞惠公主都死于下嫁的外第，都死于文王大钦茂之前。贞惠公主墓志铭中所说的“珍陵之西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珍陵”是渤海王陵之一，然而关于渤海王陵是否均在一地？珍陵究竟是谁的王陵？王陵与旧国是否同为一地等诸多问题，都是历史悬案。此外，贞孝、贞惠公主的陪葬地均记有西原之说，此西原所指到底为何意？也需仔细斟酌分析。若仅以贞惠公主之墓在珍陵之侧的论据，即认定旧国的所在地未免有些牵强，因为旧国为王都之所，王陵当然要与王都之间有一定距离。更何况今敖东古城与城山子山城的规模极小，均不符合旧国王都的基本条件。敖东古城的外城仅有1200米周长，而城山子山城的周长仅有2000米，且古城内没有大型宫殿建筑和高句丽、渤海时期的典型器物出土。今延吉城子山山城与龙井市西古城均有大型宫殿建筑，其规模气势均与旧国王都之所相吻合，为旧国之地无疑。

综上所述，渤海的东牟山就是今延吉市东约10公里处的城子山山城，亦即大祚荣建立的震国所在地。城子山山城下的海兰江即史书所称的奥娄河，而布尔哈通河就是渤海迁都上京之前的忽汗河，亦即唐朝册封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及领地的地名由来。大钦茂迁都上京之后，忽汗之地名也随之侨置上京之地，今和龙县头道平原西北部的西古城即渤海中京显德府、显州所在地，亦即贾耽《道里记》所说的“天宝中王都”所在地，西古城、城子山山城的周边地域即为旧国之意。无论从地望、地脉及地理位置，还是东牟山地名的含义、出土文物、相距里程和相关的山川地名、古城规模等方面看，城子山山城无与文献记载一一相合，东牟山为延吉市郊区的城子山山城之说可成定论。